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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当上皇帝之后，激浊扬清，表现出了一位中兴天子的气象。从当时皇帝发布的各种诏书文告上看，他很是诚恳，并没有玩弄权术，欺世盗名的迹象。
徽宗登极之后，有九个月时间，由向太后垂帘听政。这位太后和她的婆婆宣仁太后一样讨厌变法派，于是请一位老成持重的保守派人物韩忠彦担任宰相。很快，这位对国政没有什么兴趣的太后就宣布归政，三个月后便驾鹤西去。此时的第二宰相就是那位拥立徽宗即位，斥责章惇居心叵测的曾布。这位曾布不是一个简单人物，其实他与章惇一样，都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拥护者。但他很讨厌章惇，原因是章惇过于强行霸道，压得曾布无法出头。另一方面，他也不喜欢蔡京。当时，他是知枢密院事，主管全国的军事工作。而蔡京一心盯着的也是执政的位置，这让曾布很不舒服。我们知道，执政与知枢密院事是一回事，只是叫法不同而已。而蔡京乖巧，很会讨喜，这使曾布分明感觉到了压力。因此，怎样才能将章惇和蔡京排挤出京师，曾布当时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如今，需要对付韩忠彦了。曾布在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他劝告皇帝，要继承父兄神宗皇帝与哲宗皇帝的遗志，发扬光大他们的革新变法事业与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民富国强，长治久安，实现朝代的夙愿。对于如今年满二十，血气方刚，思量着有所作为的皇帝，这样的劝告应该是有说服力的。而且，经过父兄两代人变法革新的努力，民间百姓的生活可能更糟了，但这是皇帝不大容易看到的。而官府的经济收入上，显然是大大好转了，这却是皇帝每天都能知道的。到徽宗即位后，蔡京当宰相时，北宋的国库即便不是开国以来最富裕的，也肯定相当好过。蔡京就曾经喜悦地告诉皇帝：现在，国库里的积盈多达五千万。尽管这是在付出培养起一大批如狼似虎的贪官污吏、丧尽人心地盘剥敲诈民间和士大夫阶层分裂为朋党无休止顽强斗争的重大代价之后才取得的。但是，正如西谚所说：青年人相信许多假东西，老年人怀疑许多真东西。青年人喜欢相信许多坏东西，老年人喜欢怀疑许多好东西。二十岁的、很想奋发有为的徽宗皇帝当然愿意相信仓库里堆放着的真金白银，这些显然不是假东西和坏东西。他肯定不愿意或者也可能是没有能力深入探究帝国肌体为此所遭遇的重大创伤。或者，他也许根本就不认为自己一心想为国家好，还会造成什么新的创伤。
很有可能，这就是建中靖国年号只用了一年就改成崇宁的重要原因。这里的“宁”指的是熙宁，即父亲神宗皇帝推行变法的年代，“崇”应该是推崇、崇尚之意。现在，天才艺术家宋徽宗赵佶开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轻佻了。
另一方面，曾布的政治主张得到了不少朝臣的拥护，这还不够。对付韩忠彦这样的保守派，他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支持者。在他的盘算中，如果赶走了现任宰相，自己极有可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宰相，这样，他应该不需要过分担心蔡京的威胁了。因此，他可能参与并支持了皇帝对蔡京的起用。而此时，敌对一方的宰相韩忠彦，表现得却不但平庸，而且糊涂。史书记载，这位宰相柔懦，木讷，不善表达，在政治上，他没有能力阻止皇帝向变法派一方的大幅度立场转变，作为变法的反对派先失一分。在政务上，虽然权位在曾布之上，却事事受到掣肘，“事多决于布”，无所作为，而连连丢分。最后，被曾布挤兑得实在难受了，这位宰相居然恨恨地说：“布之自为计者，绍述耳。吾当用能绍述者胜之。”意思是说：你曾布以继承先皇帝遗志为能事，我就找一个比你更能继承遗志的人来干掉你。这就谈不上什么政治作为，变成只要快意恩仇就行的玩闹了。
而他所说的更能继承遗志的人，就是蔡京。
至此，已经很难有什么其他政治力量能够阻止蔡京三级跳般地回到帝国权力中枢了。为蔡京优美的三级跳加油助跑的，则是他本人出色的艺术才华和宦官童贯的鼎力相助。史书记载说，有一年夏天，两个下级官吏极为恭谨地侍奉蔡京，不停地用扇子为他扇凉。蔡京心中喜悦，于是要过扇子，在上面为他们提了两句杜甫的诗。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两个家伙忽然喜气洋洋地阔气起来。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的扇子，被一位亲王花两万钱买走了。两万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一户普通人家一年的花销。而这位亲王，就是登上皇位之前的宋徽宗。可以想见，这位本身就是书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爱蔡京的作品。
而此刻，宦官童贯作为绝好的中介，进一步加深了皇帝的这种喜爱。
公元1101年，即建中靖国元年的初秋时节，宦官童贯作为内廷供奉官，被派到杭州设立明金局，其职责就是为皇帝征集文玩字画。此时，蔡京贬居杭州已经将近一年。据说，他恰到好处地为童贯提供了一份名单，并帮助他出谋划策，使杭州城里流藏民间的几件传世不朽之作，落入童贯手中。其中，有王佑军的字，顾闳中的画，还有宋徽宗最为喜爱，梦寐以求的南唐周文矩真迹——《重屏会棋图》，这使童贯在侍奉不久的主子面前大为露脸。蔡京自己精心创作的一些字画作品自然也没有湮没无闻。
此次设立明金局，表明徽宗并没有打算用励精图治埋没自己的闲情逸致，风流才子型皇帝的轻佻性格再露端倪，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而童贯与蔡京二人也就此结下了相互支援、牢不可破的友谊。事实表明，在未来的岁月里，正是这种可怕的友谊，诱惑着、裹挟着宋徽宗，将大宋帝国一步步拖下了灾难深重的泥沼之中。
在此前后，一位名叫邓洵武的起居郎，就是专门负责记录天子大大小小各种各样言论举止的机要生活记录秘书，为皇帝画了一张《爱莫助之图》，也给我们的艺术家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
邓洵武先对皇帝说：“陛下是神宗先帝的儿子，现在的宰相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当年先帝创制新法以利天下苍生，韩琦曾经百般反对。如今忠彦做了宰相，废止了先帝的法度，这就表明，忠彦能够继承父志，陛下却做不到。”
这家伙真是挑拨离间的高手，一番话说得皇帝黯然神伤且怦然心动。
邓洵武接着侃侃而谈：“陛下如果想要继承父兄之志，现在的朝中没有人能帮助您。”
说着，他给皇帝展开了一张图，就是那张著名的“爱莫助之图”。
这张图仿效《史记》中的年表，按照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类，每类又分为左右两栏，左边为变法派，右边为保守派。结果，变法派的左边，人名寥寥无几，从上到下只有五、七人而已。宰相执政一级的，只有执政一人。而保守派的右边，则有密密麻麻的一百多人，宰执公卿满朝文武，“盖举朝无遗焉”。最后，在左边变法派的最上面，用小字密书着一个名字于宰相之下。皇帝细细看去，乃蔡京二字。
邓洵武告诉皇帝：假如皇帝要继承父志，就非用蔡京不可。
公元1102年，即崇宁元年五月，韩忠彦罢相。蔡京官至尚书左丞，已经是副宰相职级，大约相当于宰相助理的样子。这种快速提升足以令人眼晕。曾布觉得不好时，已经无力阻拦了。更糟糕的是，此时的蔡京对曾布根本就不假以颜色，该出手时就出手。做了尚书左丞还没满月，蔡京就用一份奏章彻底断送了曾布的宰相梦想和第二宰相的宝座。
事情起因于曾布的不争气。
他向皇帝推荐陈佑甫担任户部侍郎。这位陈佑甫偏偏是他的儿女亲家。陈佑甫的儿子陈迪是曾布的女婿。按照大宋的规矩，宰相是不能举荐自己亲属担任要职的。
蔡京立即动本参劾。
他的话狠辣而简明：“爵禄者，陛下之爵禄，奈何以宰相私其亲？”官职俸禄是皇帝的，你宰相怎么能够以权谋私，私相授受给自己的亲属？
曾布不服，喋喋不休地在皇帝面前驳斥蔡京，为自己辩解，不知不觉间声色俱厉起来。于是构成了当年他斥责别人的另外一条罪名：在天子面前无人臣之礼。徽宗拂袖而起，相当不快。御史大夫们见此情形一拥而上，交相弹劾。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呼吸立成祸福，喜怒邃变炎凉”。意思是说曾布势焰熏天，喘口气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喜怒哀乐之间就可以改变天地间的冷暖炎凉。曾布别无选择，只能辞职。皇帝接受其辞呈。
这还没完。蔡京乘胜追击，弹劾他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将他的几个儿子一网打尽，抓进开封府锻炼周纳（刑讯逼供、罗织罪名之意），迫使曾布低头认罪。结果曾布再次贬官，被发往太平州居住，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当涂县。从此，曾布噩梦不断，直到五年后，在郁郁寡欢中死去。
一个月后，蔡京坐到了曾布的位置上，成为帝国第一副宰相。此时，他的官衔是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个职衔，习惯上已经被认为是拜为宰相了。一般说来，它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列为宰相，但名次在后，因此，说它为第二宰相或许更合适。
拜相制书下达后，徽宗在延和殿召见蔡京，问道：神宗皇帝变法改制，哲宗皇帝继承之。可是经过两次翻覆，至今国是未定。我要继承父兄遗志，先生有何指教？
史称，蔡京连连叩首说：将死而后已，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
史又称：“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也就是说，朝野上下寄希望于他有所作为。
蔡京果然有所作为。
当国之初，他动作迅速地帮助皇帝完成了两个出尔反尔的重大转变：第一个动作，是将元祐党人，也就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人士彻底打进地狱。
皇帝即位之初，曾经发布煌煌文告昭示天下，将以至正大公的胸怀，不偏不倚地对待变法与保守两派，以期利国利民。如今，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言犹在耳，事情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徽宗下达了一道禁止元祐年间所行法政的诏书，措辞的强硬与严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谦抑与温和。以此为开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整治保守派人士的元祐奸党案及其元祐党人碑。
蔡京为皇帝提供了一份元祐奸党名录，其中包括了以人品官声享誉当时、以文化成就震烁古今的司马光、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程颐、范纯仁等数百人。当年，章惇修理政敌时，曾经提议皇帝把司马光的坟刨开，鞭尸三百。如今蔡京没有那么粗野凶暴，那么小儿科，但却更加阴柔老辣。他将锋芒直接指向这些政敌们生前身后所最珍视的部分：千秋名节、子孙后代的尊严，还有他们的现实生活。
徽宗皇帝以自己优雅高超的书法艺术，先后两次亲手书写元祐党人碑，分别刻于端礼门的石碑和文德殿门的东壁之上。并由书法艺术同样高超的蔡京书写颁示天下州县，命令各地刻立石碑，用以惩恶扬善。据说，直到今天，在某些地区还能看到这种石碑。从公元1102年到公元1104年，也就是崇宁元年到崇宁三年，这种政治迫害运动具有了相当程度的深度与广度：当时，这些被列入奸党名录的人，大多已经故世，于是，迫害的锋芒主要指向他们的著述和子孙后代。
名列奸党的许多人，是当代的学术泰斗或文坛领袖。这使禁绝销毁他们的著作成为当务之急。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黄庭坚号称苏门四学士之一，他的一句“春归何处？”，曾经问得诗苑词坛一时间黯然失色。与苏东坡比较起来，这位影响巨大的诗人虽然只能屈居二流。但是禁绝销毁奸党著述却是由他首当其冲。其起因相当猥琐无聊：黄庭坚名列奸人党籍之后，被贬黜到湖北降管勾玉隆观，这是个仅次于撤职罢官的闲职。湖北转运判官名叫陈举，此人很想借黄庭坚的文名抬高自己的身价。于是，有一次黄庭坚应邀撰写一块碑文时，陈举要求在碑文撰写人的落款上，把自己的名字添加上去。黄庭坚不愿意，拒绝了。于是，这位相当于省一级主管日常工作秘书长的陈举，便在碑文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了一些词句，举报黄庭坚诽谤朝政。他有意将举报交到了副宰相赵挺之手中，原因是他知道赵挺之与黄庭坚不和。果然，赵挺之立即向宋徽宗报告。结果，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黄庭坚被进一步贬窜到岭南，并死在那里。另一方面，则是大举开始了禁绝销毁奸党著述的运动。
为此，大艺术家徽宗皇帝发布了一系列诏书。他先是下令，天下碑、碣、榜、额，凡是苏东坡书写的，要全部销毁。又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以及马涓等人文集、范祖禹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攽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书的印版悉数焚毁。在蔡京的怂恿下，皇帝进一步下诏，焚毁苏轼的《东坡集》并后集印版。毁掉司马光、范纯仁等人的画像。司马光的伟大史学著作《资治通鉴》也在焚毁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