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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公正的角度来看，杨坚能够在不到一年的短暂时间内，像从火中取栗一样，将混乱不堪、动荡不安的局面整顿得井井有条，这确实是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事情。首先，我们来谈谈为什么说这是简单的。杨坚所处的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政治动荡、政权更迭频繁、皇帝如同走马灯般轮换的时代，令人目不暇接。在那个时代，通常的规律是，只要你能够在一个旧的王朝中站稳脚跟，无论通过何种手段，只要你能够逐渐积累起一定的声望和实力——这通常都是通过战功来实现的——那么你就拥有了争夺国家权力的机会，当然也包括最高权力。而即将成为大隋天子的杨坚，他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依靠了他祖先的军功，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文治武功，手中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然而他却成为一代开国之君。这种情况自然会让很多人感到不服气。清代的学者赵翼曾经评论说：“自古以来，获得天下的容易程度，没有比隋文帝杨坚更甚的。他凭借岳父的关系，在周宣帝早逝之际，通过与郑译等人合谋矫诏辅政，最终安坐江山，夺取了帝位。”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借鉴前人智慧的嫌疑。实际上，类似的观点和言论，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时期，李世民就已经表达过了。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相距并不遥远，再加上隋唐两代以及杨李两家之间存在着一些特殊的渊源关系，李世民在谈论政治和历史时，经常会引用前朝君主的例子来进行说明。在他的著作《贞观政要》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类似的记载。例如，他在评价隋文帝时说道：“此人性格极其细致，但内心却并不明智。一个人如果内心不够明智，那么他的判断和理解就会出现障碍；而如果过于细致，就会对事物产生过多的怀疑。此外，他通过欺骗孤儿寡妇的方式夺取了天下，因此常常担心群臣内心不服，不愿意信任各个部门和官员。每一件事情他都要亲自做出决定，虽然这样会耗费他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但往往并不能完全符合事理。”
杨坚的成功，虽然在表面上看似轻而易举，但实际上却蕴含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复杂因素。首先，他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稳定局势，这本身就显示出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手腕。他必须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同时还要巧妙地处理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次，杨坚虽然没有自己的军队，但他却能够巧妙地利用现有的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通过各种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不仅需要赢得人心，还需要在各种政治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这都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策略。最后，杨坚的成功也离不开他个人的品质和魅力。他能够在动荡的时代中保持冷静和理智，这使得他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尽管杨坚的成功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却是他个人能力和时代机遇共同作用的结果。
李世民对隋朝的轻视态度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蔑视之情溢于言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剑桥中国隋唐史》中的描述则显得更为客观和公正。在这部权威的历史著作中，作者详细阐述了隋朝如何作为北周的继承者而崛起。书中指出，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即后来的文帝）出身于西北的关陇贵族，与北周的统治王室有着相似的背景。杨坚的家族曾经为北魏和西魏效力，而这个家族本身就是创建北周的几个强大家族之一。除了杨坚的家族，书中还提到了其他几个重要的家族，包括独孤氏（杨坚妻子的家族）以及未来唐朝的李氏。这些家族通过错综复杂的婚姻纽带相互联系，同时也与北周的王室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尽管隋朝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标志着一个巨大的断裂，但根据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隋朝的继承和创建实际上只是宫廷政变的结果，是西北地区一个贵族家庭取代了另一个家族的统治地位。而唐朝的继承过程也只不过是将皇位从这个紧密结合的家族集团中的一个家族转移到了另一个家族而已。
说杨坚容易，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成立的。
当然还有并不容易的许许多多。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杨坚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好运砸中了头。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形势异常严峻，如果你不迅速抓住这个意外降临的机会，并且立即采取行动，将其发展壮大，那么不仅这个意外的好运会被其他人夺走，甚至连你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无法保障。换句话说，如果你不选择成为一个掌握实权的权臣，那么你的生命和财产就会完全掌握在皇帝的手中；而一旦你决定成为权臣，将皇帝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表面上看似安全稳固，但实际上潜在的风险也在成倍增加。这样一来，不仅其他人会将你视为异类，就连你自己也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成为异类。而身为异类，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不仅会被人轻易攻击，还会留下千古骂名。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曹操在三国时期不就是如此吗？我们本朝的权臣宇文护不也是最终难逃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吗？
“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
这是当初杨坚在禁中初掌权柄，何去何从还没有完全想好的时候，其夫人独孤氏派心腹家将李圆通入宫转告的话。
“公无党援，譬如水间一堵墙，大危矣。公其勉之！”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曾经与杨坚一同在太学求学，后来一度成为隋朝的重要大臣，但最终却因为被诬陷谋反而遭到处决的元谐，也曾对杨坚说过类似的话。形势显然是异常严峻的。紧接着，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这三位总管公然举兵挑战，形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然而，幸运的是，在此之前，杨坚已经通过三个系统的亲信，分别控制了京师部队、中枢部门以及相府要务，从而使得中央对地方具有得天独厚的强势与优势。
此外，长期的动乱已经让人们厌倦，人心思定，渴望安定的生活。再者，由于胡汉杂处，人们早已是人心思汉，渴望一个统一的国家。更何况，历史上昏君暴君连连迭出，人们也迫切希望看到新君是否能带来新的气象。在这种背景下，由尉迟迥等人首先发难的武装叛乱，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件好事。好就好在，这几个武夫的贸然摊牌，反倒让杨坚省却了许多拉拢收买、甄别忠奸的工夫。随着平叛的胜利，那些从来都是见风使舵的大大小小的官僚们开始纷纷劝进，此事甚至成了文武百官表明自己政治态度和争取晋身之阶的大好机会。
在公元580年的九月，司马消难的叛乱刚刚被平息，杨坚便以叛臣之女为借口，废黜了静帝司马皇后，将其贬为庶人，完全无视了皇上的存在。紧接着，他迫使静帝废除了左右丞相的职位，只保留了大丞相一职，并由他自己担任。一个月后，杨坚进一步扩大了冢宰的职权，总摄其他五官府，从而独揽了朝政大权。到了那一年的年末，四十岁的杨坚被晋封为隋王。
第二年的年初，朝廷颁布了新的年号“大定”，以此来象征“四海宁一，八表无尘，元辅执钧，垂风扬化”。在举国上下一片歌功颂德之声中，杨坚改称相国，总揽百揆，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享受了九锡之礼，并建立了天子旌旗，出入警跸。正如一个骚动于母腹中急于坠地的胎儿，只要吉日一到，大隋帝国即将呼之欲出。
术士选定的上上大吉的日子是那一年二月十四甲子之日。
正如后来成为隋朝第二代帝王的儿子杨广那样，杨坚也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既独特又富有深意的年号——开皇。杨坚一直自视为护法金刚，据说这个年号的含义是“圣皇启运，像法载兴”，象征着新皇的登基是天命所归，意味着他将“祗奉上玄，君临万国”，成为“生为人王”的真命天子。这个年号不仅体现了杨坚对自己统治地位的自信，也传达了他希望开启一个新时代，振兴佛法，使国家繁荣昌盛的美好愿景。
而他儿子杨广给自己起的年号是“大业”。
两代父子都表现出要除旧布新、大治天下、开创万世基业的宏伟抱负。
随着开皇元年的钟声敲响，大隋帝国如旭日东升，照亮了这片历经战乱的大地。杨坚，这位昔日的权臣，如今已是一国之君，他深知肩上担子的重量。他不仅要稳固新生的政权，更要实现他心中那幅幅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的宏伟蓝图。
为了巩固统治，杨坚首先着手改革官制，废除北周冗杂的官僚体系，设立三省六部，明确职责，提高行政效率。同时，他推行均田制与租调制，减轻百姓负担，鼓励农耕，使得经济逐渐复苏，国库日渐充盈。在文化上，他倡导儒学，恢复汉制，加强了对世人的笼络与教化，使得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然而，权力的道路上从不缺少挑战。尽管杨坚已经手握大权，但内部的反对势力依然暗流涌动，外部的边境也时有侵扰。为了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他采取了铁腕手段，一方面严厉打击异己，另一方面则加强边防，派遣能臣良将镇守四方，确保国家安宁。
在军事上，杨坚更是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与决断。他亲自主持制定了战略方针，先后平定了南方的陈朝、北方的突厥等强敌，极大地扩展了隋朝的疆域，实现了自汉末以来久未实现的统一大业。这一系列的胜利，不仅增强了隋朝的国力，也极大地提升了杨坚在百姓心中的威望。
然而，权力的巅峰往往也是孤独的起点。杨坚在享受无上荣耀的同时，也面临着亲情的考验。他与独孤皇后的深厚感情，以及对于儿子们的期望与担忧，都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尤其是太子杨勇与次子杨广之间的储位之争，更是让他心力交瘁。最终，他做出了一个让他自己也无法完全释怀的决定——废黜杨勇，立杨广为太子。
只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三十来年，对着神州大好河山指指点点、有权自起年号的就换了人。那人姓李，单名一个渊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