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孔子之幼年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孔子出生于一个士族家庭，这样的家庭中必然会有用于祭祀和礼仪活动的俎豆礼器。他的母亲也来自一个士族家庭，在孔子的乡党亲戚中，士族家庭的数量相当多。作为一个士族成员，必须学习和掌握各种礼仪。孔子在童年时期，耳濡目染，常常在日常生活中以礼仪为游戏，已经表现出了一个士族家庭中优秀儿童的特质。
二、孔子十五志学
孔子自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关于孔子在幼年时期的教育情况，我们并没有太多详尽的资料可以参考。然而，根据历史记载，当时在士族家庭中，礼乐、射箭、驾车、书写和算术这六艺是被广泛传授和学习的，这些技艺被视为进入社会、谋生的重要手段，也被统称为儒业。《说文解字》中对“儒”的解释是：“儒，术士之称。”这里的术士，实际上就是指擅长各种技艺的人。因此，儒在当时社会中是一个特定的行业，一种身份的象征，它在孔子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例如，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和他的祖先孔防叔，虽然他们并不属于贵族阶层，但也不等同于普通平民，他们同样属于士这一阶层，所从事的职业也就是儒业。
然而，自从孔子出现之后，儒业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孔子曾经对他的弟子子夏说过：“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这表明在孔子之前，儒业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孔子希望他的弟子们不仅仅是为了职业而学习儒业，而是要追求更高的道义和道德修养，成为具有高尚品德的君子儒，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掌握技艺的职业儒。孔子对子夏的告诫正是体现了他的这一教育理念。
孔子又曰：
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
从古代的历史背景来看，那个时代的所谓学问，主要是为了追求进入贵族阶层，获得一个职位，以此来维持生计，获取一份稳定的粮食收入。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么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小人儒”。孔子所倡导的学问，不仅仅是学习六艺，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探讨这些技艺背后的意义、起源和演变过程，以及它们的是非得失。通过这样的深入研究，人们才能真正理解学问中蕴含的道义。孔子所推崇的“君子儒”，是指那些在自己的职业领域中坚守道义，以阐明和践行道义为首要任务的人。如果所从事的职业与道义相违背，他们宁愿放弃职位，也不愿违背自己的原则。这就是孔子所传授的儒学精神。从那以后，儒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成为百家争鸣的先驱，而不再仅仅是一种职业。孔子曾说自己十五岁立志于学问，这不仅仅是指自己愿意勤奋学习儒家的各种技艺，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学术方向和追求。孔子在父母去世后的第五天，他尝试弹奏琴，却发现自己无法弹出和谐的旋律。然而，到了第十天，他却能够演奏出悠扬的笙歌。在古代中国的传统中，父母去世后，满一年称为小祥，满两年则称为大祥，这两个时刻都有相应的祭祀活动。这里的描述应当是指孔子母亲去世后的两年大祥之祭。尽管当时的孔子还处于少年时期，但他已经表现出对礼乐的深刻理解和执着追求。这种对礼乐的坚持，正是孔子十五岁立志学习之后的精神风貌。
三、孔子初仕
士族习儒业为出仕，此乃一家生活所赖。孔子早孤家贫，更不得不急谋出仕。
《孟子》：
孔子尝为委吏矣，日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日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委吏这一职位主要负责管理和监督仓库中的物资储备和分配，确保各类物资的储存和使用得当。而乘田则是负责监管和管理牛羊等牲畜的放牧和繁殖，以保证牲畜数量的增加和健康。在古代，贵族家庭常常会聘请有学识和品德的儒士来担任这些职务，以期通过他们的智慧和管理能力，使得家族的物资和牲畜得到更好地管理和利用。
孔子自曰：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担任委吏这一职务，必须精通计量升斗的工作，负责账目的出入和管理。而作为乘田，每日早晚都要进行饲养牲畜的工作，确保它们的放牧和归栏。这些工作通常被认为是低微而琐碎的事务。孔子在年轻时，由于地位并不显赫，因此他不得不学习和从事这些卑微的工作。正是这些经历，让他对社会底层的劳动有了深刻的理解和体验。
《家语》：
孔子年十九，娶于宋开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脱，故名日鲤而字伯鱼。开官氏亦在鲁，见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云宋开官氏，则亦如孔氏，其家乃自宋徙鲁。古者国君诸侯赐及其下，事有多端。或逢鲁君以捕鱼为娱，孔子以一士参与其役，例可得赐。而适逢孔鲤之生。不必谓孔子在二十岁前已出仕，故能获国君之赐。以情事推之，孔子始仕尚在后。
《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昭子问少眸氏官名云云，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在孔子二十七岁那年，他肯定已经开始了仕途生涯，因此才有机会见到其他国家的君主。由此可以推断，孔子开始担任官职的时间应该是在这之前。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那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关于这件事情发生在哪一年，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当事人在那个时候已经步入仕途，因此才有机会参与太庙的助祭活动。在那个时候，他被人们称为“聚人之子”，这表明他当时还很年轻，很可能还不到三十岁。然而，即便如此，孔子在那个时候已经因为精通礼仪而闻名遐迩。因此，有人对他提出了质疑，认为他的行为并不符合礼仪。孔子听到这些质疑后，用反问的语气说道：“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礼仪吗？”这反映出当时鲁国太庙中存在着许多不符合礼仪的仪式。
如三家之以雍彻，孔子曰：“雍之歌，何取于三家之堂？”
此乃明斥其非礼。但在孔子初入太庙时，年尚少，位尚卑，明知太庙中种种非礼，不便明斥，遂只装像不知一股，问此陈何器？此歌何诗？其意欲人因此反省，知此器不宜在此陈列，此诗不宜在此歌颂。特其所若缓；而其意则峻。若仅是知得许多器物歌诗，习得许多礼乐仪式，徒以供当时贵族奢僭失礼之役使，此乃孔子所谓仅志于谷之小人儒。必当明得礼意，求能矫正当时贵族之种种奢僭非礼者，乃始得为君子儒。孔子十五志学，至其始出仕，已能有此情意，达此境界，此远与当时一般人所想象之所谓知礼不同，则宜乎招来或人之讥矣。
孔子又自曰：
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了解孔子的学问，并非仅仅是为了追随时代的潮流，而是真正地为了追求学问而学习。如果只是为了追随时代的潮流，为了职业而学习，那么这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志于学问。孔子的志于学问，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学问，能够贯通古今的学问。孔子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对此有所领悟，并立志去追求，这可以说是卓尔不群，与众不同。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孔子已经达到了一种独立自主，坚定不移的境界。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学问已经有所成就，而不是随波逐流，随大流。这一过程，我们可以在孔子进入太庙的记载中窥见其大致的轮廓。
一、孔子授徒设教
孔子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担任过一些官职，根据历史记载，我们知道他曾经担任过委吏和乘田这两个职位，但这些职位的任期似乎并不长。当孔子年过三十时，他似乎就退出了仕途，开始在家专心致志地教授学生，设立自己的教育机构。从这个时候起，孔子逐渐成了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的学问并不是当时普通士人所追求的那种学问，他的教育方式也不同于当时一般士人的教育方法。因此，孔子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导人为大道为职业的教育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后世尊之曰：“至圣先师”。
孔子自曰：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在古代，人们为了学习各种技艺，如礼乐、射箭、驾车、书法和算术等，以便将来能够进入仕途，获得稳定的粮食和俸禄，纷纷投师求学。在那个时代，从师学习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学生们必须遵循一定的礼仪，其中包括向老师赠送见面礼。求学的过程中，学费也是必不可少的。束修，即一束干肉，是学生初次拜见老师时所送的礼物，这在所有礼物中是最为简朴的一种。然而，根据每个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同，他们对老师的敬意也会有所不同，有的丰厚，有的则相对较少。这种敬仪实际上类似于现代的学费，老师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维持生计。因此，孔子在开始收徒授课之后，便不再出仕为官。这样一来，他在日常生活中拥有了更多的自由，从职业角度来看，他享有相对独立的地位。
《左传》昭公二十年：
卫齐豹杀孟絷，宗鲁死之，琴张将往吊。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
在那一年，孔子正值三十一岁的年纪。他的弟子琴张，也在那个时期已经开始跟随他学习。我们知道，孔子在三十岁之后就开始了授徒讲学的生涯。
《左传》昭公七年：
公至子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
在这个时期，贵族阶层不仅普遍存在着奢侈和僭越礼制的行为，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学习和了解礼仪感到厌烦，甚至不屑一顾。孟僖子作为鲁国的重臣，陪同鲁国国君出访郑国，然后前往楚国。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各种礼仪场合上多次显得手足无措，无法妥善应对。回国后，他深感懊悔和遗憾，对自己在礼仪方面的无知和无能感到羞愧。其卒在昭公二十四年，时孔子年三十五，授徒设教已有声誉，故孟僖子亦闻而知之。临死，乃遗命其二子往从学礼。说为南宫敬叔，何忌为孟懿子，两人同生于昭公十二年，或是一母双生。其父之卒，两人皆年仅十三，未必即前往孔子所从学。至二人在何年往从孔子，今已不可考。其时孔子所讲之礼，多主裁抑当时贵族之奢僭非礼，然当时贵族乃并不以孔子为忤，并群致敬意。至如孟僖子之命子从学，则尤为少见。此层亦为论孔子时代者所当注意。
二、孔子适齐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将帝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帝是大祭，万是舞名。业此舞者，是日，皆往季氏之私庙，而公家庙中舞者仅得两人。其时季孙氏骄纵无礼，心目中已更无君上，而昭公亦不能复忍。君臣起衅，昭公遂奔齐。
孔子谓季氏：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是舞列。八佾者，以八人为一佾，八八六十四人。此章所斥，或即鲁昭公二十五年事。孰不可忍者，谓逐君弑君在季氏皆可忍为之也。或说：季氏如此无君，犹可忍而不治，则将为何等事，乃始不可忍而治之乎？是孔子已推知季氏有逆谋，鲁国将乱，其发为此言，固不仅为季氏之僭越而已。较之子入太庙一章所载语气意态大不相同，见道愈明，出辞愈厉。此亦可见孔子三十而立后之气象。
《史记·孔子世家》：
季平子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乾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
在那一年，孔子正值三十五岁的壮年时期。根据史料记载，他前往齐国，这一行为发生在鲁昭公被迫流亡之后，他为了躲避当时的混乱局面而选择离开。关于孔子前往齐国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是在鲁昭公被逐出鲁国之前，孔子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事件的征兆，并提前做出了行动，但这一说法目前尚无法确定。孔子在齐国期间，有幸聆听到了《韶》乐的演奏，这首古乐的美妙使他深深陶醉，以至于在听完后的三个月里，他竟然忘记了肉的滋味，完全沉浸在音乐的美妙之中。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史记·孔子世家》：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韶乐，相传是古代圣王舜所创作的音乐。关于韶乐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舜帝之后，有一个名为遂国的小国，后来被强大的齐国所灭，因此齐国得以拥有韶乐。另一种说法则是，陈敬仲在逃亡至齐国时，由于陈敬仲也是舜的后代，他带着韶乐一同前往齐国，所以齐国才有了韶乐。根据《史记》中的记载，在三月的某段时期，孔子曾经学习韶乐，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以至于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完全沉浸在韶乐的世界中，甚至忘记了肉的味道。孔子对音乐的热爱和对学习的专注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如果仅仅从《论语》中的简短描述来看，似乎孔子在听到韶乐后，竟然三个月都忘记了肉味，这可能会让人误解为孔子的心思有所停滞，但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孔子对学习的渴望和热情。因此，要真正理解《论语》中的这段话，必须结合《史记》中的详细记载，才能得到更准确地解释。
孔子自曰：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在古代，所谓的“艺”涵盖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技艺。这些技艺是当时学术的核心内容。然而，孔子却能够通过这些技艺窥见道德和哲学的真谛，将道德情感与艺术情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种独特的结合使得他的学问与当时其他儒士的学问大相径庭。孔子曾经向郯子请教官职的学问，向师襄学习弹琴。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孔子跟随师襄学习弹琴的具体年份，但可以肯定的是，孔子对音乐有着深厚的热爱和扎实的修养，因此他在齐国听到韶乐时，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学习得如此投入。子贡曾经说过：“夫子无所不学，又何尝有所谓固定的老师呢？”孔子学习韶乐长达三个月，其间必然有他的老师。他在与齐国太师讨论音乐时，这位齐国太师或许就是他学习韶乐的老师吧？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孔子，这位鲁国的杰出士人，流亡至齐国，齐景公特别安排了与他的会面，并向他请教了治国理政的智慧。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孔子在当时已经声名远扬，诸侯之间无人不知。尽管当时贵族阶层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但仍然有许多贵族能够放下身段，礼遇贤才，虚心求教，这也反映了当时我们祖先在历史和文化方面的深厚积累。在那个时代，齐景公的统治已经出现了问题，大夫陈氏在国内广施恩惠，赢得了民心，而景公本人则沉迷于后宫，宠爱众多，没有确立太子的地位。因此，孔子向景公提出了君主应当恪守君道，臣子应当恪守臣道，父亲应当恪守父道，儿子应当恪守子道的建议。孔子的话语虽然温和，但他强调，如果作为君主和父亲的人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又怎能期望臣子和儿子履行他们的职责呢？孔子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在告诫景公，他应当首先做好自己的本分。景公虽然对孔子的话感到愉悦，但却未能付诸实践，最终导致了继位问题的混乱，为陈氏发动政变、篡夺国家政权埋下了祸根。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这五个字，完美地勾勒出了孔子高尚品德的风貌，他的光辉如同灿烂的阳光，普照四方，令人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敬意和信任。当时的君主们也常常愿意主动向他请教政治事务。然而，如果真的想要重用孔子，那些与孔子理念背道而驰的邪恶势力必然会群起而攻之，竭尽全力地阻挠和破坏。因此，孔子的学说和思想最终未能在当时得到广泛地应用和实施，这种情况其实在他在齐国期间就已经初见端倪。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在这一章节中，齐景公与孔子的对话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点，前后两次的言辞有所不同。最初，齐景公在见到孔子时，对他的才华和智慧感到非常欣赏，私下里对身边的人表示，他打算给予孔子季孟之间的待遇。所谓季孟之间的待遇，实际上是指用对待卿大夫的礼仪来尊敬孔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齐景公的决心似乎并不坚定，他的态度逐渐变得冷淡，最终他说道：“我已经老了，无法再任用新人。”当时，齐景公的年龄已经五十多岁，他自称老迈，这足以显示出他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因此，当孔子听到这样的话后，便决定离开。
《孟子》：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
疑辨四
孔子在前往齐国的过程中，其具体的事迹中唯一可以确信的就是他曾经到过齐国。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孔子的其他说法，例如礼子曾经作为高昭子的家臣前往齐国，以及齐景公打算将尼谷的田地封赐给孔子，但晏婴却对此表示反对。这些说法在历史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质疑。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关于孔子的其他传说和记载，但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可信度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因此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三、孔子反鲁
《檀弓》：
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赢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
吴季札前往齐国的时间是在鲁昭公二十七年，这一事件在《左传》中有详细的记载。嬴博地区靠近鲁国的边境，孔子曾经从鲁国出发，亲自前往那里进行观察。根据史料记载，孔子在鲁昭公二十五年的时候曾经去过齐国，而在二十七年的时候又回到了鲁国，因此可以推断出孔子在齐国停留的时间大约只有一年。关于孔子在齐国停留的时间，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他留齐七年，也有人认为他曾经三次前往齐国，但这些说法都不太可信。吴季札在当时是一位贤德之人，孔子为了学习他的葬礼仪式，特地前往观察，这也体现了孔子“无不学而何常师”的学习态度。
有人曾经问孔子：“您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呢？”孔子回答说：“古书上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将这种孝道和友爱的精神运用到政治中去，这本身就是一种参与政治的方式。为什么一定要在朝堂上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呢？”
孔子以六艺为教学内容，这原本是当时人们进入仕途的阶梯。孔子通过施教而声名大噪，因此当时的人们都期望孔子能够出仕为官。然而，在孔子自己的观念中，出仕为政并非他的终极目标。孔子认为，如果出仕为政却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道义，那么还不如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这样至少还能践行儒家的道德规范。
孔子曾自述，他在十五岁时就立志学习，即是有志于学习和传承儒家之道。到了三十岁，他能够坚定地立身于这条道路。他还说，到了四十岁，他对这条道路不再有疑惑，即对世间的是非得失、个人的出处进退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随着名声的传播，孔子的交游越来越广，所面临的情况也越来越复杂，关系网也越来越大。然而，在孔子看来，这反而使他对儒家之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坚守道义的决心也更加坚定。因此，他并不急于求成地追求出仕为官的机会。
孔子又曰：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
在孔子年近五十的时期，皇侃曾经说过：“孔子在那个时候，年纪已经达到了四十五、六岁。”虽然这个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大致上也接近事实。孔子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升自己，他的教育事业同时也是他个人学术进步的时期。孔子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随着他的声誉和名望日益增长，鲁国的混乱局面也在逼近，形势的发展使得他最终无法长期闭门不出，不参与仕途。他期望在五十岁之前，自己在学术修养上还能有所提升，以便将来有机会参与重要的国家事务时，能够做到无过失。这里所强调的是孔子对于出仕行道的期望，并不是说在四十岁达到不惑之年后，仅仅在家设教，仍然可能会犯下严重的错误。
疑辨五
在这一章节中，＂亦＂字有时也被写作＂易＂，因此便有了孔子五十岁时学习《易经》的说法。关于这一点，前人提出了许多疑问和辨析，详细内容可以参见我在《先秦诸子系年·孔门传经辨》一书中的论述。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在仕途上没有得到重用，于是退而专心修订《诗经》《尚书》《礼记》和《乐经》等经典文献。他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多，甚至有许多来自远方的学生，他们无不接受孔子的教导。
孔子自齐返鲁，下至其出仕，尚历十三四年。若以三十后始授徒设教计之，前后共近二十年。此为孔子第一期之教育生涯。其前期弟子中著名者，有颜无繇、仲由、曾点、冉伯牛、闵损、冉求、仲弓、宰我、颜回、高柴、公西赤诸人。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日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日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晳后。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在这一章节中，我们可以窥见孔门师徒之间讲学和交流的欢乐情景，这正是当时孔门师徒之间亲密无间、充满欢声笑语的一个缩影。子路比孔子年轻九岁，而曾晳和曾参的父亲，可能比子路还要稍微年轻一些。因此，记录者在排列他们的名字时，将曾晳和曾参的父亲的名字放在了子路之后。冉有的年龄比孔子小了二十九岁，而公西华则是其中最年轻的，比孔子小了三十二岁。这一章节中的问答应该发生在孔子五十岁出仕之前。孔门讲学的本意是为了入世，因此才有“或知尔之问”的说法。子路擅长治军，冉有擅长理财，公西华擅长外交礼节，他们三人各自学习的领域都有其独特的专长，可以为社会所用。孔子听到这三位弟子的发言，其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然而，孔子却感慨于大道的广阔却难以得到应用，深深地惋惜这三位弟子一心进取，却可能没有遇到能够施展才华的机会。因此，孔子特别赞赏曾晰能够超脱世俗，放情于世外，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从容自得的乐趣。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在这一章节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孔子当时的生活处境非常艰难，然而他始终没有改变自己对道的热爱和追求。例如，曾点将他的心思寄托于外界事物，他总是期待在暮春时节穿上新衣，与成年的朋友们以及孩子们一同沐浴在沂水之中，享受春风的沐浴，他认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遇到令人愉悦的事情，才能真正感受到快乐。然而，孔子的快乐却无处不在，他的境界远比曾点要高得多。从那以后，只有颜渊能够接近孔子的境界。由此可见，孔子当时与曾点的一声叹息，其实是别有用心，别有感慨。他特地对子路、冉有、公西华等人说这番话，是为了让他们放宽心胸，不要过于急切地追求功名利禄，不要将世俗的事务看得太重。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道在我，虽饭疏饮水亦可乐。道不行，其事可伤可叹，亦非浴沂风雩之可解。当时凡来学于孔子之门者，皆有意于用世，然未必皆有志于行道。孔子与点之叹，为诸弟子之汲汲有意用世而叹也。此章乘桴之叹，则为道不行而叹。道不行于斯世，乃欲乘桴浮海，此所以为孔子，若曾点则迹近庄老矣。然乘桴浮海亦待取竹木之材以为桴，而此等材料亦复无所取之，此可想孔子所叹之深矣。子路虽汲汲用世，然孔子若决心浮海，子路必勇于相从。当时孔子师弟子之心胸意气，亦可于此参之。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居夷之想，亦犹浮海之想也。皆为道不行，而寄一时之深慨。此皆孔子抱道自信之深，伤时之殷，忧世之切而有此，非漫尔兴叹也。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颜渊，是颜无繇的儿子，他比孔子年轻三十岁，同时也比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子路年轻二十一岁。在孔子早期的教育活动中，颜渊加入孔子的门下相对较晚。在孔子的早期弟子中，孔子特别喜爱的弟子中，子路和颜渊是最受孔子宠爱的。有一天，孔子让他的弟子们各自表达他们的志向。后来，《论语》的记录者因为颜渊在后来的成就超过了子路，所以在这段文字中将颜渊的名字放在了子路之前。在当时的情况下，颜渊还不到二十岁，而子路则是他的父辈。子路首先回答，他希望能够与朋友们共享财物，没有自私自利的想法。而颜渊则能够从财物的分享进一步提升到德行和事业的追求。他拥有善行，但从不自吹自擂；他为他人付出辛劳，但从不认为这是自己施舍给别人的。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却能够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这与子路的胸怀和愿望实际上是相同的，但颜渊所学的东西显然更加深入。至于孔子，他不仅希望自己的内心只有人我一体的仁爱，而且希望与自己相处的其他人也能达到这种仁道的境界，共同达到化境，不再感到彼此之间有任何隔阂。对于老人，他以安详的态度去赡养他们，而老人也会感到他的赡养是安详的；对于朋友，他以诚信的态度去交往，而朋友也会以诚信回应他的交往；对于年幼者，他以恩情去关怀他们，而年幼者也会以恩情回报他的关怀。实际上，孔子的这种胸怀和愿望与子路和颜渊是相同的，只是孔子所学的东西更加深入而已。如果孔子的这种志向和理念能够在政治上得到施展，那么正如子贡所说的：“如果夫子能够治理一个国家，那么他所建立的制度将会稳固，他所倡导的道路将会通行无阻，他所安抚的人民将会前来归附，他所动员的民众将会和谐一致。”孔子怀抱着这样的理念，难道不期望它能够在世间广泛传播吗？上述引用的章节，大概都是在孔子五十岁出仕之前的生活，他的生活虽然简朴，但他与弟子们之间的讲学氛围真挚而生动，即使事隔两千多年，我们仍然能够生动地感受到那种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