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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旧说法，书分四类，“经、史、子、集”。以前的读书人主要读经史，经史是课本，子集是辅助教材，是课外读物。经史也有分别，经是基础讲义，史是专业课程，先习人事，再练世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指的就是这层意思。经是常道，世事变迁，但人的基本东西不会变，且会持久鲜亮。读经就是卫道，找天地人的大道理。读史是找德，德是什么？“德者得也”，行到有功便是德。“天之大德曰生”，繁衍后代是最大的德行。但德也是有局限的，比如那个“好”字的结构，女有子为好，妇人得了儿子才是好。还有明人陈眉公的那句话，“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德的旧观念。笼统地说，德是高尚行为的结果，在一个朝代里，哪些行为是高尚的？哪些行为是卑劣的？不是这个朝代里的人可以定论的，有权有势也不行，皇帝说了也不算，这就是史的价值所在。道和德这两个字最初是分开来讲的，不是一个词。到了唐朝，因为一部书，才把这两个字黏合在一起，唐朝尊崇道教，把《老子》一书奉为《道德经》，到唐玄宗李隆基时期达到顶峰。李隆基是很会恋爱的皇帝，也很智慧地热爱老子，他把《道德经》视为自己的“红宝书”，作为治理国家的理论根基，不仅随身读，还御笔注疏。他的智慧之处在“取之于真，不崇其教”。他喜欢老子的三句话：“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为所欲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李隆基一度是有为的贤明皇帝，他创造了“开元盛世”，政治清明，百姓殷实富足。但到了晚年，又背离了老子这三句话，才有“安史之乱”暴发，强大的唐朝由此走向下坡路，渐行渐衰。
道德一词进入现代汉语，被彻底瘦身了，专门指人的修养，传统文化里的有机成分被拧干，仅剩下一个皱巴巴的皮囊，除了一点点液体，什么也装不进去了。
历史的学名叫“春秋”，这是圣人的譬喻，“仲尼厄而作《春秋》”。孔子为什么把历史叫“春秋”，而不叫冬夏？我琢磨出这么几层意思。
一、当时是小国政治年代，叫诸侯国，只是比今天的县稍宽敞些，人口也稀疏。据行家估算，当时全国仅二千万人口，比今天的台湾人口还要少四分之一。但是国家数量多，西周时期最多将近八百个，仅山东境内就有四十多个，周室东迁后，《左传》有记载的仍超过一百二十个。小国寡民在弱肉强食的环境里过日子，如危地里的庄稼，春种秋收，得一茬是一茬，说不出可持续发展的松心话。如果当年也是今天的一统天下，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大物博，凭孔圣人的智慧，不会叫春秋的，会换另外的视角，可能会叫天空，或海洋什么的。
二、冬夏两季表层的东西多，春秋两季深层的变化多，不确定因素多。物如此，人和社会亦如此。
三、春天是播种，是开始，是动机。孔子很看重动机，他在《论语·为政》里说诗，“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与政治貌似不相关，但有一个关键处是相通的，就是“思无邪”。心术要正，动机要纯，出发点要端庄。秋天是收获，是结果。从动机里看居心，在结果中察得失。一个朝代是怎么拉开帷幕的？又是怎么谢幕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蕴藏其中的东西才是这个朝代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用刘知几《史通》里的话说，“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俱”，乱臣贼子所惧的，正是“春秋”笔法，明察秋毫，微言大义。
四、依农历天时，冬夏叫至，春秋称分，老话叫“日夜分”。分是分明，指的是昼夜平分，白天和黑夜基本持平。审视历史要一碗水端平，要公允，不能挟私用假。“临流无限澄清志，驱却邪螭净海波。”
五、上边写的四款，都是我的瞎琢磨。据王力先生考据，西周早期，再溯以前，一年只分春秋二时，讲春秋，就意味着全年。郑玄笺注“春秋匪解，享祀不忒”为“春秋犹言四时也”。
读史讲致用，温故为知新。温故讲究读史方法，温这个词用得恰当。历史原本已经死去了，只有读活了才可能出新价值。尤其是中国的历史“课本”，有五千年的厚度，很难读，城府深，色调沉，像一个人板着脸孔，古板，刻板，缺情少趣且苦辣，对，是苦辣。像冬天里喝烧酒，要“温”一下口感才稍好些。
我们的历史不太好读的原因，有两点最具中国特色。一、历史是断代的。二、既有帝王术，还有宰相术，两条线索并行，却不是双轨制，是连体的两个人，既互动，也互相牵扯。
止于清朝，中国有两种国家体制形态，一种是周文王、周武王建立的简单的联邦制——分封建国。周朝鼎盛的时候，有近八百个“加盟共和国”。还有一种就是秦始皇开创的帝国制。这两种国家体制形态都是在陕西这片土地上开创的，陕西被称为“三秦大地”，这个“大”字，陕西这片土地还是承受得住的。但秦朝以降，二十几个朝代的更替不是禅让，不是竞选，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淘汰，而是革命，是流血牺牲，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打碎了之后重建。这是中国历史被称作断代史的原因。读历史读到断裂地带要小心，要提高警惕，要记住两句名言，“一朝天子一朝臣”“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革命年代是以胜负论英雄的，基本不管青红皂白。
中国的皇帝，因为是家庭承包制，业务水平差距比较大，像抛物线，高和低的落差很悬殊。但中国的宰相们，基本保持在一条相对高的水准线上。好皇帝和劣皇帝，差别在业务能力上。好宰相和劣宰相，差别不在业务能力，而是心态、心地和心术。
政治里的好和劣是复杂的，心态、心地、心术更复杂，正是这些，愁煞着史官，但也彰显着史官的眼力和人格魅力。
有三个常用语，都是臧否人事的，排在一起看，挺有意思。“不三不四”“人五人六”“乱七八糟”。
不三不四，指一个人做人做事没规矩。依南怀瑾先生的理解，易的卦理有六爻，初爻二爻喻地，三爻四爻喻人，五爻和上爻喻天。不三不四，就是不太会做人，做事情不守人的规矩。
人五人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空有五脏六腑。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五脏六腑是人的核心内存，各司其职，各有其责。人五人六的含义是内存完好，但不正常工作。用坊间的大实话说，叫吃人饭，不屙人屎。另一种说法是五常和六艺表面化，徒具虚表。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六艺是西周时候的学校（庠序）开设的六门功课，礼（礼仪）、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马）、书（识字）、数（计算）。六艺在以前泛指人的基本才能。
乱七八糟，解释起来要麻烦一些。女子“二七而天癸至”，男子“二八肾气盛，天癸至”。这是《黄帝内经》里的话，“天癸”是男女的基本东西，“天癸至”，就是男女成人了，可行天伦，有了生儿育女的功能。女孩子十四岁，男孩子十六岁，如果天癸未至，该来的不来，就是乱七八糟。七和八，还是中国人传统生活里的大数字。七是神秘的，密切联系着人的生和死。胎儿在宫中孕育，七天一个变化，这是被现代科学证明了的，如今妇产科医生给孕妇写诊断书，也是以周计算。人命归天，死后要“祭七”。亡人撒手人寰，走上不归路，也是七天一个行程。从死的那天算起，每七天祭奠一次，“头七”“三七”“五七”，依坊间的“老理儿”要重祭。“七七”叫“满七”，也叫“断七”，指亡人已过奈何桥，和人间尘缘已然了断。七，影响着一个生命的开始和结束。八，也陪伴着一个人的具体生活。一个人才出生就有了生辰八字，八字是中国人的人生观。《易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经典，用八种自然神态解释世界的构成，乾坤巽震坎离艮兑，即天、地、风、雷、水、火、山、泽，这是中国人最早的世界观。在上古混沌不太开化的年月里，能有这样的世界观，我们的老祖宗实在是了不起。以前科举考试作八股文，有文采叫才高八斗，有城府叫四平八稳，处事圆滑叫八面玲珑，人生得志会威风八面，生活不顺叫倒八辈子霉，与人疏远叫八竿子打不着。中国人过去使用的老秤是十六进制，半斤是八两。七和八里，有自然科学，也隐着生命科学。一个人的生物钟，也因循着这个规律，女子以七计数，男子以八计数。女子长到28至35岁，男子长到32岁至40岁，就到了生理的高峰值，再以后，就一点一点走下坡路。男和女到了56岁那个节点，生理上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男子是阳，阴开始增加了，一个男人以前不管怎么满世界跑，56岁开始就懒得动弹了，喜欢闷在家里。相对应着看，女子56岁以后，阳气升腾，晚上和早晨，去看在公园里扭秧歌的人，女性是占多数的。七和八不能乱，如果乱套了，就没法收拾了。
中国人的生活里，还有一个核心字——信。信是传统价值观，人与人之间被“信”沟通着。臣子的最大心愿是取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想的也是如何取信于民。说一个人不三不四、人五人六，是说一个人活得没有了信誉。乱七八糟更糟糕，是失了天信。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近乎义”。这是孔子对信的态度，一个人活在世上要立信守信。佛门站在另外的视角说信：“信有是有，信无是无。”心诚则灵，指的是要持有信心。还有一个词叫信根，信根有五个字：“信、进、念、定、慧。”没有信，不能精进，不精进则无念，不念不定，不定不慧。《华严经》里说：“信为道元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
信本是简单的，因为被不断地转换视角，就复杂化了。
老百姓过日子看重的是言而有信，做事情是“靠谱”，还是“离谱”。有一段民间逸事，讲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被双规后，家里巨大的保险柜谁也打不开。一个中纪委官员见多识广，说这是极品声控密码锁，密码多用八个字，专案组成员轮流测试，“芝麻开门，芝麻开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老天保佑，百事平安”等等，无奈屡试屡败，只好押解许宗衡过来。许市长对着保险柜，念念有词，字正腔圆：“清正廉洁，执政为民。”柜门应声大开，里面满满当当一柜子硬通货。
《山海经》里记载的鱼和兽，有不少是根据它们各自的叫声命名的，当时这些动物没有名字，我们的祖先就临摹它的叫声称呼它。“石者之山……有兽焉，其状如豹而文题白身，名曰孟极，是善伏，其鸣自呼。”流沙河先生有一段文字，写得很有趣味。“龙，繁体作龍，是形声字。右旁象龙腾形。左上是童字的省略，童省声，读tóng音。左下似月字者为肉字，表示龙是肉食动物。龙古音tóng，正是扬子鳄夜鸣声。扬子鳄名龙，古人说这是‘其名自呼’。”现实里的例子多的是，蛐蛐、雀、鸦、鸭、鹅、鸠、鹧鸪、猫、蛇、蛙，都是其名自呼。
清正廉洁，执政为民，不要成为官人的自呼。
文天祥《正气歌》里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孤笔”，含着史官守节，秉笔直书的两个故事。
董狐是晋国的史官。
晋灵公荒政也暴政，“厚敛于民，广兴土木，好为游戏”。在郊外建了一个别墅，大种奇花异草，其中桃花最盛，因此取名桃园。晋灵公荒政不荒园，终日在桃园里取乐。据《左传》记载，他有两个暴政细节。桃园里有一个高台，晋灵公在台上和宠臣搞“飞弹比赛”，靶子是园外的百姓。“中目者为胜；中肩臂者免；不中者以大斗罚之。”“台上高叫一声：‘看弹！’弓如月满，弹似流星，人丛中有一人弹去了半只耳朵，一个弹中了左胛。吓得百姓每乱惊乱逃，乱嚷乱齐，齐叫道：‘弹又来了！’灵公……索性教左右会放弹的，一齐都放。那弹九如雨点一般飞去，百姓躲避不迭，也有破头的，伤额的，弹出眼乌珠的，打落门牙的。”（《东周列国志》）第二个细节是杀厨师。一天晋灵公想吃熊掌，酒热了单等这道大菜，几番催促后厨师终于端上来了，但肉不太烂，灵公“以铜斗击杀之，又砍为数段”。当时赵盾是相国，因屡屡上谏引发晋灵公不满，欲除之而后快。赵盾命大，得以逃亡在外。第二年，武将赵穿在桃园内设计杀了晋灵公，迎赵盾回都城。赵盾以相国之责，拥立新君，晋国开启晋成公时代。
太史董狐在史书上记述这件事是“赵盾弑其君”。赵盾知道后大惊，反复解释这件事和他没关系。董狐坚持自己的观点：你是相国，虽然出逃在外，但没出国境。返回都城也没有讨伐弑君之贼。如果说和你没关系，谁会相信呢？“是是非非，号为信史。吾头可断，此简不可改也。”（《东周列国志》）孔子对这件事的评价是：“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在齐太史简”，写的是齐国一家三兄弟，一树三枝，同为太史。
崔杼是齐庄公倚重的大臣，倚重的方法有点偏，只因齐庄公和他的爱妾有私情，还拿这件事奚落他。崔杼把齐庄公杀了。
齐国太史在史书上记，“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把太史杀了。命太史弟弟重写，还是“崔杼弑其君”，崔杼再怒而杀之。又命太史的小弟弟写，见仍然是“崔杼弑其君”。崔杼害怕了，刀枪入鞘，知道硬骨头的史官是杀不完的。
中国是最重视史的国家。著史叫治史，和治理国家一样的分量。也叫修史。修史是什么意思？从字面理解，历史不完整、有漏洞，要修补；错讹的地方，要修正；丑陋的地方，要修饰，要装修。史被修来修去，找它的真面目就越来越难了。
最初，史官的地位很高，像爵位，由皇帝授受，可世袭，可家传，真正“德艺双馨”的人才有资格担任。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早晨造字，晚上记事。但这是传说，无据可考。中国自商朝开始设立史官制度，史官的职责是如实记录天子的言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那个时候，历史是个人写作，史官的良心有多厚，史书的分量就有多重。春秋以降，直至秦汉、两晋，出产了一批才高八斗，肝胆正气的史官，董狐、齐太史、司马迁、班固仅是其中的代表。
从前的规矩严，史官“据迹实录”，帝王是不能御览的，这是“硬性规定”。其中的要义是“君史两立”“以史制君”。但皇帝也不是吃软饭的，为防患“以史制君”，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三年推出“史馆”制度，历史由个人编撰“升格”为集体创作，并由宰相领衔，“总知其务”，史修成后要“书成进御”。史馆的“规格”大了，但史的亮度和信度也开始大打折扣了。“史馆修史，书成众手，史才难觅，职任不清，所修史书，文芜体散。”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推辞，最大的弊端是“书成进御”。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时代是在唐朝结束的。但史馆制度实行的初年，“君史两立”的遗风还在。贞观十六年四月里的一天，李世民想看看记录他日常行为的《起居注》，遭到了负责述录《起居注》的褚遂良的直拒，当时君臣间的对话很有意思，问的直接，答得了当。
“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
“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
“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
李世民富有明君作派，才有了褚遂良的贤臣骨气。或者反过来说，有褚遂良这等大臣，才有了改变世界的李世民。
诸葛亮防“以史制君”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就是不设史官。魏蜀吴三国，只有蜀史官空缺。陈寿在《三国志》里的评价是：“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
斗转星移，自唐以后，帝王不仅察看《起居注》一类的日常记录，甚而直接主持修史，既当教练员，也当裁判，皇帝是越当越辛苦了。史书越写越厚，但有了一个大缺憾，“史以醒世”的功能弱了，多了“粉世”的功能。皇帝修史，地方大员修志，史志成了皇帝以及地方官的专用化妆品。清朝雍正乾隆时期，一些读书人闹过一阵子“不读史”的学潮，在书信和笔记里，把史写成屎。《大清见闻录》里讲了一个笑话：一天，老天爷捂着嘴窃笑，老天奶奶在一旁问：“笑什么呢？你个老不正经的。”老天爷连笑带咳嗽着说：“人间又造了两个字，实在忍不住，不得不笑。”说着张开手，掌心里写着两个字：信史。
班固的籍贯是陕西咸阳人，史载是“扶风安陵”，这里要做个说明，“扶风”不是今天的扶风县，安陵也不是战国时候的安陵国。汉朝建都长安，都城周围是畿辅要地，设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个特别行政区管理，时称三辅。右扶风下辖咸阳、兴平一带。安陵是汉代第二个皇帝刘盈的墓地，刘盈即汉惠帝，吕后所生，一生性格软弱，唯母命是尊。司马迁著《史记》甚而不设《惠帝本纪》，而是设《吕太后本纪》。刘盈7岁为太子，16岁执大业，24岁山崩，葬安陵。安陵在今天的咸阳市渭城区内，东汉时候属右扶风。
班固一生两次坐牢，第一次坐牢使他名望大振，第二次把牢底坐穿，死于囚内。
班固世家出身，父亲班彪是名太史，著《史记后传》。父亲亡后，班固归乡居丧期间修订重著《太史后传》，即《汉书》，被“明眼人”告发，以“私修国史”罪名入狱。“陷于斯，显于斯”“如此总如此”，这两句话讲的是世事的大因与大果。班固“私修”的国史因才高言重被汉明帝赏识，特赦后授“兰台令史”，正式修撰国史。这是班固第一次坐牢。
第二次坐牢要从班固追随窦宪以后说起。
窦宪是“外戚专权”的一个典型人物，他妹妹先为章皇后，即汉章帝的正宫，章帝崩后，继而为窦太后。窦宪以“国舅”之威显赫当时，他最大的政功是两次率军北平匈奴，第一次出兵打到今天的蒙古境内，第二次率兵一直征讨到新疆哈密以西。两次出兵赢来了北方多年的和谐安定。班固与窦宪是“乡党”，都是右扶风人。班固追随窦宪北征西伐，既是参谋，也是秘书，首次出征，大破匈奴，作《封燕然山铭》，记载北伐的赫然战功。范仲淹诗中写过的“燕然未勒归无计”，指的就是这件事。几年后窦宪居功欺主，失势后自戮。班固被当作余孽入狱，同年死于牢中，时年61岁。班固的一生，可以说是生的光荣，死的却不伟大。
世上有两种人，男人和女人。有两件事，文事和武事。武将带文采的，是增本事。文人有武艺的，也是增本事。但亦文人又武人的，看历史上的一些人证，人生的结局多有大麻烦。茄子一行豇豆一行，什么树结什么果。嫁接的果树，比如那种叫“苹果梨”的，只是暂时丰产，口感也特殊一些，但树的晚景不保。
《汉书》是班固的突出贡献，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班固的世界观尚儒，守君臣父子道。他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其实这是史家司马迁世界观里的开阔地带。班固著《汉书》也有“出格”之笔，在写法上虽说循《春秋》的萍踪，但《春秋》是时政要闻概述那一类写法，《汉书》则“言赅事备”，注重细节的饱满与“杀伤力”。如开卷之作《高帝纪第一上》的开头一段：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
做皇帝的，都不是一般人，不是父生母养的，是天子。做臣子的职责是努力找出天生地造的证据。班固是史官，虽守君臣节义，却也因文心而文胆，写刘妈妈的受孕过程，一个农妇的雨中“神交”，是刘爸爸亲眼见到的。难得的“春秋”笔法，真是从心所欲又不逾矩。向班固同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