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当合时宜而著。
合时宜,是切合社会进程的大节奏,而不是一时的节拍或鼓点。写文章的人,宜心明眼亮心沉着,看出世态的焦点所在,看出社会的趋势之变。文章一旦失去时代与社会的实感,失去真知和真情,就衰落了。
《食货志》里引述了贾谊的《论积贮疏》和《谏铸钱疏》以及晁错的《论贵粟疏》。《论积贮疏》着眼于国家储备,《论贵粟疏》讲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汉代建立在暴政之后,说好听一点叫百废待兴,实际上是国力疲敝,民不聊生,当务之急是安农务业,明白“理民之道,地著为本”的道理。“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汉之为汉凡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这些金玉良言是真知灼见,也是汉代文景之治的基石。
《谏铸钱疏》讲货币改革。汉朝立国,货币上仍袭秦制,用的是“十二铢钱”,百姓俗称“秦半两”,古制一两二十四铢。吕后掌权柄后,铜资源匮乏,缩水为“八铢钱”,汉文帝再缩,为“四铢钱”,当时的货币不由国家银行统一发行,而是允许私铸,铜矿掌握在几位王公贵胄手中,大的利益被他们霸占了,小商人也是各出奇招,甚至用锉刀把铜钱锉薄锉窄,用铜屑再铸。当时的钱质量不一,有的不足一铢钱,大小如“榆荚”,被讥为“榆荚半两”。贾谊上奏,据陈弊害,力主废止私铸,由中央统一制行。但碍于时政,文景二帝均未能实施,直到汉武帝元狩四年,才颁令禁私铸,先制“三铢钱”,仅发行一年又废止,再发行“五铢钱”,沿行七百余年,成为世界上被使用最久的一种货币。
贾谊和晁错的文章之大,就大在合时宜。
贾谊是洛阳人,十八岁“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二十一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悦)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超迁,是破格提拔。但“宫廷水深,惟定力能够”,仅仅两年,贾谊因“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贬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时,写了《吊屈原赋》。在长沙期间,一天黄昏,有鵩鸟飞入其室,鵩鸟是不祥鸟,伤时叹岁之余又写出《鵩鸟赋》。
28岁时,贾谊回到长安,转任文帝幼子梁怀王刘揖太傅,这一时期又振奋起来,写出了备受毛泽东推崇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32岁时候,梁怀王坠马身亡。第二年,贾谊亦忧郁而终。
司马迁给贾谊的评语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班固《贾谊传》的结论为:“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掉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
毛泽东有两首诗,是专写贾谊的,一首七律,一首七绝。
少年调傥廓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晁错是颍川人,在今天的禹川一带。
晁错先治刑名之学,再拜儒家,敢言敢谏敢为,政治资历也厚实。文帝时“以文学为太常掌故”,之后,“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文帝山崩,太子即位为景帝,“以错为内史”。内史位高权重,是皇帝秘书,后升迁御史大夫。
《汉书·艺文志》把贾谊列为诸子,把晁错归入法家,晁错文章存目三十一篇,但多数佚失,现存的散见于《汉书》里,有《论贵粟疏》《言兵事书》《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等。
司马迁给晁错的评价是“峭直刻深”。《史记》有《袁盎晁错列传》。司马迁把袁盎和晁错排放在一起是有用心的,两个人同为股肱大臣,却是政敌,是死对头。“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晁错借吴楚七国之乱想除掉袁盎,但袁盎功力更胜一筹,抢先一步,以“斩错以谢吴,吴兵乃可罢”说服景帝,“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穿着官服在长安东市被腰斩。
晁错政治见解高明,但政治技术一般,性格也糙一些,“诸大功臣多不好错”。《史记》里记载了两个细节,略可见晁错生硬的一面。任职皇帝秘书时,内史府紧邻太庙,门朝东,出入不太方便,晁错便凿了太庙的墙从南门出。太庙是皇帝奉祖的地方,凿太庙是大不敬,是死罪。宰相申徒嘉也是不太待见晁错,如果不是皇帝出面调和,这件事足以要了晁错的命。
景帝时期,地方诸侯势力颇大,晁错上书请求削藩。此事在朝中争议很大,晁错父亲听说后,从颍川急匆匆赶到京城长安,力劝晁错停止这件事,晁错坚持己见。“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死十余日,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晁错为国家谋事办差,是背着逆父害父的恶名声的。
贾谊和晁错都是兴国的旷世人才,汉代有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是得到这两位人物的智慧因果的。兴国人才,不一定是治国人才,难免有不全备之憾,还是班固概括得好,评价也中肯到位——“使时见用,功化必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