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缗，是旧时串铜钱的绳子，由此成了量词，一缗，为一千文。算缗是汉武帝颁行的营业税种，课征对象是工商业者及手工行当，旧称“贾人末作”。末作即末业，农为本，商贾为末。
算缗的征收方式是经营者自行申报财产，“各以其物自占”，依财产纳税。“率缗钱二千而算一”，一算是120文，2000文缴120文，税率为6%，小业主减半，“率缗钱四千算一”。算缗里还有车船税，“轺车”缴纳一算，轺车是以前的豪华私家车，是奢侈品。轺即遥，“四向远望之车也”。“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轺车是公务车，不在征收之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如果隐匿不报，或不据实申报，惩罚是严厉的，“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算缗令”是公元前119年颁行的，为确保政令畅通，作为配套措施，公元前118年和公元前114年，两度发布“告缗令”，鼓励百姓检举揭发，“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检举人可获得罚没金一半的奖励。
算缗是中国历史上农业税之外的首项财产税，为开拓之属。功益处在于不加重农民负担，“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无末业则本业何出”。西汉初年的农业税是1/10，比较高，文帝免了十二年税，后降为1/15，景帝再大幅降为1/30。汉武帝是有作为的皇帝，有作为，就是多做大事情。汉武帝北征匈奴，南威夷越，又好大喜功，在赏赐上也是大手笔，“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举一个汉武帝的实例，汉使赴身毒国（即印度）出访，中途在昆明国受阻，未遂而返。汉武帝“乃大修昆明池”，在西安西南郊凿湖四十里，“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造大小战船几百艘，“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汉武帝有点像今天的美国总统，外交上稍受挫折，即展现武力雄风。大作为是以国库坚实为前提的，汉武帝没有增加农业税，而是把手伸进了商人的口袋。
汉代的商人有“市籍”，即城市户口。“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国家明文规定，贾人名下不能有土地。早先的城市户口和今天的农村户口差不多，不太受人爱戴。
告缗这道法令值得反思。告缗的收效是巨大的，“得民财物以亿计，奴碑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但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中国的商贸业在汉武帝一朝陷入了毁灭性的泥沼。比这更可怕的是，告缗使民风败恶，倡导诚信反而使诚信沦丧，百姓风行给政府打小报告，做政府的密探，“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
汉武帝时期有一位纳税楷模叫卜式，洛阳人，以养羊为业，后来发展成规模化养殖，有几千头吧。他在两次战争中受到汉武帝重奖，并且被破格提拔为官。一次是北战匈奴，卜式上书，愿捐出一半家产。“召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另一次是南征，卜式又上书，愿“父子……死南越”。天子下诏褒扬，“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项，布告天下”。后又拜御史大夫，由地方官晋为京官，但不久卜式就失宠了，因为对车船税提了反对意见：“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上不说（悦）……贬为太子太傅”，名噪一时的拥军爱国明星去履任闲职了。
经济政策是用来富国的，如果沦落为政府敛钱的手段，就是误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