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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先生不姓花，花是他的身份，不管他承认不承认，一日行乞，终身为丐，他饶不下叫花子的名分。至于先生的称谓是个什么来头，大致有这么几种情况，首先是人们对他的调侃耍笑，当地人叫作“毛腻”。再就是花先生说话爱咬文嚼字，引经据典，什么“克己复礼”啦，“温故知新”啦，在村里人听来是又酸又臭又好笑，往往要借机挖苦他一番：你还真把自己当个先生了？说下个啥不也是个讨吃货？起先，花先生还要给人家解释一下，但谁听他说呢？后来呢，花先生就不大说这些话了。他常常自言自语地念诵这些记忆中的文词儿，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自己的爷爷大先生来，甚至还能顺着爷爷这条存在于他记忆中的明线，推测演绎出祖爷爷文魁先生，甚至更遥远的祖先们历世以来受人仰慕敬奉的光辉岁月。另一方面，花先生在一方地面儿上，曾经教徒授艺，做过一众花子们的师傅。还有一点，那就是关于他的作风问题。一个讨吃子，能有什么作风问题，他就是想有个什么又有谁会看得起他呢？大不了说些荤段子，过过嘴瘾。不过，世界上的事情，哪儿能说得清呢？舌头没脊梁，翻过来调过去，由人说呢。
花先生如果活着，现在也应该有八十大几，九十来岁了。花先生的最后岁月是在养老院度过的，花先生一辈子无儿无女，但花先生说自己“整整好活了一辈子”！花先生怎么个好活法，还得从头说起。
花先生出生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据说，祖上是读书人，住的是高门楼，大瓦房的三进院子，大门旁的柱子上刻的是“诗书济世长，耕读传家久”的对联。花先生活着的时候，常说他们家的大门是很宽阔的，过一辆两马驾辕的高脚车那是“豁趟趟”的。顺着花先生的描述，那么宽套的大门最起码得配两扇三四寸厚的红松木板做的大门，门扇中腰还得扣一排碗口大的黄铜钉子，那大门一开一关，必定吱呀有声，且浑厚低沉。然而，多数人都把花先生的话不当个真话，而是当作笑话来听的。老一辈人证实过，花先生的祖上的确是辉煌过，大骡子大马养着，长短工雇着，更主要是出过“游洋”（留学日本）的念书人。只是，花先生的描述是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听的人、传的人又屡屡放大。况且年代久远，记忆出现差错也在所难免。我倒觉得，真实与否，夸大与否实在无伤大雅，世事本就沧桑，花先生能把自己的身世放置在那样一个豪华而宏大的背景之下叙述，倒也不亏自己头上顶着的这个先生的称谓。
花先生是我们那一带很有名的讨吃子，花先生不同于一般的讨吃子，花先生讨吃只在人家娶媳妇办喜事的时候讨，村里人家不管平常日子过得多么仔细俭省，儿娶女聘是亮门面的时候，招待客人，打发讨吃子不含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事宴大了，还差乎几个油圪卷儿？除过吃喝，按照惯例和风俗，还要给讨吃说喜的灌半瓶子酒，拿一盒纸烟，给几块钱。赶事宴的讨吃子背一个油腻腻的褡裢，拿一个空酒瓶，瓶口插一块钱，念喜歌的时候举着瓶子，走一步念一句，一段喜歌，有头有尾念完了，正好到了东家的喜房堂前。这里头也有学问，有经验的讨吃子要目测主家的院子大小，要量度自己步子的大小，把握好语速的快慢，再确定喜歌的长短，才能做到精准匹配恰到好处。最后加一句：东家接喜呀！那办事宴的主管就出来接喜，同时给烟给酒，把瓶口上插的那张钱换一下——一般是五毛换一块，一块换两块，添个喜气，顺便赚个小钱。再多了讨吃子拿不出，也不能做那不正经营生，乡里乡亲，即便是讨吃，也有规矩在里头，人穷是个穷，不能少脸没皮叫人指点。管家往往等候一阵，拿捏几分，爱红火的亲友，看娶媳妇儿的人就起哄叫说喜的再念几段。有的讨吃子肚里没货，磕磕巴巴勉勉强强只能念个一两段支应门户，一着急还会忘词卡壳儿，晾在那里，前进不能后退不得，也真是尴尬。不过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花先生身上，花先生不仅肚里记的段子多，还会现抓，而且抓的是妥妥帖帖，听的人只会乐得大笑，谁也说不出个啥。除了说喜，花先生还会唱戏，自拉自唱，一人两角儿，一会儿尖声细气地唱“猪相公呀……”，一会儿又瓮声瓮气地唱“小娘子呀……”反正是，事宴上一旦有了花先生，自然就多了几分欢乐喜庆。
我是听着花先生说喜长大的。到现在仍然能记得好些段子：
莲花落子打起来，
我为东家道喜来。
一进大门喜气升，
砖门楼子挂彩红。
喜门双扇开，
送喜的走进来。
来得不迟不早，
正赶上新人下轿。
新人下轿贵人搀，
亲戚朋友倒红毡。
倒的倒来搀的搀，
一搀搀到八宝龙凤庵……
花先生不仅自己说喜说得好，还带徒弟，方圆附近的讨吃子想要吃赶事宴这碗香美饭，就拜花先生为师。世上七十二行，从来没人把讨吃当成一个行当，但讨吃子也分三六九等，但凡跟着花先生学过说喜的，就和花先生有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徒规程和情分，一起赶事宴，花先生准定是第一个上场，要是有个别不懂事的乱了章程，一伙讨吃子七嘴八舌讨伐你，再有哪里办事宴就不约而同守口如瓶封锁消息，或者指东到西故意忽悠你。
花先生的地位只在他那个行当的江湖上，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屑于把他当个人的。一个月中人们娶媳妇聘闺女也就集中在那几个所谓的黄道吉日，除过那几天，花先生是不大出门的。虽然曾经当过那么几天地主家的小少爷，住过大门能过一辆马车的高门楼三进院，但成年后的花先生一直寄居在村子外一道叫作镰把湾的沟里，傍崖打的两间土窑洞，堂屋没门，门洞子已经塌毁了一多半，天冷时候，花先生在门洞里塞两捆山柴，一来挡冷风，二来也拦挡从山上下来寻食的牲灵。
那年过年，花先生忽然心血来潮，要给自己家的窗框上写一副对子贴，花先生裁一张红联纸铺开，从袄袖上开线的地方撕了一疙瘩烂棉花，团成一个圪嘟，拽一条线把棉花圪嘟绑在筷子上，蘸着从锅底刮下来的煤烟面子化开的黑水水，抡起袖子写开了。他一边写一边念叨：轻磨墨，重膏（四声，动词）笔，写字就要用上力……花先生写的上联是：一人一碗一口锅，下联是：没儿没女没老婆，横批是：一间半居。你看看，说人家是花子不假，但有文化的花子可不就是个花先生？全村一千多口子人，有穷有富，有老有少，青堂瓦舍的人家你也不知道啥叫斋号。花先生住得虽然简陋，但花先生的陋室有斋号，那花先生本人也就是个间半居士，或者间半堂主。
没有事宴口赶的时候，花先生就在自己窑前那一块相对平整的院子里坐着，一边哼唱着晋剧里的唱段，一边用柳条子或者高粱秆子编一些篓子筐子，还有笊篱、软硬盖帘。隔一段时间，他的姐夫就来家取一回，一取就是一骡垛子。花先生也给村里人编，谁来要给谁，也有那小眼皮薄的人，总是不等用烂就绕绕弯弯编着借口来要，花先生也不戳破，只是敷衍着说这回没好的了，等我给你编个顺溜光滑的。你等着呗，下一回，老远看见你来，花先生就把编好的筐藏起来了，就那个一间半居，往那里藏？花先生的一间半居从外面看不起眼，洞里的乾坤可大着呢。
花先生从来不过问他姐夫卖了多少钱，他姐夫也不会给他一个钱，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他送点吃的，或者拿几件外甥们替下千补万纳的衣裳。有人给花先生扇火，说你拿上银碗讨饭吃哩，就你那手艺，一年编下来那还不是吃啥有啥的光景？也有人说，不能叫姐夫一家全得了，花先生对此有自己的理解，花先生说，人生来是个做啥的，吃的哪儿碗饭，个人心里得有个数数……
花先生从来不去姐姐门上，而且从来不会去姐姐村里赶事宴说喜，花先生说人穷衣裳烂，亲友门上少走串。他是怕给姐姐丢脸。那年他外甥娶媳妇儿，花先生咋想他姐也会叫他这唯一的一个亲娘舅，但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花先生心说，你人不来，帖子不来，哪怕你捎个话来。那回，花先生是给外甥媳妇儿准备了一份大礼的，但最终人家没来叫他。他的那些徒弟们倒是去了不少，回来给他叨咕人家那事宴，抽的啥烟喝的啥酒，几盘子几碗的席面……徒弟们骂他姐姐不像人，骂外甥没良心。花先生脸上笑着，泪早就淹了心！花先生打个“嗨”声，说茶无颜不如水，人无钱不如鬼！
我们小时候是喜欢到花先生那里耍的，花先生手巧，能编各种小耍货儿，他用细白的高粱秆子编的蚂蚱笼子，翘角飞檐很像古代宫殿。一个二股开杈的树枝，一会儿就给你刻旋成一张小小的耕地犁了。花先生手里摆弄着柳条木棒，嘴里哼着唱着，他唱《走山》里老家人的段子，唱得气喘吁吁，好像是真的走得很累很累。唱《三娘教子》里三娘的唱段能唱得流下泪来。
“曾记得那年腊月数九天
半夜间儿闹着到庭院看月圆
我的儿望明月花开满面
娘冻得浑身打颤透骨寒
好不容易拉扯儿到那七岁半
我的儿又到了求学之年
为叫儿南学攻读把诗书念
为娘我起早睡晚织布纺线
节衣缩食受尽熬煎
不孝的小奴才你睁开双眼
你看娘累弯了腰熬红了眼
年轻轻的银发添
闭门寡居十几年
我苦撑苦熬十几年哪
我只说儿读书孜孜不倦……”
我们那时候不懂戏，不知道这老汉哼哼呀呀唱的啥，他就耐心地给我们讲，讲一句再唱一句。
花先生不黑食（黑食，土话，舍不得给人吃东西的意思），赶事宴要回来的喜糖喜馍馍分给我们吃，人们都说吃上讨吃子的东西长命百岁。我就吃过花先生讨要回来的糖蛋蛋，包着蜡纸的椭圆形糖块，一种是琥珀色的硬糖，一种是裹着一层白色酥皮的。花先生给我吃过一块奶糖，尽管包糖果的纸已经磨得油腻不堪而且牢牢地黏在了糖块上，但我还是吃出了细腻甜蜜的奶香。花先生笑眯眯地盯着我，很神秘地说：“不敢用牙咬，闭上眼睛慢慢嗍着，越嗍越甜……”
等我们上了学的时候，大人就骂着不让到花先生那里了，村里人不会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种文词儿，只会说“跟好人出好人，跟上讨吃学拉棍”（棍，就是讨吃棍，讨吃子的标配，打狗防身，走路助力）。娃们一去花先生那里，家大人知道了变眉变脸地从花先生那里拉出来，边走边捎种带系地骂。等再有娃娃们来的时候，花先生就说：“娃娃们，回去哇，再不要来这讨吃烂院了，好好念书哇，世界上，只有念到肚里的书是个人的，谁也叼不走！”
有一年村里下大雨，花先生那半截子堂屋又塌了一截，早上起来，塌下来的窑土把他住的那一间的单扇风门堵得严严实实，花先生使了吃奶的劲儿都推不开，只好跳窗出来了。可跳窗进出终究不是个事情，花先生就往开挖堵在风门上的泥土，这一挖不要紧，他在塌下来的泥皮里找到了银元！
那年的雨季特别长，一连下了半个多月，村里人家的房子都开始漏了，年长的土板墙，土窑洞扛不住了，“呼嗵，呼嗵”全塌了。就在人们都忙着给窑洞苫盖塑料布的那几天，花先生从塌下来的窑土里滤出三百来个银元。
山上的浑水下来，镰把湾沟河淌水漫，花先生的出路断了。花先生不慌不忙地坐在院子里，他把银元摞起来，用破布包扎缠裹起来，一摞，一摞，又一摞！不知道哪儿来的念头，他用缚笤帚的龙须草扎了个人人，把那些银元藏进了龙须草人的肚子里，胳膊腿里，又给草人人穿了个褂子，放炕头上，果真就像个人了，花先生对草人人说，你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你是个值钱的草人人，我是那不值钱的肉身身……
雨停后，沟底的水退了，镰刀把沟湾里露出了圆溜溜的大石头。但从沟底通往花先生家的那段几乎垂直的台阶被水冲毁了，弟子们只好在沟底喊他。那个时候，花先生已经饿得发不出声音了，连自己都记不起几天没吃饭了。
乡里的人来间半居救援了，铲车一“勺子”把乡长、书记和电视台记者挖了上去，救护车也来了，乡长、书记、电视台记者、花先生又被一勺子挖了下来。
休养过来的花先生，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家。乡里干部握着花先生的手说，这回你就住养老院吧，那里啥也有。
花先生说，我还不老，我能养活自己，就不给政府添麻烦了。
乡干部说：都二十一世纪，你还讨吃叫街，那才是给政府添麻烦呢……
花先生还想说自己不是讨吃，自己是说喜呢。但乡干部讲起政策来花先生插不上嘴，最终只好住了养老院。
在养老院那几年，花先生的龙须人人从不离身，忽然有一天，花先生把龙须人人交给了来敬老院慰问的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慰问敬老院，花先生献银元的事情上了新闻，一下子全县轰动。花先生的外甥们不依了，说那些银元是他们姥爷祖上流传下的东西，不能由他舅舅一个人处置，有他们的妈一半，他们的妈下世了，那就是遗产，理应由他们来继承。这一套说辞是他们花钱请了律师给起草的，而且是下了辛苦背下来的。接下来，花先生本家挨门近支的人都冒了出来，人人都有足够的理由来分银元。但最终，理不直气不壮，作罢了。只有花先生的外甥们始终气得咬牙切齿，骂花先生是那黑乌蛇转世——六亲不认的毒虫！
县里问花先生捐出这么多银元，有什么愿望和要求，花先生说：他一肚子喜歌、串话，他想给后人流传下……
在花先生死后的某一年，那本书出来了，书名就叫个《民间谣谚》，书皮上赫然写着几个字：李泽后口述。
李泽后是个谁？李泽后就是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