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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花先生

花先生不姓花,花是他的身份,不管他承认不承认,一日行乞,终身为丐,他饶不下叫花子的名分。至于先生的称谓是个什么来头,大致有这么几种情况,首先是人们对他的调侃耍笑,当地人叫作“毛腻”。再就是花先生说话爱咬文嚼字,引经据典,什么“克己复礼”啦,“温故知新”啦,在村里人听来是又酸又臭又好笑,往往要借机挖苦他一番:你还真把自己当个先生了?说下个啥不也是个讨吃货?起先,花先生还要给人家解释一下,但谁听他说呢?后来呢,花先生就不大说这些话了。他常常自言自语地念诵这些记忆中的文词儿,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自己的爷爷大先生来,甚至还能顺着爷爷这条存在于他记忆中的明线,推测演绎出祖爷爷文魁先生,甚至更遥远的祖先们历世以来受人仰慕敬奉的光辉岁月。另一方面,花先生在一方地面儿上,曾经教徒授艺,做过一众花子们的师傅。还有一点,那就是关于他的作风问题。一个讨吃子,能有什么作风问题,他就是想有个什么又有谁会看得起他呢?大不了说些荤段子,过过嘴瘾。不过,世界上的事情,哪儿能说得清呢?舌头没脊梁,翻过来调过去,由人说呢。

花先生如果活着,现在也应该有八十大几,九十来岁了。花先生的最后岁月是在养老院度过的,花先生一辈子无儿无女,但花先生说自己“整整好活了一辈子”!花先生怎么个好活法,还得从头说起。

花先生出生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据说,祖上是读书人,住的是高门楼,大瓦房的三进院子,大门旁的柱子上刻的是“诗书济世长,耕读传家久”的对联。花先生活着的时候,常说他们家的大门是很宽阔的,过一辆两马驾辕的高脚车那是“豁趟趟”的。顺着花先生的描述,那么宽套的大门最起码得配两扇三四寸厚的红松木板做的大门,门扇中腰还得扣一排碗口大的黄铜钉子,那大门一开一关,必定吱呀有声,且浑厚低沉。然而,多数人都把花先生的话不当个真话,而是当作笑话来听的。老一辈人证实过,花先生的祖上的确是辉煌过,大骡子大马养着,长短工雇着,更主要是出过“游洋”(留学日本)的念书人。只是,花先生的描述是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听的人、传的人又屡屡放大。况且年代久远,记忆出现差错也在所难免。我倒觉得,真实与否,夸大与否实在无伤大雅,世事本就沧桑,花先生能把自己的身世放置在那样一个豪华而宏大的背景之下叙述,倒也不亏自己头上顶着的这个先生的称谓。

花先生是我们那一带很有名的讨吃子,花先生不同于一般的讨吃子,花先生讨吃只在人家娶媳妇办喜事的时候讨,村里人家不管平常日子过得多么仔细俭省,儿娶女聘是亮门面的时候,招待客人,打发讨吃子不含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事宴大了,还差乎几个油圪卷儿?除过吃喝,按照惯例和风俗,还要给讨吃说喜的灌半瓶子酒,拿一盒纸烟,给几块钱。赶事宴的讨吃子背一个油腻腻的褡裢,拿一个空酒瓶,瓶口插一块钱,念喜歌的时候举着瓶子,走一步念一句,一段喜歌,有头有尾念完了,正好到了东家的喜房堂前。这里头也有学问,有经验的讨吃子要目测主家的院子大小,要量度自己步子的大小,把握好语速的快慢,再确定喜歌的长短,才能做到精准匹配恰到好处。最后加一句:东家接喜呀!那办事宴的主管就出来接喜,同时给烟给酒,把瓶口上插的那张钱换一下——一般是五毛换一块,一块换两块,添个喜气,顺便赚个小钱。再多了讨吃子拿不出,也不能做那不正经营生,乡里乡亲,即便是讨吃,也有规矩在里头,人穷是个穷,不能少脸没皮叫人指点。管家往往等候一阵,拿捏几分,爱红火的亲友,看娶媳妇儿的人就起哄叫说喜的再念几段。有的讨吃子肚里没货,磕磕巴巴勉勉强强只能念个一两段支应门户,一着急还会忘词卡壳儿,晾在那里,前进不能后退不得,也真是尴尬。不过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花先生身上,花先生不仅肚里记的段子多,还会现抓,而且抓的是妥妥帖帖,听的人只会乐得大笑,谁也说不出个啥。除了说喜,花先生还会唱戏,自拉自唱,一人两角儿,一会儿尖声细气地唱“猪相公呀……”,一会儿又瓮声瓮气地唱“小娘子呀……”反正是,事宴上一旦有了花先生,自然就多了几分欢乐喜庆。

我是听着花先生说喜长大的。到现在仍然能记得好些段子:

莲花落子打起来,

我为东家道喜来。

一进大门喜气升,

砖门楼子挂彩红。

喜门双扇开,

送喜的走进来。

来得不迟不早,

正赶上新人下轿。

新人下轿贵人搀,

亲戚朋友倒红毡。

倒的倒来搀的搀,

一搀搀到八宝龙凤庵……

花先生不仅自己说喜说得好,还带徒弟,方圆附近的讨吃子想要吃赶事宴这碗香美饭,就拜花先生为师。世上七十二行,从来没人把讨吃当成一个行当,但讨吃子也分三六九等,但凡跟着花先生学过说喜的,就和花先生有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徒规程和情分,一起赶事宴,花先生准定是第一个上场,要是有个别不懂事的乱了章程,一伙讨吃子七嘴八舌讨伐你,再有哪里办事宴就不约而同守口如瓶封锁消息,或者指东到西故意忽悠你。

花先生的地位只在他那个行当的江湖上,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屑于把他当个人的。一个月中人们娶媳妇聘闺女也就集中在那几个所谓的黄道吉日,除过那几天,花先生是不大出门的。虽然曾经当过那么几天地主家的小少爷,住过大门能过一辆马车的高门楼三进院,但成年后的花先生一直寄居在村子外一道叫作镰把湾的沟里,傍崖打的两间土窑洞,堂屋没门,门洞子已经塌毁了一多半,天冷时候,花先生在门洞里塞两捆山柴,一来挡冷风,二来也拦挡从山上下来寻食的牲灵。

那年过年,花先生忽然心血来潮,要给自己家的窗框上写一副对子贴,花先生裁一张红联纸铺开,从袄袖上开线的地方撕了一疙瘩烂棉花,团成一个圪嘟,拽一条线把棉花圪嘟绑在筷子上,蘸着从锅底刮下来的煤烟面子化开的黑水水,抡起袖子写开了。他一边写一边念叨:轻磨墨,重膏(四声,动词)笔,写字就要用上力……花先生写的上联是:一人一碗一口锅,下联是:没儿没女没老婆,横批是:一间半居。你看看,说人家是花子不假,但有文化的花子可不就是个花先生?全村一千多口子人,有穷有富,有老有少,青堂瓦舍的人家你也不知道啥叫斋号。花先生住得虽然简陋,但花先生的陋室有斋号,那花先生本人也就是个间半居士,或者间半堂主。

没有事宴口赶的时候,花先生就在自己窑前那一块相对平整的院子里坐着,一边哼唱着晋剧里的唱段,一边用柳条子或者高粱秆子编一些篓子筐子,还有笊篱、软硬盖帘。隔一段时间,他的姐夫就来家取一回,一取就是一骡垛子。花先生也给村里人编,谁来要给谁,也有那小眼皮薄的人,总是不等用烂就绕绕弯弯编着借口来要,花先生也不戳破,只是敷衍着说这回没好的了,等我给你编个顺溜光滑的。你等着呗,下一回,老远看见你来,花先生就把编好的筐藏起来了,就那个一间半居,往那里藏?花先生的一间半居从外面看不起眼,洞里的乾坤可大着呢。

花先生从来不过问他姐夫卖了多少钱,他姐夫也不会给他一个钱,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他送点吃的,或者拿几件外甥们替下千补万纳的衣裳。有人给花先生扇火,说你拿上银碗讨饭吃哩,就你那手艺,一年编下来那还不是吃啥有啥的光景?也有人说,不能叫姐夫一家全得了,花先生对此有自己的理解,花先生说,人生来是个做啥的,吃的哪儿碗饭,个人心里得有个数数……

花先生从来不去姐姐门上,而且从来不会去姐姐村里赶事宴说喜,花先生说人穷衣裳烂,亲友门上少走串。他是怕给姐姐丢脸。那年他外甥娶媳妇儿,花先生咋想他姐也会叫他这唯一的一个亲娘舅,但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花先生心说,你人不来,帖子不来,哪怕你捎个话来。那回,花先生是给外甥媳妇儿准备了一份大礼的,但最终人家没来叫他。他的那些徒弟们倒是去了不少,回来给他叨咕人家那事宴,抽的啥烟喝的啥酒,几盘子几碗的席面……徒弟们骂他姐姐不像人,骂外甥没良心。花先生脸上笑着,泪早就淹了心!花先生打个“嗨”声,说茶无颜不如水,人无钱不如鬼!

我们小时候是喜欢到花先生那里耍的,花先生手巧,能编各种小耍货儿,他用细白的高粱秆子编的蚂蚱笼子,翘角飞檐很像古代宫殿。一个二股开杈的树枝,一会儿就给你刻旋成一张小小的耕地犁了。花先生手里摆弄着柳条木棒,嘴里哼着唱着,他唱《走山》里老家人的段子,唱得气喘吁吁,好像是真的走得很累很累。唱《三娘教子》里三娘的唱段能唱得流下泪来。

“曾记得那年腊月数九天

半夜间儿闹着到庭院看月圆

我的儿望明月花开满面

娘冻得浑身打颤透骨寒

好不容易拉扯儿到那七岁半

我的儿又到了求学之年

为叫儿南学攻读把诗书念

为娘我起早睡晚织布纺线

节衣缩食受尽熬煎

不孝的小奴才你睁开双眼

你看娘累弯了腰熬红了眼

年轻轻的银发添

闭门寡居十几年

我苦撑苦熬十几年哪

我只说儿读书孜孜不倦……”

我们那时候不懂戏,不知道这老汉哼哼呀呀唱的啥,他就耐心地给我们讲,讲一句再唱一句。

花先生不黑食(黑食,土话,舍不得给人吃东西的意思),赶事宴要回来的喜糖喜馍馍分给我们吃,人们都说吃上讨吃子的东西长命百岁。我就吃过花先生讨要回来的糖蛋蛋,包着蜡纸的椭圆形糖块,一种是琥珀色的硬糖,一种是裹着一层白色酥皮的。花先生给我吃过一块奶糖,尽管包糖果的纸已经磨得油腻不堪而且牢牢地黏在了糖块上,但我还是吃出了细腻甜蜜的奶香。花先生笑眯眯地盯着我,很神秘地说:“不敢用牙咬,闭上眼睛慢慢嗍着,越嗍越甜……”

等我们上了学的时候,大人就骂着不让到花先生那里了,村里人不会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种文词儿,只会说“跟好人出好人,跟上讨吃学拉棍”(棍,就是讨吃棍,讨吃子的标配,打狗防身,走路助力)。娃们一去花先生那里,家大人知道了变眉变脸地从花先生那里拉出来,边走边捎种带系地骂。等再有娃娃们来的时候,花先生就说:“娃娃们,回去哇,再不要来这讨吃烂院了,好好念书哇,世界上,只有念到肚里的书是个人的,谁也叼不走!”

有一年村里下大雨,花先生那半截子堂屋又塌了一截,早上起来,塌下来的窑土把他住的那一间的单扇风门堵得严严实实,花先生使了吃奶的劲儿都推不开,只好跳窗出来了。可跳窗进出终究不是个事情,花先生就往开挖堵在风门上的泥土,这一挖不要紧,他在塌下来的泥皮里找到了银元!

那年的雨季特别长,一连下了半个多月,村里人家的房子都开始漏了,年长的土板墙,土窑洞扛不住了,“呼嗵,呼嗵”全塌了。就在人们都忙着给窑洞苫盖塑料布的那几天,花先生从塌下来的窑土里滤出三百来个银元。

山上的浑水下来,镰把湾沟河淌水漫,花先生的出路断了。花先生不慌不忙地坐在院子里,他把银元摞起来,用破布包扎缠裹起来,一摞,一摞,又一摞!不知道哪儿来的念头,他用缚笤帚的龙须草扎了个人人,把那些银元藏进了龙须草人的肚子里,胳膊腿里,又给草人人穿了个褂子,放炕头上,果真就像个人了,花先生对草人人说,你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你是个值钱的草人人,我是那不值钱的肉身身……

雨停后,沟底的水退了,镰刀把沟湾里露出了圆溜溜的大石头。但从沟底通往花先生家的那段几乎垂直的台阶被水冲毁了,弟子们只好在沟底喊他。那个时候,花先生已经饿得发不出声音了,连自己都记不起几天没吃饭了。

乡里的人来间半居救援了,铲车一“勺子”把乡长、书记和电视台记者挖了上去,救护车也来了,乡长、书记、电视台记者、花先生又被一勺子挖了下来。

休养过来的花先生,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家。乡里干部握着花先生的手说,这回你就住养老院吧,那里啥也有。

花先生说,我还不老,我能养活自己,就不给政府添麻烦了。

乡干部说:都二十一世纪,你还讨吃叫街,那才是给政府添麻烦呢……

花先生还想说自己不是讨吃,自己是说喜呢。但乡干部讲起政策来花先生插不上嘴,最终只好住了养老院。

在养老院那几年,花先生的龙须人人从不离身,忽然有一天,花先生把龙须人人交给了来敬老院慰问的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慰问敬老院,花先生献银元的事情上了新闻,一下子全县轰动。花先生的外甥们不依了,说那些银元是他们姥爷祖上流传下的东西,不能由他舅舅一个人处置,有他们的妈一半,他们的妈下世了,那就是遗产,理应由他们来继承。这一套说辞是他们花钱请了律师给起草的,而且是下了辛苦背下来的。接下来,花先生本家挨门近支的人都冒了出来,人人都有足够的理由来分银元。但最终,理不直气不壮,作罢了。只有花先生的外甥们始终气得咬牙切齿,骂花先生是那黑乌蛇转世——六亲不认的毒虫!

县里问花先生捐出这么多银元,有什么愿望和要求,花先生说:他一肚子喜歌、串话,他想给后人流传下……

在花先生死后的某一年,那本书出来了,书名就叫个《民间谣谚》,书皮上赫然写着几个字:李泽后口述。

李泽后是个谁?李泽后就是花先生! qRlu+wECg9HJ9t4OYTvI4hX+pSaFwX+s6IF4HurfhP9iI5yIn3mBTnk/6s/0q7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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