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便具有丰富且特有的文化元素，而齐鲁文化是其地域分类中最重要的一类。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以及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这些精神之于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可以说是核心所在，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高度契合。而要想深入地了解齐鲁文化，就不得不了解齐鲁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是由孔子在总结、概括、继承宗周礼乐文化和综合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立的一个道德学说。后经过孔子及其弟子的发展与完善，在与法家、道家等诸子百家思想碰撞中，兼容并包。又经由董仲舒的改造，在汉代正式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佛教和道教的冲击，儒家文化的地位有所下降；在宋朝相对统一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思想，在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的改造中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固的儒学思想体系。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与核心，儒家文化自诞生便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时代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便经过两千余年岁月的洗礼，其精华所在的“民本”“仁”等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儒家崇尚“仁道”，故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以民为本，故推崇“民贵君轻”“为政以德”；儒家严谨治学，故推崇“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儒家注重教育，故推崇“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无论是哪一种思想都富有前瞻性和深刻的教育意义，其对齐鲁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儒家文化的发展历程可简要梳理如下。
儒家思想是由孔子在总结了周礼的基础上创立的。生活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孔子自幼便接受着鲁文化的熏陶。“齐鲁文化”在本质上属于“齐文化”和“鲁文化”的有机融合，而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明确地提到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这里的“先王之遗风”即宗周王室的“礼乐文化”，可以说鲁文化直接继承并发展了宗周的礼乐文化，故有“周礼尽在鲁”一说。孔子出生的年代，礼乐制度崩坏，周天子大权旁落，春秋五霸各怀野心觊觎天子之位。而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建立在孔子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因此维护周朝礼乐制度是儒家思想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对当今山东城市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与教育上。从思想上来看，诞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的儒家文化有克己复礼、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必须要推广“仁”的理念，从而构建一个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在追求仁德的过程中，孔子认为人生的至高意义在于超越个体的局限性以达到“仁”这一美德，由贤入圣。这一理念对当今城市文化建设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其对协调人际关系、培养理想人格，乃至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层面都具有深刻的意义。从教育上来看，孔子作为“至圣先师”，提出了许多即便是在现当代社会也仍被广泛推崇的教育理念：第一，学术下移，有教无类。被王公贵族把持的文化教育权因此产生了动摇。孔子创办私学，设杏坛讲学授徒，开创教育之先河，使得平民百姓也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学术文化在民间得到了推广，文化知识得到了运用，并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因材施教，教化育人。《论语·先进篇》记载：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贯彻于其对三千弟子的教导过程中，对于不同性格、不同出身的弟子，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进行针对性的指导，以期扬长避短，使他们各尽其能，有所成就。这一思想对于现代教育来讲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当今教育一大弊端在于其高度统一甚至同质化，一味地使学生接受课堂上照本宣科的教育，这很容易使得那些在艺术、体育等其他方面富有才能的学生被埋没，强行的“填鸭式教育”使得他们对这样的课堂教育产生厌恶甚至恐惧的心理。这时候因材施教的优点便得以体现。通过对受教育者性格、能力、个性等方面的差异的深入了解，发现这些学生身上的个性特质，针对这些特质设计不同的教育方案也是一种高效的教育方式。
当今盛行的艺术生、体育生乃至学科竞赛就是我国在特有的教育环境下采取因材施教举措的重要尝试。第三，尊师重教。“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尊师重教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到了新时代，尊师重教更是成为社会新风尚。
孔子逝世后，儒家学派迅速分化，各成体系。如曾参提倡“孝恕忠信”，全心尽孝道，其“以孝为本”的孝道观至今仍有指导意义；子路以政事见称，救穷济贫，政绩突出；子夏具有经世倾向，根据儒家思想提出一套为政观点并付诸实践，秉承“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等。
《韩非子·显学》中提道：“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里提到了所谓的“儒家八派”。据考证，“仲良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已不可考，后人对此众说纷纭；“子张之儒”被认为是战国儒家八派之首，是以孔子最年轻的弟子子张为主形成的学派；“颜氏之儒”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收徒讲学而形成的学派，颜回严格遵从孔子的教导，其思想主张也基本与孔子相同，推崇仁德，品格高尚，即使“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也“不改其乐”，被后世尊称“复圣”，孔子赞其“其心三月不违仁”；“子思之儒”是以孔子嫡孙孔伋为主形成的学派，“子思之儒”主要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提倡“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的“中庸之德”，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一派。
到了战国中后期，则形成了以孟轲（孟子）和荀况（荀子）为代表的两大儒家派别，对应着儒家八派中的“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部分学者认为荀卿又称孙卿，故“孙氏之儒”即为“荀氏之儒”），分别代表着儒家文化的两大发展方向，即“为政”和“隆礼”。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思想家，儒家文化继承者与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被后世尊称为“亚圣”。孟子最主要的思想主张在于其哲学思想，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性善论”思想。“性善论”是孟子对孔子“仁”的思想的继承，也是孟子评判人的修养品德的认知前提。孟子“性善论”认为，通过学习，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君子，这一点也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意义，体现了教育的可行性。
孟子的“孟氏之儒”以“为政”为主要方向，在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基础上，推出了“仁政”的学说。尽管其本质仍然是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但这种将心比心的为政方式对于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来说无疑是一种福音。“仁政”学说提出统治者应实行仁政，体谅人民的疾苦，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中不忘对人民的关照，而相应的，人民也就心怀感激之情去拥护统治者，稳固其统治地位，即“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而如果统治者草菅人命，施行暴政，视人民如草芥，那么人民也就不会感恩君主，反而“视君如寇仇”。从本质上来看，仁政实际上是一种针对特定阶级，即封建统治阶级的主张，要求统治者将“仁”的博爱推广到被统治的人民身上，以此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在“仁政”思想中，伴生着孟子的另一种核心思想，即“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孟子针对这一思想提出的关键性总结，正如“仁政”思想中总结的，统治者体谅人民的疾苦，爱护人民，以人民为重，而统治者在这一体系中居于次要的地位，只有保障了人民的生存，统治者才能存在。孟子反对统治阶级对平民的剥削与压迫，甚至提出，当统治者数次犯错而不听规劝时，人民可以联合推翻他的统治。
对于当代社会，仁政思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仍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施行仁政更是让老百姓丰衣足食、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强调的“以人为本”就是仁政的具体体现。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期思想家，是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充分汲取道、墨、法等诸家思想，兼蓄百家，成为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与孟子不同，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强调了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他看来，人们对于礼的实现并非出自本心，而是受外界强迫后的行为。
荀子的“孙氏之儒”以“隆礼”为主要方向。在荀子的思想中，“隆礼”既是他对问题思考的出发点，也是思考问题的最终归宿。在“性恶论”中，荀子认为追名逐利是人的本性，不可避免，但对于人类社会来讲，礼的存在恰恰限制了人类没有边界的欲望，使得人们能约束自己，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与孔孟不同的是，由于其兼蓄百家思想，所以出于儒家而不囿于儒家，荀子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观点，其中礼法并重是荀子的重要思想之一。荀子认为，“礼义生而制法度”，礼是法制定的依据与基础，而“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只有崇尚礼义，完善法制才能使得国家维持正常的秩序。“隆礼重法”是荀子的核心思想，即“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治国理念，这对于由“克己复礼”中产生的以周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一次重要的进步。
荀子年轻时进入齐地并长期居住在此，因此深受齐国稷下学宫的影响，他的主要学术思想也是在稷下学宫求学时期形成的。“齐文化”的熏陶使其相较于孔孟建立在“鲁文化”基础上的儒家思想更具备了一些可塑性及变革性。齐文化风气开放，善于变革，而鲁文化风气保守，固执守成，在这两种文化的影响下，荀子对于法与礼的结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先秦时期齐文化与鲁文化相互交融的成果，为“齐鲁文化”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秦王扫六合、统一天下之后，为了加强思想统治，结束对专制统治不利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加之一些儒生谈论诗书，以古非今，齐地方士威胁秦始皇性命等原因，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焚毁大量书籍，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余人，百家争鸣局面消失，法家思想成为秦朝统治的正统思想，而儒家文化几乎遭受灭顶之灾。由于秦王朝不仅“焚书坑儒”，还下“挟书令”，凡藏有儒家经典者均治罪，因此在秦王朝少有传授和学习儒家经典的儒生，儒家《乐经》等经典也因此失传。所幸有学者在“焚书”令下私藏了部分儒家典籍，才使儒家思想得以传承。
在儒家文化从秦朝传承到汉朝的过程中，有两位儒学博士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分别是秦汉时期的伏生和叔孙通。伏生，字子贱，秦朝济南郡邹平人。伏生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尤其精通《尚书》，曾为秦博士。秦始皇下令焚书时，伏生冒着被诛杀之风险藏匿《尚书》，并在汉文帝求治《尚书》的学者时将其重现于世，最终使得儒家经典《尚书》得以流传，历代学者高度评价其：“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有《尚书》而无伏生，人亦不能晓其义。”另一位重要的儒学博士是叔孙通。叔孙通（一说“叔孙何”），字通，薛县人，为秦朝博士，秦将亡时逃离秦国，先后侍奉项羽、刘邦。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后，废秦礼法，叔孙通借由采用古礼，参照秦仪，制定汉初礼法。在制礼过程中，叔孙通没有因循守旧，而是“有所损益”，制定了顺应当时时代发展潮流的礼法，最终一改朝廷的混乱，使汉高祖刘邦“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司马迁高度评价其“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两汉时期，儒家文化蓬勃发展。作为儒家文化的诞生地，山东涌现出一大批载入史书的儒家学者。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有记载“言汉初传经大师，五经八师，有六位是齐鲁之人”，分别是伏生、田何、申公、辕固生、高堂生和胡毋生。及至东汉，设立博士十四家，而其中有八家为齐鲁儒生。载入两汉史书的著名齐鲁大儒不下百人。齐鲁儒生对两汉时期儒家文化的巨大贡献不言而喻。
西汉是儒家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儒生众多，其中著名的儒家学者有董仲舒、胡毋生、公孙弘等。
董仲舒，西汉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作为儒家文化的继承者，董仲舒也提出了很多与孔孟思想一脉相承的思想主张。为了缓解阶级矛盾，他提出应进一步发挥“仁政”的作用，主张更化，用礼乐教导的“德治”代替秦朝的酷刑，同时主张薄敛省役，减轻人民负担。董仲舒对于儒家思想的创新与改造使其更加适应时代的潮流，确立了儒学独尊的主流思想地位，但已经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的儒学思想有了巨大的差异，而且是遏制思想自由的儒学，因此也具有其局限性。其“君权神授”的思想主张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结束。
胡毋生（一作“胡母生”），字子都，西汉齐人。汉景帝时的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以传授《公羊春秋》为名，他对《公羊春秋》的见解独到，对后世影响颇深。根据他的思想形成的公羊学派甚至对近代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他同业的董仲舒称其德，“胡毋子都贱为布衣，贫为匹夫，然而乐义好礼，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声。甚可荣也”。然而由于“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仍有诸多儒学学者不被重用，甚至还有丢失性命之危险，胡毋生以年老为由，弃官回乡，居教乡里。
及至汉武帝即位，为了满足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加强思想统治，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谏言，至此，儒家文化正式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延续两千余年。此时的儒家文化已经与先秦时期“克己复礼”的儒家有了巨大区别，更像是沿袭了荀子的思想，集道家、墨家、法家等各家学说的核心思想于一体。经董仲舒改进的儒家思想已经从以“鲁文化”为根基的儒学转变为以“齐文化”为基础的儒学。同时，为了使汉武帝更容易接受他提出的新儒学，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的观点，指出君主是“天子”，而“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全力维护君主的统治地位，这与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有所不同。
除了董、胡二人改良儒学，大力推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的实施外，胡毋生的学生公孙弘也为儒家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公孙弘，字季，一字次卿，齐地菑川人，以西汉第一位以丞相封侯者扬名。公孙弘在职期间，广招贤士，关注民生，由于其著作遗失，其对儒家思想在后世的贡献主要为对儒家文化的传播。公孙弘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儒者，其思想也深受法家韩非的影响，提出“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术，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同时他又继承了孔孟“仁爱”的思想，轻徭薄赋，为政以德。因此公孙弘的思想是儒法结合，并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
东汉时期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是被称为“天下所宗”的郑学的开创者郑玄。郑玄，字康成，北海郡高密（今山东省高密市）人。郑玄治学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以“述先圣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为目标，希望能通过对两汉时期确立的经学和与经学相关的诸子之学的整理，更深刻地阐述儒家思想，使其发扬光大。郑玄倾尽毕生精力编注儒家经典，经过总结古今兼收并蓄，编注的《三礼注》是其最大功绩，对中国后世政治制度、社会思想、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影响很大。《三礼注》是《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的合称，“三礼”囊括了先秦时期大量的中国古代典章礼法，在对秦朝以前礼的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郑玄为“三礼”作注无论是对于“三礼”的流传，还是对后世学者们的研究，都大有裨益。
东汉中后期，日益加深的政治矛盾使得儒学的社会地位开始动摇，而孔孟儒学在根本上带有的“鲁文化”的守旧弊端也日益显现，儒家思想的式微初露端倪。到了东汉晚期，政治腐败更加严重，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愈加尖锐，朝政的倾颓使得儒学的衰败加速。
东汉时期，儒家文化独尊天下的地位被打破。道教、佛教的兴盛使得儒家文化的发展遭遇严重的挑战，儒家文化发展低迷，近乎停滞。这一时期，山东儒家文化代表人物为曹魏经学家、哲学家王弼。王弼，字辅嗣，山阳郡高平（今山东省微山县）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及创始人之一。王弼年少有为，未及弱冠就与当时著名文人相识，当时的许多文人雅士都折服于王弼非凡的谈吐。王弼的学术思想同样是兼收并蓄的。王弼自幼好老子，并用老子的思想为《周易》作注，开创了“正始玄风”的先河。在此基础上，王弼汲取老庄的思想，建立了玄学哲学。同时，王弼的思想极具儒家人文主义倾向，他抨击教条的世风，批评礼过于形式化而不注重人的内心，认为只有建立在无为而治的基础上达到的礼才是真正的礼。
尽管齐鲁大地不断涌现出一大批的儒学学者，但到了隋唐时期，由于佛教、道教的盛行，儒家文化的发展进入低谷。这期间，虽不乏有代表性的儒学名家，但他们对于儒家文化的思想主张大都被淹没于历史的潮流中。一直到唐朝中后期，韩愈等人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韵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掀起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的古文运动，以达到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的目的，使儒家文化重新得到重视。然而此时的齐鲁儒林注重经学训诂，思想上缺乏创新性，因此这一时期缺乏思想先进的儒学大家。
儒家文化的低谷一直持续到宋朝。宋初，大批学者致力于研究儒学新的理论价值，探究创新性思想，儒学思想融合了佛道思想，形成了理学思想。
理学思想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宋初一部分学者，“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石介，均与山东有着深厚的渊源。孙复，字明复，号富春，晋州平阳（今山东省临汾市）人，数次落第后退居泰山，专心讲学，人称“泰山先生”。著有《春秋尊王发微》《易说》等，提倡臣下无条件地效忠君主，其学术思想继承了韩愈的道统之说。孙复在泰山设学院广收门徒，对宋儒学复兴具有重要意义。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省泰安市）人，创建了泰山学院、徂徕书院，以《易》和《春秋》为主要教授内容，倡导古文，“重义理”，强调“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认为元气构成世界，著《怪说》抨击佛老。
“北宋五子”对北宋儒学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周敦颐作为理学的开山之祖，其学说融合了道家无为思想和儒家中庸思想，他的代表作《太极图说》认为二气生万物；教育上以六经为主，教人向善；主张“慎刑”，推崇至“诚”的思想。邵雍认为宇宙本源为“太极”，重申“天人合一”的观点，其理学思想体系以宇宙观为起点，以人生观为归宿。张载认为万物即“太虚”，主张“理在气中”，其提出的“气-元论”开辟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阶段，其“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后世所传颂。“二程”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主张“存天理，去人欲”。后人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大程德行宽宏，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小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削壁孤峰为体。其道虽同，而造德各有所殊。”
南宋时期，理学发展以朱熹为重要推动力。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认为“理”是万物的本原，方法论为“格物致知”，认为人性二元，还主张强化“三纲五常”。
“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立场，在元代被确立为统治思想。与朱熹同时期的陆九渊开创了“心学”，其认为“心外无物”，而“格物致知”的思想太为烦琐，强调人的本我意识，主张用“发明本心”的方式达到明“理”的境界。明朝的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心即理”的思想，强调“知行合一”。由于统治者的推崇，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共同构成的宋明理学主导了元明清儒学发展的主要方向，儒学因为政治高压而僵化，在长时间内没有质的飞跃。
明末清初，政权动荡，新思想萌芽发展。黄宗羲抨击君主专制，提倡法治，反对重农抑商；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提倡“实学”，反对专制；王夫之主张“趋时更新”，动静相合；何子渊主张求真、尚善、包容，弘扬儒家文化，振奋民族精神。
宋明理学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建立了宇宙自然和人生命运之间的关系，重建了儒学的思想体系，强调了人的主观意志，注重气节、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调节、发愤图强，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凸显人性庄严，同时其具有高度的忧患意识，鼓励仁人志士以安天下为己任，不断追求自己的人生意义。即使是在今天，宋明理学这种自强自主，鼓励人们为实现人生价值积极奋斗的态度仍具有教育意义。
自孔子首创至今，儒家文化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儒家文化先后经历了孔子的原始创立，孟子、荀子的继承与发展，秦朝时期焚书坑儒的打击，汉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尊荣，宋朝的程朱理学的兴盛……在这一系列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文化的内容与形式日渐丰富，思想体系日趋完整，儒家文化独特的文化内涵也在丰富着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面对新时代的到来，儒家文化仍然迸发出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它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指导意义，使得社会上对于儒家文化现实意义的讨论越发深入。现如今，孔子学院已经走向世界各地，向全球展现其独特的魅力，同时昭示着通过儒家文化的新发展，齐鲁文化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加强，其对于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的。相信在今后的发展中，儒家文化将更加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