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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颇有后发之势。“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进展，表现为城市史研究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多种学术源流的并举与融合，表现为城市史研究学科的分化与整合以及多学科的相互渗透，表现为城市史研究论著的丰厚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创建，表现为城市史研究实践不断丰富的同时，城市史学理论的兴起与发展，表现为城市史研究的整体推进与众多热点领域的不断形成。”
1986年至2006年，《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林》等八家主要历史专业期刊，共刊发城市史及相关研究文章390篇，占总数的3%。
尽管近十年来以“城市”为关键词的论文数量没有显著增长，但是从《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权威期刊来看，个案城市以及城市管理、市民阶层的研究层出不穷。这恰恰说明了宏观层面的城市视角已经逐渐细化和微观化，这也正是城市史研究繁荣发展的表现之一。
山东城市研究近年来也有不少成果，尽管滞后于上海、北京、重庆、武汉等地，但是也展现出了独有的地方特色。比如，针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研究，以及针对青岛、济南等典型城市的研究就自成风格。现将主要成果概述如下：
第一，通史类著作。安作璋、王志民主编的《齐鲁文化通史》（中华书局，2004年）中对近代山东的济南、烟台、青岛、济宁、枣庄等10个城市的发展概况有所记载，主要是从城市规模、工商业、文化教育及市政等方面进行概述。李宏生、王林主编的《山东通史（近代卷）》在前者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蓬莱、青州、兖州、德州等10个城市，写作重点还是经济、教育和城建，对传统文化少有论及。吕伟俊主编的《民国山东史》是按时间线索写的，对近代山东城市没有专门的论述。魏建、唐志勇、李伟著的《齐鲁文化通史（近现代卷）》则按文化性质和文化类别对近代山东文化做了系统的考察。朱正昌主编的《齐鲁特色文化丛书》主要从民俗、风物、艺术等方面概述了山东传统文化，着眼点放在整个山东的历史和社会，并没有专门提及近代山东城市方面的内容。上述研究着眼于纵向的线性梳理，并非从城市史的视角切入，但是便于我们了解山东城市出现的大背景，为我们了解山东城市史奠定了基础。
第二，从近代山东城市史来看，王守中、郭大松著的《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是最早研究近代山东城市史的专著。该书按照时间顺序，着力讨论了山东城市化过程中工业、商业、金融业等经济领域的变革，以济南等内陆城市和烟台等沿海城市为代表，详细叙述了近代以来山东城市的发展概况。
山东城市研究的学者们较早关注的是城市经济，如吕伟俊等人的《山东区域现代化研究（1840-1949）》（齐鲁书社，2002年）一书对近代山东的社会发展也有详细的论述，主要按时间线索进行写作，偏重于经济方面。庄维民的《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姜万禧、李振英主编的《山东城市与城市建设》侧重于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东城市的发展建设，主要是从城市规划、市政建设、城市管理等方面进行论述，也有对山东城市历史的追溯。
第三，山东特色文化研究。山东有着独具特色的齐鲁文化、黄河文化、泉水文化、沂蒙红色文化、运河文化、海洋文化等。从这些角度切入的研究，关注的是城市文化的地理空间、历史底蕴、文化传承等，进而体现出山东城市的风貌。如傅崇兰著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是系统论述运河城市史的专著，从中国传统的大运河及其相关视角对运河城市的发展进行了论述，其中对近代山东的德州、临清、济宁等城市的发展历史均有涉及。王云著的《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也是一本以研究运河为主要视角的专著。由于时间上联系紧密，在这本著作中更能看出传统文化要素在近代山东运河城市发展中的影响。刘吕红著的《清代资源型城市研究》是一本研究清代中国以资源开发为目的发展起来的城市的专著，其中对山东的博山在清代的发展有所论述。庄维民、刘大可著的《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一书则以近代日本工商资本在山东的扩张为主线，从近代山东的经济变迁角度论述了部分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
以上学术专著考察的都是近代山东城市的发展，或者部分涉及近代山东城市发展的相关问题，且大多是从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角度考察的，即使涉及文化层面，也是属于外来新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作品或以时间为线，或采取分类叙述的方式，来论述山东城市发展的诸多问题。但是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对山东的城市文化问题未能深入探讨。
城市规划与公用事业的建设的论述相对成熟。李百浩、王西波的《济南近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着眼于城市空间的演变，将济南1904-1948年的城市规划分为三个时期，详细说明了每个时期城市规划的原因、特点、规划机构等，但是对这一规划在济南城市发展中的影响论述不足。孟宁的《近代济南城市空间转型及其发展研究（1904-1948）》利用建筑学的专业特点，引入专业概念，绘制了大量城市空间演化的图表，直观明晰。从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建筑学与历史得到了很好的结合。王醒的《济南市政建设与城市现代化研究（1904-1937）》对市政建设的主体——政府机关，以及市政建设的客体——城市和市民进行了考察。该文的论述始终是建立在市政与现代化二者的相互关系上，这是城市化研究的良好思路。该文引进了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新理论，但是在具体论述中这些概念的界定并不清晰。作者在论述济南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兼顾了“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两重含义。
而“公共空间”恰好是人与物产生交互作用的区域。如果能将三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明确的分析，那么新理论的运用将会更加广泛。
谷学峰的《近代济南市民文化研究（1904-1937）》（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厘定了市民文化的内涵，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的概念界定基础上，形成了文章的两大部分。文章认为市民阶层既有其社会独立性，又表现出与官方政府相辅相成的关系，这可以作为中国市民文化的一个“中国特色”。但是这一理论并没有在文中深入阐述。
朱云峰《清末民初济南公共领域的近代转型（1904—1919）》中所谓的“公共领域”正是市民生活的空间，因此也可以说是关于“市民文化”的研究。朱云峰的论文辟专节阐述了不同社会团体对于城市现代化转型的意义。
吕伟俊、聂家华在《生成与生存：城市化背景下的山东城市下层社会述论（1912—1937）》一文中运用丰富的档案资料、外文资料、海外文献以及史志资料，详细地分析了下层社会的主要人群及其生活状况，同时也关注到政府与下层社会的关系。作为教育部的重大科研项目，我们相信对山东下层民众的考察必将从整体上带动对山东城市阶层的研究。
在定义“城市化”这一概念时，很多学者都提到了人口结构的变动，同经济结构的变化一样，这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关于济南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变动，由于资料缺乏尚未得出确切的结论。国内最早对这一问题做出分析的是沈国良的《济南开埠以来人口问题初探》一文。而成果比较突出的是郭大松等人写作的《民国前期济南的人口与社会问题辨析》，该文对1911—1919年济南城市化以后的人口变动做出了自己的分析。根据《山东省志》、《济南指南》以及《续修历城县志》所载，这十年时间里济南人口出现大幅度萎缩。对这一不合常理的现象，作者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排除种种因素，提出了城乡区划变动与统计方法两个可能性因素，令人信服。
万强的《近代济南的人口与城市发展（1904—1936）》（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从人口的自然构成与社会构成两方面论述了人口的迁移给济南城市化带来的双重作用，外来人口的性别、职业特征对城市化的影响等。这篇文章没有局限于人口的增减问题，而是着眼于人口与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影响。
空间本身是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载体和场域。城市文化的空间包括城市教育、城市娱乐、报刊、图书馆、博物馆、影院、公园、体育场所等。在关注济南城市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有人将目光投向老城区的保护与建设。
李平生、赵秀芳的《城市现代化中的历史文化保护问题——以济南为例》，对济南开埠后的城市格局、城市建设、城市空间、城市交通、城市人口、城市结构、城市功能、市民心态均做了简要的论述，肯定了济南开埠在城市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并希望以此为榜样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国芳、李刚的《传统历史街区的保护性开发与利用——以济南商埠区保护为例》对济南商埠建筑的保护和利用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和措施。田芸的《济南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开发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选取芙蓉街——王府池子这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历史街区，提出了保护、开发的具体思路与方案。孔祥娜的《济南旧城区聚落文明特征嬗变与保护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从建筑学的角度考察旧城区古今演变与现状，探寻古泉城人居环境的特点，研究发掘旧城区文脉内涵特征并提炼浓缩。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建筑科学、环境科学等角度出发，以内涵研究为本，以查考寻迹为主，将古籍记录、书刊论述与实际调查相结合，进而提升旧城区的时代价值。
对于济南这样一个传统历史文化悠久的城市来说，在建设现代城市、规划城市的新功能时，应该注意对老城区的保护。城市保护既包括对原有物质形态的保护，也包括对精神文化遗产的传承。目前学术界对于城市文化的保护基本局限于物质形态，如老建筑、老城区的维护，对老济南的艺术形式、风俗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尚缺少专门的论述。因此，在探讨济南城市化时，注重新与旧的关系，实现建筑学与历史学、城市规划学的结合，将历史的传承与发展更好地融合起来，才能使我们的城市史研究更有意义。
城市文化研究应该是一个寻找城市间的共性与个性、探寻城市的历史与现实发展规律的过程。因此，济南城市史研究不能忽略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凸显济南城市的特色、揭示济南城市发展的轨迹。
由于时代、地域的不同，各地城市史的发展自有其差异性。因此在关注济南城市变迁的同时，注意历史的纵向和地域的横向比较成为重点。目前济南城市史的研究已经实现了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重比较，便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济南城市的发展原因，了解发展动力、城市的结构功能、城市的地位作用影响等。
总体来看，关于山东城市文化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在城市经济等领域已经日渐成熟，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不过山东城市文化史研究仍有不少薄弱环节：诸如深入挖掘新史料、借鉴多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重在历史分析类的作品较少；城市文化、市民社会等层面鲜有高水平的成果问世等。笔者认为，当前济南城市文化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注意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
对于城市化的概念，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关注点是有区别的。因此在济南城市化的研究中，侧重点有所不同，或专注于经济领域的发展，或偏重于地域的转化，或着眼于城市建设的转型，或强调人口结构的变动，等等。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理解恰恰构成了济南城市研究五彩斑斓、绚丽缤纷的景象。
一味强调多学科概念统一并不现实，也无必要。但是，概念理解的多样化并不意味着模糊化。在济南城市史的研究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诸如“市政建设”“城市空间”“公共领域”“市民阶层”等新的词汇，大多数作者也从自身的研究角度对这些概念进行了阐释和界定。但是由于这些名词本身就是交叉学科的产物，学者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常常不由自主地偷换概念、模糊论题，导致文章主题的不明晰。这是新理论、新方法运用初期不可避免的现象。随着济南城市史研究的深入，学者不一定会对概念本身达成共识，但是在论述问题时应该避免概念的模糊化。
第二，重视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
纵观以上研究作品，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山东省志》及地方史志、方志丛书以及当时的期刊，其中也不乏一些通俗性的介绍性读物，这对于学术性的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通过系统地翻阅市档案馆与山东省档案馆的资料，笔者发现对于济南城市建设的资料使用不多，只有有关“商会”的档案有所使用。
随着济南开埠，大批海外人士聚集济南，济南也一改新政之前强烈的排外情绪，“友好接纳”了大量的海外人士。其中有商士、传教士、医生等。对于开埠前后的济南城市变化，他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字，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912年出版的法思远（R.C.Forsyth ） 的《庚子殉难录》( 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 ，在第二十章中特别讲到了“山东现存问题与建议解决方案”，对20世纪初山东的现状进行了描述。神学博士明恩溥（Arthur H.Smith）的《中国人的素质》（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和《中国乡村生活》( Village Life in China )、传教医师聂会东博士的《山东省城济南府》，都对同时期的济南进行了描述。《山东省城济南府》一文包括济南的历史、概貌、山水名胜、部分掌故、传说、风俗民情等。该文中对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前后济南的社会、政治、经济、文教及民情变化的对比，对治史者尤有启发意义。由A.G.帕克指导，齐鲁大学社会学系调查编著的《济南社会一瞥》(1924)，对当时济南市的历史、地理、人口、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社会生活等状况进行了调查，内容丰富。
海外学者鲍德威的论著在史料运用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作者在参考文献中所开列的书目，尤其是外文文献，值得每一个研究济南城市史的学者关注。国内学者王守中、郭大松的《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一书资料搜罗广泛，有大量的档案资料、外文资料。如果能够将这些外文资料与中国当时的档案、期刊报纸等史料相对比，对于我们认识开埠前后济南的城市化发展面貌将大有帮助。
我们不仅要拓展史料的范围，对现有的资料也应该进行甄别，有选择地使用。在济南城市史的研究中，由于资料的缺乏，有些问题在论证时只能采取旁证甚至若干年后的史料，这影响了论证的力度。
第三，加强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
对城市历史的梳理是为了构筑城市未来的辉煌大道。济南城市化的研究归根结底是要更好地保护历史文化，总结城市发展的规律性，为济南城市发展提供学理性的依据。这是城市史发展的方向，也是城市化研究的社会价值所在。
杨念群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理论大行其道，介绍其方法者大有人在，美国汉学界使用其方法研究中国城市史而著书成文者也不乏其人，却始终见不到国内城市史研究对之进行有效的回应”。各种理论众多而没有形成统一权威的理论体系，同时在中国城市历史的分期问题、城市类型的划分标准、城市区域划分标准问题、城市史研究内容等基本认识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分歧。
随着城市史研究发展，市民阶层、市民文化、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等概念和理论的研究已经逐步开始。但是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硕士学位论文，鉴于多数研究者学习时间和学术底蕴的不足，并没有将这一理论很好地贯彻下来，仅仅可以说是理论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有的甚至还存在理论运用前后矛盾的现象。在运用、借鉴西方的理论时应该实事求是，敢于用历史的真实质疑学术界的传统观念。
此外针对城市空间内的主体即城市居民的研究也比较薄弱。市民阶层是城市化道路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清末，慢慢开始形成一些特色鲜明的不同阶层，如具有商业理念的经济型市民阶层和深受中西学思想浸润的知识分子型市民阶层。在济南城市化的过程中，市民的分层、角色的转变同样值得关注。在鲍德威的著作中，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描述“那些在济南掌握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的人，他们大多数是中国人”
，这对我们应该有所启发。
当然，运用多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是历史学取得突破的重要方式。在借鉴和运用新理论时，我们应该关注中国社会的特殊形式，尤其是在论述公共空间、市民阶层等国际通用的学术概念时，不能盲目照搬。济南政治、经济的发展模式基本代表了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以西方现代化的标准来定义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