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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史是学科交叉的产物，很多地方是借鉴西方城市研究的理论。从传统的史学分类来看，也有学者把它归到社会史，如果从相关度来看，城市史的确更接近于社会史的研究，很多内容比如城市下层民众、城市公共生活、城市休闲娱乐等都与我们平时接触的社会史相通。但是从另一些方面来讲，比如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城市规划布局、城市园林设计、城市教育文化、城市空间等又涉及其他很多学科，所以城市史更多层面上是学科交叉，跨学科研究的产物。1971年，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曾将城市史比作“历史多样性的杂货铺”，“任何与城市相关的事物”都被囊括其中。
西方城市理论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城市文化研究的发展，因此，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西方城市研究的主要成果，其中的很多理论和方法也是本章学习的对象。
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城市的印象最早可追溯到早期旅行家和传教士的游历见闻。《马可·波罗游记》里描绘了东方的富庶及城市的繁荣，其中多处涉及中国城市。
海外对中国城市史较有研究的有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除美国之外，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的城市史的研究偏重于城市景观，比如城墙；亦有学者专注于都城的考察或者明清市镇的研究，总体来看，以古代城市研究为主。
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以美国为代表，二战之后，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严格来说，西方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的。20世纪40年代起，美国中国学才开始走向独立，并逐渐成为西方中国学研究的领头羊。
美国城市史研究既有理论的探索，比如公共空间、市民社会等理论问题，亦有具体的城市区域研究。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指出了城市史研究的三个维度：城市的时间、空间和人。时间是指城市的历时性，从过去的城市到现在的城市以及未来的城市，是一个城市成长和发展的过程。空间是指城市体系中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更大一点就是地区、国家、国际或者是跨国区域。而人是时间和整个城市空间的主体。这本书的观点也认为城市史是将城市空间置于广阔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空间体系的框架中，进而将这一空间置于更广阔的地区、国家、国际乃至跨国的网络中考察其历史，强调了时间和空间要素。
还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维度，那就是环境。这个环境其实和空间有重合的部分，但也有空间所不能容纳的内容，比如动物。西方城市史研究中有学者开始关注城市中的动物。比如2019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疯狗和其他纽约人：美国大都市的狂犬病、医学和社会（1840-1920）》（ Mad Dogs and Other New Yorkers：Rabies,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an American Metropolis，1840-1920 ）就是一本以城市中的动物与人为主题的专著。如果是从医疗史的角度来研究的话，医疗史学者会去追溯狂犬病的历史以及人类与狂犬病毒的互动。然而从城市史的角度来研究的话，城市史的学者会考虑空间因素甚至会考虑城市人物中的情感因素，比如为什么狂犬疫苗的接种数量如此之大，一方面是空间，另一方面可能与现代社会的压力，或者老龄化等因素相关。
肖恩·埃文撰写的《什么是城市史》
指出：城市史的研究范围包括城市生活的研究和城市化的历史（广义上的城市化包括人口、法律制度和文化的演进）。
城市史和社会史确实是一对同胞兄弟，都是从经济史谱系下发展而来。两个领域都重点聚焦于“下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来寻求对人类经验的阐释，即考察普通人在自身历史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推动作用。这一作用受制于经济力量、社会再生产的代理者以及国家的管控。而城市史与社会史的根本区别在于：城市史家是从整体上研究历史，挖掘城市的“全部”历史。
中国城市史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渊源可追溯到古人对于都城、城市的记录和考察，《洛阳伽蓝记》《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均可归入广义的城市史著述。
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1926年，梁启超发表《中国都市小史》《中国之都市》等文，实开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之先声。20世纪30年代，陶希圣、全汉昇等人关于长安、古代行会制度的论文成为城市史研究的起步。侯仁之潜心于古代城市研究，其对于古都北京的研究，对后来古都学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以柳亚子为馆长，以胡怀琛、蒯世勋、胡道静等为骨干的上海通志馆学者悉心搜集资料，进行上海城市史专题研究，于1934年、1935年各自在《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上发表文章，涉及沿革、气象、地文、风土、公共租界、法租界、政治、党务、外交、实业、金融、工业、交通、文化、新闻、体育、学艺、人物、教育、社会事业等，资料翔实，考订细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实开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之先河，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通志馆于1945年9月恢复工作，1946年改组为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先后编写、出版《上海事物溯源》《上海外交史话》《上海城隍庙》《上海人口志略》《上海胜迹略》等著作
。民国年间出版的《济南》《青岛》《北平》《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书，由学者倪锡英所著，书中对多个城市进行了记录，也成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近现代城市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尤其是上海地区，先后出版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1961年）、《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1966年）、《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1960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1958年）、《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1958年）、《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1958年）、《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1958年）、《上海钱庄史料》（1960年）、《荣家企业史料（上）》（1962年）、《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1963年）、《永安纺织印染公司》（1964年）、《上海民族机器工业》（1966年），资料都相当扎实，有很高的价值。有些资料还包括了对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访问、调查，为他书无法替代。这些研究均因十年动乱而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