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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然而宋代版印事业的发展繁荣也有一个过程，它是伴随着宋代政治、文化以及工商业、科技的发展而逐步走向顶峰的。宋初的刻书业并不发达，图籍仍多以手抄流传。洪迈就曾说：“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版）至少。”
北宋名臣韩琦“少年家贫，学书无纸……时印板（版）书绝少，文字皆是手写，每借人脱落旧书，必详为节录，以备检阅”
。苏轼也曾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
在宋代“右文”政策的指导下，科举和教育日渐兴盛，社会对图书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再加上朝廷对刻书业的重视，这样到了宋真宗、宋仁宗以后雕印事业渐成气候。至神宗熙宁时期随着书禁解除，不仅官府刻书蔚为大观，民间书坊也纷纷设立，并逐步成为宋代雕版印刷事业的生力军。
宋代雕版印刷空前繁荣的一个表现就是从中央到地方涌现出众多的刻书机构和刻书从者。官刻、私刻交互分布，在宋代形成一个庞大的刻书出版网络。对于宋代刻书的分类，至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魏隐儒等继承了叶德辉的划分方法，将宋代刻书分为：官刻、私刻、坊刻，这是比较常见的划分方法。李致忠认为：“宋代的刻书机构，按其投资和经营的性质大体可分为官刻、私刻和民间刻三大系统。”
肖东发先生则将历代刻书划分为六大系统：寺院刻书、民间坊刻、中央政府刻书、地方政府刻书、私家刻书、官私兼办的书院刻书。但笔者认为，把宋代的刻书划分为官府刻书与民间刻书更为简洁明了，且符合逻辑。宋代官府刻书包括中央政府刻书（简称中央官刻）、地方政府刻书（简称地方官刻）。宋代的中央官刻包括中央各殿、院、监、司、局的刻书；地方官刻包括各路盐茶司、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公使库、仓台、计台，各州学、府学、军学、郡斋、郡庠、学宫、学舍，各县县斋、县学以及书院的刻书。民间刻书包括私宅刻书、书坊刻书以及寺院、道观刻书。南北两宋刻书各有各的特点，现用二、三两章分而述之。
北宋刻书业的迅速兴起得益于宋代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宋代“右文”政策的实施，使整个社会对图书的需求急剧增加。宋代统治阶级学习了五代后蜀刻印“九经”的经验，让国子监、崇文院和印经院等中央文化教育机构带头刊印图书。中央刻书是北宋官刻的主体，熙宁以后随着刻书政策放宽，地方政府也开始镂版印书。北宋科举教育事业的逐渐兴起，使读书人队伍迅速膨胀。北宋社会对应试必读的儒家经典和各种“参考书”的需求就变得日益迫切，而仅靠北宋官刻又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是，民间私人刻书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在北宋官府刻书的带动下，民间刻书业如火如荼。北宋的汴京、杭州、四川和福建都是当时的刻书中心，其民间刻书都非常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