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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之所以能成为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与宋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进步是密不可分的。两宋繁荣的经济为雕版印刷业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而科技的发达和物质的丰富又为雕版印刷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和物质支持。
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战乱割据的局面，除北方尚有契丹政权外，国家再度统一，社会得以稳定，经济也得到迅速发展。宋朝建立后，统治者就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经济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废除了唐以来按照门阀等级占有土地和农奴的制度，实行租佃制。这种制度一方面加速了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催生了庶族地主的大批涌现，另一方面租佃制、雇佣制、徭役制等新政策的实施，消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附属关系，使农民获得更多的人身自由，大大增强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同时，在经济上北宋王朝采取了鼓励垦荒、轻徭薄赋、招徕流亡、兴修水利、改进农具及耕作技术等一系列措施。并且规定垦田即为永业，官不取其租，使部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得到满足，土地开垦率大大提高。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宋初农业生产很快就得到恢复与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到大观年间已达2000余万户，人口突破1亿，为汉唐的2倍，
垦田面积约7.2亿亩。
随着农业的发展，宋代的手工业也发达起来。漆侠先生在谈到宋代手工业和农业时说：“手工业生产不论是规模上、分工上、技术上，从事生产的手工匠人的数量上，还是各类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越了前代。手工业生产取得这样的发展，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宋代的手工业生产比前代有了新的进步：手工业作坊种类繁多，其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均超过了前代，生产技术显著进步，手工业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也大为增加，从业人数也较前代增加很多。宋代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宋代商业的发达和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在这种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雕版印刷也具备了自身发展的充要条件。
手工业的发展必然带动商业及城镇的发展。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引领下，宋代的商业和城市经济也得到极大发展。城市坊市的格局被打破，到处都可开店设坊，商业活动场所得以扩大，经营活动日益丰富。宋代的汴京、杭州、扬州、成都等都是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雕版印刷在宋代走上顶峰，有其特殊的经济基础—宋代最为突出的是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
《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盛录》《梦粱录》《武林旧事》里记录宋代城市繁华的文字比比皆是。北宋汴京城，其人口逾百万，“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
“八荒争凑，万国咸通”
，堪称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汴京不仅是北宋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其大街小巷店铺林立，勾栏瓦舍，热闹非凡，有些商店夜市甚至通宵达旦地营业，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即是其繁华场景的真实写照。北宋节度使柴宗庆曾赞美它：“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去梁园总是村。”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南宋末临安已是拥有38万多户人家，120多万人口，400多种手工行会的世界大都市。吴自牧《梦粱录》记录了当时杭州商业繁荣的盛况：“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谓之珠子市，如遇买卖，动以万数。又有府第富豪之家质库，城内外不下数十处，收解以千万计……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每日侵晨，两街巷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热闹……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至于故楮羽毛，皆有铺席发客，其他铺可知矣。”
与此同时，南宋的海外贸易也空前繁荣，出现了泉州、广州等著名的港口贸易城市。
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使宋代整体社会生产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到了南宋，江浙地区一跃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新中心。总的来说，宋代经济在我国经济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成为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如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中文版的前言里所说，只要对世界经济进行客观的考察，就会立刻发现1000年前宋代中国的主宰地位。
宋代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给刻书业带来了巨大影响。手工业的发达为宋代版印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宋朝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主客户制的确立、租佃制的发展，以及封建城市经济、商品经济及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催生了整个社会巨大的物质消费需求与精神消费需求，而这种巨大的物质与精神消费需求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宋朝的经济发展与商品生产。宋代书籍生产与消费的发展、繁荣正是基于这一宏观经济背景的必然产物。”
繁华的大都市是宋代文人的荟萃之地，它不仅为书籍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同时也为书籍消费提供了巨大市场。而商业的繁荣则使宋刻本大批量进入社会流通成为可能。
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是在宋代。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宋代在数学、天文、印刷、医学、药物学、化学、建筑学、造纸、造船等多方面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宋代的雕版印刷进入黄金时代，其主要原因是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都日趋成熟，这主要表现在造纸和造墨工艺水平的提高，以及雕版印刷技术自身的发展完善上。
精美的宋刻离不开上等纸墨。宋代刻书产业的兴起离不开“造纸业、制墨业和刻书成品得以实现其交换价值的售书业”
。宋代的刻书业和造纸、制墨业相互促进，一方面刻书业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纸墨的生产，另一方面纸墨业的发达又为刻书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成为刻书业的有力支撑。
纸是雕版印刷的三大要素之一。同刻书一样，造纸业在宋代也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造纸技术日臻成熟，生产的纸张产量高、质量好、品种全、用途广，成为宋代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商品。宋代纸张产地几乎遍及各路，纸张种类也大幅增加。苏易简在《文房四谱·纸谱》中就有记载：“蜀中多以麻为纸，有玉屑、屑骨之号。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以桑皮为纸。剡溪以藤为纸，海人以苔为纸，浙人以麦茎稻秆为之者脆薄焉，以麦藁、油藤为之者尤佳。”
宋代两浙造纸业非常发达，其中尤以温州所产最佳。“温州作蠲纸，洁白坚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由拳皆出其下，然所产少。至和以来方入贡，权贵求索浸广，而纸户力已不能胜矣。”
可见当时两浙所造纸成色佳，供不应求。江西造纸业以歙州为盛。歙州山多，产楮、藤，且其水“清澈见底，利以沤楮。故纸之成，振之似玉雪者，水色所为也”
。关于四川的造纸业，元代费著《蜀笺谱》云：“天下皆以木肤为纸，而蜀中乃尽用蔡伦法。笺纸有玉板，有贡余，有经屑，有表光。……广都纸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荣，三曰冉村，四曰竹丝，皆以楮皮为之。其视浣花笺最清洁，凡公私簿书、契券、图籍、文牒皆取给于是。”
南宋时印制纸币多用四川楮纸，“物料即精，工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至咸淳时，命每年运送2000万张”
。
潘吉星在谈到宋元用纸时指出：“在宋元书画、刻本和公私文书、契约中，有许多是用皮纸。其产量之大、质量之高，大大超过隋唐五代。”
除皮纸外，宋代刻书更多使用竹纸进行印刷。用竹子造纸始于隋唐五代，但竹纸技术的真正发展和成熟是在北宋以后。我国的竹子产量大、分布广，所以竹子的使用使造纸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宋代使用竹纸印刷的地区通常是印刷业兴盛且又盛产竹子的南方，如闽北造纸业就特别发达，每年谷雨前后，竹农、纸工便上山“杀青”。春夏之交，山村“槽户”进入造纸繁忙季节，“沿溪纸碓无停息，一片舂声撼夕阳”，场面极其壮观。
宋代也是我国造纸术全面成熟的时期。宋代的纸浆沤制技术更是超越前代，抄纸技术也有了新的进步，尤其是水碓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制浆的效率。硬纤维的软化技术极大地丰富了造纸原料的来源，并提高了纸的强度。宋代还开发利用多种植物泡制的纸药，促进了纸品质量的提高。宋代造纸业的进步为宋代刻书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墨也是进行雕版印刷的必要物质条件之一。在版印空前繁荣发达的背景之下，宋代造墨技术也突飞猛进。据张邦基《墨庄漫录》载：“近世墨工多名手，自潘谷、陈瞻、张谷名振一时之后，又有常山张顺、九华朱觐、嘉禾沈珪、金华潘衡之徒，皆不愧旧人。”
北宋的汴京、河东、济源、唐州，南宋的临安、绍兴、金华、歙州均是产墨中心。总的来说，河北的制墨技艺与质量都为上乘。苏易简论墨，“大约易水者为上”
。南方制墨业则以安徽歙州墨为最。宋代不只墨工造墨，士大夫亦喜造墨、藏墨，并品墨、斗墨。据史料记载，苏轼蓄佳墨有七十多丸，司马光蓄墨至数百斤。苏轼也曾言：“近世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尽其技。”
宋代因生产大量好墨，给印书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并提高了印刷品的质量。
纸和墨都是雕版印刷必需的材料，对于提高印刷图书的质量、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关系极大。宋代生产了大量的好纸佳墨，故能满足各种印刷之用。“后人对宋版书的评价是校、刻、写、印、纸、墨皆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出版的印刷、造纸、制墨等工艺，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雕版印刷技术至迟在初唐已经产生，但当时只不过是流行于民间市井，为僧侣和术士用于传经布道的一种复印技术。经五代用其刊印“九经”，方才登上大雅之堂。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技术得到了充分广泛的应用，印刷出版事业迅猛发展。在宋代，刻印技术、版画插图和装帧技术都有了很大进步；活字印刷、套色印刷得以发明并运用，纸币和木版年画即创始于斯。宋刊本书法之妙，刻字之精，尤出各代之上。
总之，宋代的版印事业兴旺发达，除了得益于政府的鼓励提倡、社会对图书的强烈需求、民间印刷业的积极响应，以及良好的刊印环境等社会因素外，还得益于造墨、造纸以及刻印技术的进步。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创造了令后人叹为观止的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