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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实行“右文”国策，皇帝带头读书，再加上“一日之长取终身富贵”的科举的诱惑，使得那些想通过科举“一朝选在君王侧”的莘莘学子，更加热衷于读书。于是读书人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整个社会读书之风大盛。
宋朝君王深知读书学习的重要性，他们大多勤奋好学，喜欢读书。宋太祖就非常喜好读书，史载太祖“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
。太祖还说：“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
宋太宗更是以锐意文史的形象见于史册，太宗曾对臣下说：“无所爱，但喜读书”
，“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
。据《宋史》记载，宋太宗在一年之内就读完了《太平御览》这部千卷大书。“道遵先志，肇振斯文”的宋真宗也爱好读书，“听政之暇，惟文史是乐，讲论经艺，以日系时”
。总之，宋代帝王嗜好读书，其文化修养之高在历代统治者中颇为罕见，这不仅有利于社会读书风气的形成，也为宋代出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宋朝皇帝不仅自己重视读书，还倡导大臣们读书。宋太祖曾要求：“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宰相赵普就“初以吏道闻，寡学术，上每劝以读书，普遂手不释卷”
。宋真宗更作《劝学诗》来激励士子：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后成为当时乃至后世莘莘士子读书求学的座右铭。宋代不仅皇帝爱好读书，朝野官僚和士人也都崇尚读书。在整个社会上层倡导下，两宋三百年间，读书之风大盛。对此，宋代文献中也多有记载，绍兴地区“自宋以来，益知向学尊师择友。南渡之后，弦诵之声，比屋相闻”
。福州读书风气更盛，“城里人家半读书”。真可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由此可见，宋代在全国都形成了崇尚读书的热潮。而要读书，前提必须是有书可读，这就为宋代刻书和教育事业的兴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在皇帝的带动下，在科举的刺激下，读书在宋代蔚然成风，于是教育也日渐兴盛，官学、私学、书院等如雨后春笋建立起来。两宋中央官学名目繁多，包括国子学、太学、宗学、四门学、算学、律学、画学、书学等，宋代地方官学包括州学、军学、府学、监学。宋代统治者在重视官学的同时，对私学及书院也采取倡导、扶持的政策。因此，在宋代官学、私学并重，且相互补充。特别是从仁宗至北宋末年的三次兴学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第一次兴学运动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史称“庆历兴学”，重点是兴建地方学校。庆历四年（1044），仁宗听从范仲淹的建议，诏诸路、府、州、军、监广泛设学，士子200人以上的，须置县学，由此地方官学大量建立，作为中央官学的太学也建立起来。并规定只有在学校学习达到一定时限者才具备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这样学校就为政府的科举取士提供了人才保障。第二次兴学运动于北宋神宗熙宁至元丰年间由王安石发起。具体措施是在太学实行“三舍法”。“三舍法”是一种考试升级制度，即通过太学外舍、内舍、上舍三个阶段学习和考试方能毕业。太学所学的内容，也就是科举所考的内容。太学“三舍法”的实施，使太学教育和科举制度真正接轨。另外，王安石还主持编撰《三经新义》作为官学统一教材。这次兴学完善了太学的教学体制，改革了科举制度，设立了专业学校，宋代的科举及官学教育制度由此确立。宋徽宗崇宁年间朝廷发起第三次兴学运动，在这次兴学运动中，政府下诏令天下广置学校，恢复“三舍法”，建立了县学、州学、太学三级学制系统，学生由县学经过考试升入州学，再由州学升入太学。从地方官学到中央官学，由此形成较为完整系统的学制。除此之外，还恢复和创立了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专科学校。
宋代三次兴办官学运动表面上虽都以失败告终，但改革成效却是显著的，它极大地推动了各地官学的发展及科举制度的改革，使整个社会对学校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据不完全统计，宋代有州学234所，占宋代州数的72%。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兴学，逐步形成以中央太学和国子学为中心，诸多专科学校和地方州学以及县学配套的全国性的官学系统。
与此同时，宋政府对于民间私学往往也采取因势利导、奖励扶持的政策，通过赐书、赐田、赐钱等方式对民间私学加以资助。对私人办学，官府往往刻石立碑，加以表彰并资助；对施教有方、德学双馨的名师硕儒政府还封官授职。宋政府通过各种措施促进私学的发展，使之成为官学的有益补充。对于书院宋政府更是给予大力扶持。宋初“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
，宋朝统治者还给书院赐学田、赐匾额、赐经籍，并奖励书院创办人。可以说，两宋时期政府对书院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而宋代教育的大兴必然促进刻书业的兴起。
两宋科举取士以及崇尚读书的社会风气使得宋代学术活动非常活跃，两宋的学术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北宋时代除去云燕十六州是在契丹的范围不计外，凡是宋家的土地，都有学术可言；到了南宋，文化便也随武备而同时南迁，长江一带，上自四川，下至闽浙，成为政治的领域，也就是文化的领域。”
宋学在学术源流上承上启下，是跨越朝代的一个庞大学术体系。而学术活动的发展则是宋代图书文化兴盛的内在动因。祝尚书先生就曾指出：“作为观念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史学、哲学等等，有宋一代可谓空前发达；而繁荣的文学创作，活跃的学术研究，又促进了印刷业的飞速发展，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出版文化。”
宋学在一定意义上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其所具有的议论、怀疑、创新和开拓的精神使宋朝的整个社会风貌为之一变。而这种社会风尚的变化，又在整个社会价值取向上鼓励更广阔的阶层崇尚文化与读书，使有志于学问的人大大超过前代，从而又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宋代学术发展和社会风尚互相影响，促使整个社会对图书的需求大大增加，自然就促进了宋代雕版印刷事业的蓬勃发展。
宋代教育发达，学术活动昌盛。文化传播的日益迅速，使得整个社会都洋溢着一种对知识渴求的热情，这一切都使读书成为新的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社会对读书的推崇是宋代出版发展的巨大动力。文化学术的发展，形成了对图书的社会需求，是出版业发展的内在动因，推动了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而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又给更多人从事学术文化活动带来了便利，形成更大的图书社会需求，这也是宋代雕版印刷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朱迎平先生在谈到宋代刻书兴盛的背景时曾指出：“右文崇儒，提倡佛、道，改革科举，兴办学校，整个社会读书成风，使儒、释、道经典和各类书籍的需求激增。宋初文化发展的这一大背景，为刻书产业的兴起造就了最好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