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开国皇帝十分清楚“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
“宰相须用读书人”
的道理。于是在立国之初,宋朝统治者就实行了尊孔崇儒,礼待文士的政策,以此来笼络士子之心,巩固统治。宋人陈亮对此曾说道:“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
宋朝开国者认识到儒家思想是促进社会稳定,巩固封建统治的法宝,于是在建立之初就把“崇儒尚文”作为“治世急务”。
立国之初,统治者就开始大规模整修孔庙,扩建讲经场所,塑绘先贤先儒像,还多次临幸国子监,拜谒文宣王庙,将祭孔封孔作为尊孔崇儒的重要内容。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的第二年,就下令贡士举人到国子监谒孔子像,随后成为定例。宋太宗即位后,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召见孔子后裔,诏其袭封文宣公,并免其所有赋税。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追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又亲自到泰山封禅,到曲阜孔庙祭奠,并拜谒孔子墓;次年赐孔庙“九经”“二史”,诏立学舍,选儒生讲学,并追封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宋真宗还亲自撰写《文宣王赞》,称颂孔子为“人伦之表”,称颂儒学是“帝道之纲”;又作《崇儒术论》并刻石立于国子监,指出“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
,以此来强化儒学的独尊地位,并使之作为治国的根本准则。
同时,宋代帝王还十分重视对儒家经典的整理和传播。端拱元年(988),宋太宗命孔维等人校正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至道二年(996),又命李至等人校定《七经义疏》。咸平三年(1000),宋真宗命翰林侍读学士、判国子监邢昺总领校经之事,于次年九月校定完毕,诏令摹印颁行,并颁之学官,成为国家的法定教材。宋神宗于熙宁六年(1073)任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王安石作《三经新义》,随后镂版颁行。南宋绍兴年间,宋高宗亲笔御书《六经》及《礼记》中的《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刻石立于太学,并诏赐拓本颁诸州、县学,以此来促进儒学传播,后称《绍兴御书石经》,皇帝亲自抄写儒经以刻石,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宝庆三年(1227),宋理宗下诏说:“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
与此同时,宋朝统治者将经学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
经过宋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儒学的正统地位逐渐确立起来,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缙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
这正是宋代崇儒的真实写照。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宋朝统治者在提倡尊孔崇儒的同时,对佛教和道教也持尊奉的态度。宋代的三教合一,为宋代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皇帝对学者、儒士也是礼待有加。宋真宗对宿儒就非常敬重,如翰林侍读学士郭贽卒,“故事,无临丧之制。上以旧学,故亲往哭之,废朝二日”
。翰林侍读学士邢昺:“被病请告,诏太医院诊视。上亲临问,赐名药一奁,白金器千两,缯彩千匹。国朝故事,非宗戚将相,无省疾临丧之行,惟昺与郭贽以恩旧特用此礼,儒者荣之。”
宋理宗极力推崇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于淳祐元年(1241)下诏:“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
与“焚书坑儒”的秦代、“罢黜百家”的汉代及文字狱大兴的明清相比,宋代可谓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环境最为宽松的朝代。其主要原因是宋代统治者尚文崇儒,优待文士。宋立国之初,“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继太祖之后宋朝历代皇帝也都继承和遵守了这一祖训。文官之臣陷于罗织之罪而蒙冤者有之,被列为奸党而解官削职者有之,因各种原因而被贬官流远者亦有之,但鲜闻有被朝廷诛杀、灭九族的事。南宋末黄震曾说:“自太祖皇帝深仁厚德,保养天下三百余年,前古无比。古者士大夫多被诛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来,始礼待士大夫,始终有恩矣。”
对此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亦云:“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
为了选拔优秀人才担任各级官吏,宋朝政府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名卿巨公,皆由此选”
,宋太宗深谙选拔人才的重要性,他曾说:“国家选才,最为切务。人君深居九重,何由遍识,必须采访。”
他还说:“吾欲科场中广求俊彦,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
为了笼络更多优秀人才为朝廷服务,宋朝统治阶级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我国科举制度始于隋,大行于唐。在唐代应举者多为官僚贵族子弟,一般平民百姓很难获得应举资格。以至于晚唐诗人杜荀鹤发出“闭户十年专笔砚,仰天无处认梯媒”
的感慨。宋初统治者鉴于“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
这一弊端,指出“贡举重任,当务选擢寒俊”
。于是降低科举的门槛,取士不问家世,不讲门第,不分贵贱贫富,只要是读书人均有参试的机会。欧阳修就曾说:“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才是择。”
这样一来,寒门之子也能通过科举步入仕途,“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据《宋史》统计,北宋166年间有传者凡1533人,以布衣寒门入仕者占55.12%;北宋时期一至三品的官员中,布衣出身的约占53.67%,且北宋一代布衣出身所占的比率逐渐上升,至北宋末已达64.44%。宋代宰辅大臣中,除了吕夷简、韩琦等少数几人外,如赵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等名相,多数出自布衣寒门或低级官员之家。
与此同时,宋代科举还进一步严格考试制度,士子能否及第,“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为防止考官作弊,严禁考官徇私枉法,宋代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禁限措施:一是废除公荐制度,不许公卿大臣向考官推荐考生,不准贵族为亲友求赐科名。二是严格考试程式,推行“弥封制”和“誊录法”。三是宋代的主考官是临时差遣,另外还设“权知贡举”若干人,互相监督。四是实行“锁院”对主考官加以限制。五是对官僚子弟入选者进行复试,主考官的子弟亲戚如参加考试,还另设考场,另派考官,进行“别头试”。以上措施的实施,从根本上杜绝了以往取士不公的现象,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公平。
宋代科举还大幅度增加录取的名额。据统计,太宗一朝的贡举,仅进士科就录取1368人。宋代的录取名额一再扩大,有时一榜就录取两三千人。此外,朝廷还对久试不中者表示恩典,规定应举15次以上的,不再经过考试,特赐本科出身,称为“特奏名”。两宋“特奏名”多达50352人,占两宋科举取士总数的45%之多。此举不仅扩充了士人阶层,而且笼络了学子。“国朝科制,恩榜号特奏名本,录潦倒于场屋,以一命之服而收天下士心尔。”
张希清先生曾根据《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献通考》《宋史》等14部史书,对两宋贡举130榜的登科人数进行了详细的统计:“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若除武举、宗室应举之外,亦有110411人,平均每年345人;若再除特奏名之外,正奏名者仍有60059人,平均每年188人。”
可见,宋代科举取士人数远远超过唐代,元、明、清三代也望尘莫及。具体而言,两宋年均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
宋代科举取士之多,可谓空前绝后。
宋代统治者不仅扩大取士名额,还为科举出身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升迁条件。进士及第是保证官运亨通的唯一捷径,在宋代科举只要通过了三级考试,不需再试于吏部便可直接授官,并且科举出身为他们以后的仕途铺就了康庄大道。正如《文献通考》所说:“时天下登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
司马光也曾指出:“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
如范仲淹、王安石、寇准、晏殊、韩琦、欧阳修等都是通过科举取士涌现出来的一代名相。据统计,在两宋133名宰相中,由文士科举出身的达123名之多,
占宰相总数的92.4%,大大高于唐代的比例,而唐代的这个比例只有39%。柳开曾指出:“到于今,上(宋太宗)凡八试天下士,获仅五千人,上自中书门下为宰相,下至县邑为簿尉,其间台省郡府、公卿大夫,悉见奇能异行,各竞为文武中俊臣,皆上之所取贡举人也。”
同时科举考中进士后的待遇也很诱人,每榜录取的新科进士都赐御宴、赐袍笏。状元除赐物外,并于所居之侧立状元额牌,“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疆寇,凯歌劳旋,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
。《宋史》中还记载这样一个故事。世代经商的许唐,“尝拥商赀于汴、洛间,见进士缀行而出,窃叹曰:‘生子当令如此!’”生子许骧,十三能属文,不识字的许唐“罄家产为骧交当时秀彦”。太宗时许骧廷试果以甲科及第,后官至工部侍郎。
从许氏家族的由商入仕我们不难看出,宋代科举给人们的观念带来的巨大冲击。
宋代还扩大了科举取士的途径,科举取士向读书人完全敞开大门。不仅取士的名额大大增加,而且宋代科举改革也使得大量中下层文人有了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机会。据《宋史·选举志一》记载:“三百余年元臣硕辅,鸿博之儒,清疆之吏,皆自此出,得人为最盛焉。”
科举及第者能享有丰厚的精神和物质回报,使得宋代参与科举的士人人数急剧增加,社会的学习风气也逐渐浓厚,于是出现了“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
的现象。
北宋晁冲之曾有诗云:“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
正是因为宋代对于科举仕途的大力推崇,读书才成为当时士人生活乃至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宋代书籍刊刻之所以迅速发展和兴盛,科举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由于宋代大兴科举,使得读书人的数量剧增,不论京畿州县,还是僻远地区,到处都是读书应举之人。这就使得社会对各种经典、类书及应试之书的需求迅速增长,从而使出版刻书的投资人增多,进而客观上促进了宋代版印的发展,
并使其走向商业化道路。钱存训先生就曾指出:“科举制度对儒家经典和对标准教本的需要,对复制更多的教材、参考书和考试用书以及其他的学术文献的需要,确实促进了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并使它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宋代实行“右文”国策,皇帝带头读书,再加上“一日之长取终身富贵”的科举的诱惑,使得那些想通过科举“一朝选在君王侧”的莘莘学子,更加热衷于读书。于是读书人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整个社会读书之风大盛。
宋朝君王深知读书学习的重要性,他们大多勤奋好学,喜欢读书。宋太祖就非常喜好读书,史载太祖“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
。太祖还说:“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
宋太宗更是以锐意文史的形象见于史册,太宗曾对臣下说:“无所爱,但喜读书”
,“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
。据《宋史》记载,宋太宗在一年之内就读完了《太平御览》这部千卷大书。“道遵先志,肇振斯文”的宋真宗也爱好读书,“听政之暇,惟文史是乐,讲论经艺,以日系时”
。总之,宋代帝王嗜好读书,其文化修养之高在历代统治者中颇为罕见,这不仅有利于社会读书风气的形成,也为宋代出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宋朝皇帝不仅自己重视读书,还倡导大臣们读书。宋太祖曾要求:“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宰相赵普就“初以吏道闻,寡学术,上每劝以读书,普遂手不释卷”
。宋真宗更作《劝学诗》来激励士子: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后成为当时乃至后世莘莘士子读书求学的座右铭。宋代不仅皇帝爱好读书,朝野官僚和士人也都崇尚读书。在整个社会上层倡导下,两宋三百年间,读书之风大盛。对此,宋代文献中也多有记载,绍兴地区“自宋以来,益知向学尊师择友。南渡之后,弦诵之声,比屋相闻”
。福州读书风气更盛,“城里人家半读书”。真可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由此可见,宋代在全国都形成了崇尚读书的热潮。而要读书,前提必须是有书可读,这就为宋代刻书和教育事业的兴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在皇帝的带动下,在科举的刺激下,读书在宋代蔚然成风,于是教育也日渐兴盛,官学、私学、书院等如雨后春笋建立起来。两宋中央官学名目繁多,包括国子学、太学、宗学、四门学、算学、律学、画学、书学等,宋代地方官学包括州学、军学、府学、监学。宋代统治者在重视官学的同时,对私学及书院也采取倡导、扶持的政策。因此,在宋代官学、私学并重,且相互补充。特别是从仁宗至北宋末年的三次兴学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第一次兴学运动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史称“庆历兴学”,重点是兴建地方学校。庆历四年(1044),仁宗听从范仲淹的建议,诏诸路、府、州、军、监广泛设学,士子200人以上的,须置县学,由此地方官学大量建立,作为中央官学的太学也建立起来。并规定只有在学校学习达到一定时限者才具备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这样学校就为政府的科举取士提供了人才保障。第二次兴学运动于北宋神宗熙宁至元丰年间由王安石发起。具体措施是在太学实行“三舍法”。“三舍法”是一种考试升级制度,即通过太学外舍、内舍、上舍三个阶段学习和考试方能毕业。太学所学的内容,也就是科举所考的内容。太学“三舍法”的实施,使太学教育和科举制度真正接轨。另外,王安石还主持编撰《三经新义》作为官学统一教材。这次兴学完善了太学的教学体制,改革了科举制度,设立了专业学校,宋代的科举及官学教育制度由此确立。宋徽宗崇宁年间朝廷发起第三次兴学运动,在这次兴学运动中,政府下诏令天下广置学校,恢复“三舍法”,建立了县学、州学、太学三级学制系统,学生由县学经过考试升入州学,再由州学升入太学。从地方官学到中央官学,由此形成较为完整系统的学制。除此之外,还恢复和创立了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专科学校。
宋代三次兴办官学运动表面上虽都以失败告终,但改革成效却是显著的,它极大地推动了各地官学的发展及科举制度的改革,使整个社会对学校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据不完全统计,宋代有州学234所,占宋代州数的72%。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兴学,逐步形成以中央太学和国子学为中心,诸多专科学校和地方州学以及县学配套的全国性的官学系统。
与此同时,宋政府对于民间私学往往也采取因势利导、奖励扶持的政策,通过赐书、赐田、赐钱等方式对民间私学加以资助。对私人办学,官府往往刻石立碑,加以表彰并资助;对施教有方、德学双馨的名师硕儒政府还封官授职。宋政府通过各种措施促进私学的发展,使之成为官学的有益补充。对于书院宋政府更是给予大力扶持。宋初“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
,宋朝统治者还给书院赐学田、赐匾额、赐经籍,并奖励书院创办人。可以说,两宋时期政府对书院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而宋代教育的大兴必然促进刻书业的兴起。
两宋科举取士以及崇尚读书的社会风气使得宋代学术活动非常活跃,两宋的学术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北宋时代除去云燕十六州是在契丹的范围不计外,凡是宋家的土地,都有学术可言;到了南宋,文化便也随武备而同时南迁,长江一带,上自四川,下至闽浙,成为政治的领域,也就是文化的领域。”
宋学在学术源流上承上启下,是跨越朝代的一个庞大学术体系。而学术活动的发展则是宋代图书文化兴盛的内在动因。祝尚书先生就曾指出:“作为观念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史学、哲学等等,有宋一代可谓空前发达;而繁荣的文学创作,活跃的学术研究,又促进了印刷业的飞速发展,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出版文化。”
宋学在一定意义上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其所具有的议论、怀疑、创新和开拓的精神使宋朝的整个社会风貌为之一变。而这种社会风尚的变化,又在整个社会价值取向上鼓励更广阔的阶层崇尚文化与读书,使有志于学问的人大大超过前代,从而又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宋代学术发展和社会风尚互相影响,促使整个社会对图书的需求大大增加,自然就促进了宋代雕版印刷事业的蓬勃发展。
宋代教育发达,学术活动昌盛。文化传播的日益迅速,使得整个社会都洋溢着一种对知识渴求的热情,这一切都使读书成为新的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社会对读书的推崇是宋代出版发展的巨大动力。文化学术的发展,形成了对图书的社会需求,是出版业发展的内在动因,推动了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而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又给更多人从事学术文化活动带来了便利,形成更大的图书社会需求,这也是宋代雕版印刷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朱迎平先生在谈到宋代刻书兴盛的背景时曾指出:“右文崇儒,提倡佛、道,改革科举,兴办学校,整个社会读书成风,使儒、释、道经典和各类书籍的需求激增。宋初文化发展的这一大背景,为刻书产业的兴起造就了最好的机遇。”
宋代之所以能成为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与宋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进步是密不可分的。两宋繁荣的经济为雕版印刷业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而科技的发达和物质的丰富又为雕版印刷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和物质支持。
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战乱割据的局面,除北方尚有契丹政权外,国家再度统一,社会得以稳定,经济也得到迅速发展。宋朝建立后,统治者就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经济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废除了唐以来按照门阀等级占有土地和农奴的制度,实行租佃制。这种制度一方面加速了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催生了庶族地主的大批涌现,另一方面租佃制、雇佣制、徭役制等新政策的实施,消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附属关系,使农民获得更多的人身自由,大大增强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同时,在经济上北宋王朝采取了鼓励垦荒、轻徭薄赋、招徕流亡、兴修水利、改进农具及耕作技术等一系列措施。并且规定垦田即为永业,官不取其租,使部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得到满足,土地开垦率大大提高。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宋初农业生产很快就得到恢复与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到大观年间已达2000余万户,人口突破1亿,为汉唐的2倍,
垦田面积约7.2亿亩。
随着农业的发展,宋代的手工业也发达起来。漆侠先生在谈到宋代手工业和农业时说:“手工业生产不论是规模上、分工上、技术上,从事生产的手工匠人的数量上,还是各类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越了前代。手工业生产取得这样的发展,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宋代的手工业生产比前代有了新的进步:手工业作坊种类繁多,其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均超过了前代,生产技术显著进步,手工业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也大为增加,从业人数也较前代增加很多。宋代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宋代商业的发达和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在这种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雕版印刷也具备了自身发展的充要条件。
手工业的发展必然带动商业及城镇的发展。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引领下,宋代的商业和城市经济也得到极大发展。城市坊市的格局被打破,到处都可开店设坊,商业活动场所得以扩大,经营活动日益丰富。宋代的汴京、杭州、扬州、成都等都是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雕版印刷在宋代走上顶峰,有其特殊的经济基础—宋代最为突出的是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
《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盛录》《梦粱录》《武林旧事》里记录宋代城市繁华的文字比比皆是。北宋汴京城,其人口逾百万,“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
“八荒争凑,万国咸通”
,堪称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汴京不仅是北宋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其大街小巷店铺林立,勾栏瓦舍,热闹非凡,有些商店夜市甚至通宵达旦地营业,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即是其繁华场景的真实写照。北宋节度使柴宗庆曾赞美它:“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去梁园总是村。”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南宋末临安已是拥有38万多户人家,120多万人口,400多种手工行会的世界大都市。吴自牧《梦粱录》记录了当时杭州商业繁荣的盛况:“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谓之珠子市,如遇买卖,动以万数。又有府第富豪之家质库,城内外不下数十处,收解以千万计……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每日侵晨,两街巷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热闹……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至于故楮羽毛,皆有铺席发客,其他铺可知矣。”
与此同时,南宋的海外贸易也空前繁荣,出现了泉州、广州等著名的港口贸易城市。
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使宋代整体社会生产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到了南宋,江浙地区一跃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新中心。总的来说,宋代经济在我国经济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成为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如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中文版的前言里所说,只要对世界经济进行客观的考察,就会立刻发现1000年前宋代中国的主宰地位。
宋代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给刻书业带来了巨大影响。手工业的发达为宋代版印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宋朝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主客户制的确立、租佃制的发展,以及封建城市经济、商品经济及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催生了整个社会巨大的物质消费需求与精神消费需求,而这种巨大的物质与精神消费需求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宋朝的经济发展与商品生产。宋代书籍生产与消费的发展、繁荣正是基于这一宏观经济背景的必然产物。”
繁华的大都市是宋代文人的荟萃之地,它不仅为书籍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同时也为书籍消费提供了巨大市场。而商业的繁荣则使宋刻本大批量进入社会流通成为可能。
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是在宋代。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宋代在数学、天文、印刷、医学、药物学、化学、建筑学、造纸、造船等多方面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宋代的雕版印刷进入黄金时代,其主要原因是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都日趋成熟,这主要表现在造纸和造墨工艺水平的提高,以及雕版印刷技术自身的发展完善上。
精美的宋刻离不开上等纸墨。宋代刻书产业的兴起离不开“造纸业、制墨业和刻书成品得以实现其交换价值的售书业”
。宋代的刻书业和造纸、制墨业相互促进,一方面刻书业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纸墨的生产,另一方面纸墨业的发达又为刻书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成为刻书业的有力支撑。
纸是雕版印刷的三大要素之一。同刻书一样,造纸业在宋代也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造纸技术日臻成熟,生产的纸张产量高、质量好、品种全、用途广,成为宋代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商品。宋代纸张产地几乎遍及各路,纸张种类也大幅增加。苏易简在《文房四谱·纸谱》中就有记载:“蜀中多以麻为纸,有玉屑、屑骨之号。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以桑皮为纸。剡溪以藤为纸,海人以苔为纸,浙人以麦茎稻秆为之者脆薄焉,以麦藁、油藤为之者尤佳。”
宋代两浙造纸业非常发达,其中尤以温州所产最佳。“温州作蠲纸,洁白坚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由拳皆出其下,然所产少。至和以来方入贡,权贵求索浸广,而纸户力已不能胜矣。”
可见当时两浙所造纸成色佳,供不应求。江西造纸业以歙州为盛。歙州山多,产楮、藤,且其水“清澈见底,利以沤楮。故纸之成,振之似玉雪者,水色所为也”
。关于四川的造纸业,元代费著《蜀笺谱》云:“天下皆以木肤为纸,而蜀中乃尽用蔡伦法。笺纸有玉板,有贡余,有经屑,有表光。……广都纸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荣,三曰冉村,四曰竹丝,皆以楮皮为之。其视浣花笺最清洁,凡公私簿书、契券、图籍、文牒皆取给于是。”
南宋时印制纸币多用四川楮纸,“物料即精,工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至咸淳时,命每年运送2000万张”
。
潘吉星在谈到宋元用纸时指出:“在宋元书画、刻本和公私文书、契约中,有许多是用皮纸。其产量之大、质量之高,大大超过隋唐五代。”
除皮纸外,宋代刻书更多使用竹纸进行印刷。用竹子造纸始于隋唐五代,但竹纸技术的真正发展和成熟是在北宋以后。我国的竹子产量大、分布广,所以竹子的使用使造纸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宋代使用竹纸印刷的地区通常是印刷业兴盛且又盛产竹子的南方,如闽北造纸业就特别发达,每年谷雨前后,竹农、纸工便上山“杀青”。春夏之交,山村“槽户”进入造纸繁忙季节,“沿溪纸碓无停息,一片舂声撼夕阳”,场面极其壮观。
宋代也是我国造纸术全面成熟的时期。宋代的纸浆沤制技术更是超越前代,抄纸技术也有了新的进步,尤其是水碓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制浆的效率。硬纤维的软化技术极大地丰富了造纸原料的来源,并提高了纸的强度。宋代还开发利用多种植物泡制的纸药,促进了纸品质量的提高。宋代造纸业的进步为宋代刻书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墨也是进行雕版印刷的必要物质条件之一。在版印空前繁荣发达的背景之下,宋代造墨技术也突飞猛进。据张邦基《墨庄漫录》载:“近世墨工多名手,自潘谷、陈瞻、张谷名振一时之后,又有常山张顺、九华朱觐、嘉禾沈珪、金华潘衡之徒,皆不愧旧人。”
北宋的汴京、河东、济源、唐州,南宋的临安、绍兴、金华、歙州均是产墨中心。总的来说,河北的制墨技艺与质量都为上乘。苏易简论墨,“大约易水者为上”
。南方制墨业则以安徽歙州墨为最。宋代不只墨工造墨,士大夫亦喜造墨、藏墨,并品墨、斗墨。据史料记载,苏轼蓄佳墨有七十多丸,司马光蓄墨至数百斤。苏轼也曾言:“近世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尽其技。”
宋代因生产大量好墨,给印书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并提高了印刷品的质量。
纸和墨都是雕版印刷必需的材料,对于提高印刷图书的质量、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关系极大。宋代生产了大量的好纸佳墨,故能满足各种印刷之用。“后人对宋版书的评价是校、刻、写、印、纸、墨皆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出版的印刷、造纸、制墨等工艺,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雕版印刷技术至迟在初唐已经产生,但当时只不过是流行于民间市井,为僧侣和术士用于传经布道的一种复印技术。经五代用其刊印“九经”,方才登上大雅之堂。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技术得到了充分广泛的应用,印刷出版事业迅猛发展。在宋代,刻印技术、版画插图和装帧技术都有了很大进步;活字印刷、套色印刷得以发明并运用,纸币和木版年画即创始于斯。宋刊本书法之妙,刻字之精,尤出各代之上。
总之,宋代的版印事业兴旺发达,除了得益于政府的鼓励提倡、社会对图书的强烈需求、民间印刷业的积极响应,以及良好的刊印环境等社会因素外,还得益于造墨、造纸以及刻印技术的进步。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创造了令后人叹为观止的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