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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开国皇帝十分清楚“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
“宰相须用读书人”
的道理。于是在立国之初，宋朝统治者就实行了尊孔崇儒，礼待文士的政策，以此来笼络士子之心，巩固统治。宋人陈亮对此曾说道：“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
宋朝开国者认识到儒家思想是促进社会稳定，巩固封建统治的法宝，于是在建立之初就把“崇儒尚文”作为“治世急务”。
立国之初，统治者就开始大规模整修孔庙，扩建讲经场所，塑绘先贤先儒像，还多次临幸国子监，拜谒文宣王庙，将祭孔封孔作为尊孔崇儒的重要内容。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的第二年，就下令贡士举人到国子监谒孔子像，随后成为定例。宋太宗即位后，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召见孔子后裔，诏其袭封文宣公，并免其所有赋税。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追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又亲自到泰山封禅，到曲阜孔庙祭奠，并拜谒孔子墓；次年赐孔庙“九经”“二史”，诏立学舍，选儒生讲学，并追封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宋真宗还亲自撰写《文宣王赞》，称颂孔子为“人伦之表”，称颂儒学是“帝道之纲”；又作《崇儒术论》并刻石立于国子监，指出“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
，以此来强化儒学的独尊地位，并使之作为治国的根本准则。
同时，宋代帝王还十分重视对儒家经典的整理和传播。端拱元年（988），宋太宗命孔维等人校正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至道二年（996），又命李至等人校定《七经义疏》。咸平三年（1000），宋真宗命翰林侍读学士、判国子监邢昺总领校经之事，于次年九月校定完毕，诏令摹印颁行，并颁之学官，成为国家的法定教材。宋神宗于熙宁六年（1073）任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王安石作《三经新义》，随后镂版颁行。南宋绍兴年间，宋高宗亲笔御书《六经》及《礼记》中的《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刻石立于太学，并诏赐拓本颁诸州、县学，以此来促进儒学传播，后称《绍兴御书石经》，皇帝亲自抄写儒经以刻石，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宝庆三年（1227），宋理宗下诏说：“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
与此同时，宋朝统治者将经学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
经过宋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儒学的正统地位逐渐确立起来，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缙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
这正是宋代崇儒的真实写照。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宋朝统治者在提倡尊孔崇儒的同时，对佛教和道教也持尊奉的态度。宋代的三教合一，为宋代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皇帝对学者、儒士也是礼待有加。宋真宗对宿儒就非常敬重，如翰林侍读学士郭贽卒，“故事，无临丧之制。上以旧学，故亲往哭之，废朝二日”
。翰林侍读学士邢昺：“被病请告，诏太医院诊视。上亲临问，赐名药一奁，白金器千两，缯彩千匹。国朝故事，非宗戚将相，无省疾临丧之行，惟昺与郭贽以恩旧特用此礼，儒者荣之。”
宋理宗极力推崇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于淳祐元年（1241）下诏：“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
与“焚书坑儒”的秦代、“罢黜百家”的汉代及文字狱大兴的明清相比，宋代可谓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环境最为宽松的朝代。其主要原因是宋代统治者尚文崇儒，优待文士。宋立国之初，“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继太祖之后宋朝历代皇帝也都继承和遵守了这一祖训。文官之臣陷于罗织之罪而蒙冤者有之，被列为奸党而解官削职者有之，因各种原因而被贬官流远者亦有之，但鲜闻有被朝廷诛杀、灭九族的事。南宋末黄震曾说：“自太祖皇帝深仁厚德，保养天下三百余年，前古无比。古者士大夫多被诛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来，始礼待士大夫，始终有恩矣。”
对此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亦云：“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
为了选拔优秀人才担任各级官吏，宋朝政府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名卿巨公，皆由此选”
，宋太宗深谙选拔人才的重要性，他曾说：“国家选才，最为切务。人君深居九重，何由遍识，必须采访。”
他还说：“吾欲科场中广求俊彦，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
为了笼络更多优秀人才为朝廷服务，宋朝统治阶级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我国科举制度始于隋，大行于唐。在唐代应举者多为官僚贵族子弟，一般平民百姓很难获得应举资格。以至于晚唐诗人杜荀鹤发出“闭户十年专笔砚，仰天无处认梯媒”
的感慨。宋初统治者鉴于“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
这一弊端，指出“贡举重任，当务选擢寒俊”
。于是降低科举的门槛，取士不问家世，不讲门第，不分贵贱贫富，只要是读书人均有参试的机会。欧阳修就曾说：“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才是择。”
这样一来，寒门之子也能通过科举步入仕途，“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据《宋史》统计，北宋166年间有传者凡1533人，以布衣寒门入仕者占55.12%；北宋时期一至三品的官员中，布衣出身的约占53.67%，且北宋一代布衣出身所占的比率逐渐上升，至北宋末已达64.44%。宋代宰辅大臣中，除了吕夷简、韩琦等少数几人外，如赵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等名相，多数出自布衣寒门或低级官员之家。
与此同时，宋代科举还进一步严格考试制度，士子能否及第，“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为防止考官作弊，严禁考官徇私枉法，宋代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禁限措施：一是废除公荐制度，不许公卿大臣向考官推荐考生，不准贵族为亲友求赐科名。二是严格考试程式，推行“弥封制”和“誊录法”。三是宋代的主考官是临时差遣，另外还设“权知贡举”若干人，互相监督。四是实行“锁院”对主考官加以限制。五是对官僚子弟入选者进行复试，主考官的子弟亲戚如参加考试，还另设考场，另派考官，进行“别头试”。以上措施的实施，从根本上杜绝了以往取士不公的现象，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公平。
宋代科举还大幅度增加录取的名额。据统计，太宗一朝的贡举，仅进士科就录取1368人。宋代的录取名额一再扩大，有时一榜就录取两三千人。此外，朝廷还对久试不中者表示恩典，规定应举15次以上的，不再经过考试，特赐本科出身，称为“特奏名”。两宋“特奏名”多达50352人，占两宋科举取士总数的45%之多。此举不仅扩充了士人阶层，而且笼络了学子。“国朝科制，恩榜号特奏名本，录潦倒于场屋，以一命之服而收天下士心尔。”
张希清先生曾根据《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献通考》《宋史》等14部史书，对两宋贡举130榜的登科人数进行了详细的统计：“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若除武举、宗室应举之外，亦有110411人，平均每年345人；若再除特奏名之外，正奏名者仍有60059人，平均每年188人。”
可见，宋代科举取士人数远远超过唐代，元、明、清三代也望尘莫及。具体而言，两宋年均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
宋代科举取士之多，可谓空前绝后。
宋代统治者不仅扩大取士名额，还为科举出身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升迁条件。进士及第是保证官运亨通的唯一捷径，在宋代科举只要通过了三级考试，不需再试于吏部便可直接授官，并且科举出身为他们以后的仕途铺就了康庄大道。正如《文献通考》所说：“时天下登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
司马光也曾指出：“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
如范仲淹、王安石、寇准、晏殊、韩琦、欧阳修等都是通过科举取士涌现出来的一代名相。据统计，在两宋133名宰相中，由文士科举出身的达123名之多，
占宰相总数的92.4％，大大高于唐代的比例，而唐代的这个比例只有39％。柳开曾指出：“到于今，上（宋太宗）凡八试天下士，获仅五千人，上自中书门下为宰相，下至县邑为簿尉，其间台省郡府、公卿大夫，悉见奇能异行，各竞为文武中俊臣，皆上之所取贡举人也。”
同时科举考中进士后的待遇也很诱人，每榜录取的新科进士都赐御宴、赐袍笏。状元除赐物外，并于所居之侧立状元额牌，“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疆寇，凯歌劳旋，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
。《宋史》中还记载这样一个故事。世代经商的许唐，“尝拥商赀于汴、洛间，见进士缀行而出，窃叹曰：‘生子当令如此！’”生子许骧，十三能属文，不识字的许唐“罄家产为骧交当时秀彦”。太宗时许骧廷试果以甲科及第，后官至工部侍郎。
从许氏家族的由商入仕我们不难看出，宋代科举给人们的观念带来的巨大冲击。
宋代还扩大了科举取士的途径，科举取士向读书人完全敞开大门。不仅取士的名额大大增加，而且宋代科举改革也使得大量中下层文人有了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机会。据《宋史·选举志一》记载：“三百余年元臣硕辅，鸿博之儒，清疆之吏，皆自此出，得人为最盛焉。”
科举及第者能享有丰厚的精神和物质回报，使得宋代参与科举的士人人数急剧增加，社会的学习风气也逐渐浓厚，于是出现了“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
的现象。
北宋晁冲之曾有诗云：“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
正是因为宋代对于科举仕途的大力推崇，读书才成为当时士人生活乃至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宋代书籍刊刻之所以迅速发展和兴盛，科举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由于宋代大兴科举，使得读书人的数量剧增，不论京畿州县，还是僻远地区，到处都是读书应举之人。这就使得社会对各种经典、类书及应试之书的需求迅速增长，从而使出版刻书的投资人增多，进而客观上促进了宋代版印的发展，
并使其走向商业化道路。钱存训先生就曾指出：“科举制度对儒家经典和对标准教本的需要，对复制更多的教材、参考书和考试用书以及其他的学术文献的需要，确实促进了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并使它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