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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建立之初，通过“陈桥兵变”获得政权的赵匡胤就认真总结并汲取五代十国以来的经验教训。为防止唐末五代以来藩镇权重、君弱臣强的情形再次上演，彻底结束武将篡权的祸乱局面，实现天下长治久安，宋太祖赵匡胤接受了宰相赵普对武将“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的建议，制定并实施了“抑武”策略，来强化君权。并确立与之相对应的“右文”的基本国策，“以文化成天下”。这就是李焘所谓的“兴文教，抑武事”
。
五代以来，中央禁军统归殿前都点检指挥和调遣。宋朝建立后，首先分散禁军的统辖权，由三司分别统辖。而三司只是负责禁军平时的管理和训练，其调遣权归枢密院，由皇帝直接指挥。宋太祖从“杯酒释兵权”开始，通过一系列“抑武”措施，解除和收夺了高级将领的兵权，并逐步把藩镇的兵权、政权、财权收归朝廷。这样宋朝统治者就解除了将帅专权、藩镇拥兵割据以至于动摇皇权的威胁，使秦汉以来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加强。
宋朝统治者在推行“抑武”政策的同时，还大力起用文官执政，实行了较唐朝更为完善的文官制度。不但用文臣担任中央和地方行政长官，而且任用文臣掌握军队。宋朝政府不但在政治上重用文臣，树立文臣的权威，让文官掌握中央和地方的大权；同时在经济上也给文官非常优厚的待遇，宋代官员的俸禄较汉代增加了近10倍，较唐代也增加了2～6倍。
宋代文官俸禄之丰厚为历代少有，蔡襄就曾发出耐人寻味的感慨：“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这就变过去武将的天下为文人的天下，形成宋代皇帝所谓的“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局面，自然就形成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的情景。
宋代理学大师朱熹谈到这一问题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宋朝政府对内不断加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对外则不惜以钱绢来换取边防地区的暂时安宁，这一政策大大削弱了宋朝的国防力量，让两宋三百余年外患不断并因此走向灭亡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客观上它不仅根除了武臣专权、藩镇割据带来的威胁，同时也是“右文”政策的发端，促进了宋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勃兴。正如《宋史·文苑传》序所云：“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
宋太祖为加强和巩固中央政权，对武将夺权收兵、百般防范，而对文臣则高官厚禄、笼络利用。这种用人路线使得宋代文官的地位陡然提升，于是倾心学术、精心文章、崇尚文化之风在社会上兴盛起来，图书编纂和刊印等文化事业也因此变得更加繁荣。曹之先生在谈到宋代图书事业繁荣的原因时就曾指出：“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是宋代图书繁荣的根本保证。”
在“右文”政策的指导下，宋朝统治者比历代都重视图书。宋太祖就曾说：“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
大臣韩琦也认为：“历古以来，治天下者莫不以图书为急，盖万务之根本，后世之模法，不可失也。”
宋初统治者就很用心地搜集图籍，以充实内府藏书。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征服荆南，把那里的图书全部运到汴京。乾德三年（965）征服后蜀，收取后蜀的图书13000余卷。开宝八年（975）平定南唐，在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
，其中有不少精本。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王钱俶归顺大宋，其收藏的图书全部被送到汴京充入三馆。另外，宋政府还广开献书之路。太平兴国九年（984）太宗诏曰：“宜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于待漏院出榜告示中外，若臣寮之家有三馆阙者，许诣官进纳。及三百卷以上者，其进书人送学士院引验人材书札，试问公理，如堪任职官者与一子出身，亲儒墨者即与量才安排；如不及三百卷者，据卷帙多少优给金帛；如不愿纳官者，借本缮写毕，却以付之。”
此后宋代皇帝还多次下诏向民间各地征求图书，广开献书之路，并视其书籍价值及献书人之能力委以官职。“到宋徽宗宣和四年的一百五十余年之中，曾下诏求书和派专使到地方征集图书，就有十五六次，几乎平均每十年一次。”
明代邱浚就曾指出：“宋朝以文为治，而于书籍一事，尤切用心，历世相承，率加崇尚，屡下诏书，搜访遗书，或给以赏，或赐以官。凡可以得书者无不留意。”
职是之故，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正副本图书就达8万余卷。后来整理、对比图书，删其重复，“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
。到北宋末增长到73877卷，南宋末达119972卷。
宋代国家藏书的数量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唐代，为了更好地储藏图书，宋初就建立了昭文、集贤、史馆三馆，宋太宗即位后临幸三馆感到“湫隘卑陋”“若此之陋，岂可蓄天下图籍，延四方贤俊耶”
！于是下诏将三馆由长庆门东北迁往左升龙门东北旧车辂院，重新建造，并赐名为崇文院。宋太宗端拱元年（988），朝廷又在崇文院中另建秘阁，用来收藏从三馆中调出的万余卷善本和一些书画珍品。北宋政府注重收集图书，重视图书的校印和整理，使国家的藏书质量不断提高。
宋朝统治者重视图书收集并奖励献书的同时，也很重视书籍的刊刻。宋代皇帝经常视察主持刻书的国子监、崇文院等机构，并对编修官、修书人给予奖励。北宋政府还组织刊刻了卷帙繁多、工程浩大的四大类书。在政府鼓励刻书政策的影响下，除中央机关中的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等刻书外，各地政府机构以及教育机关，如茶盐司、转运司、安抚司、提刑司、左廊司、仓台、计台、州学、郡学、县学等，都大力刻书，除儒家经典外，还遍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和唐宋名家诗文集等。宋代统治者对图书藏刻的重视，必然促进图书的生产和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