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的缘起

当你轻点手指就能自由获取全球最新发展资讯的时候，当你坐在电脑前就能跟大洋彼岸的亲人“面对面”愉快交流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现代传媒技术，更准确地说是网络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40多年前的预言如今变成了现实，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我们有幸亲身感受网络媒介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改变。其实早在近千年前，一种新的传播媒介的普及给宋人带来的冲击一点也不亚于网络传媒给现代人带来的震撼，这种新的传播媒介技术就是雕版印刷。

我国的雕版印刷肇始于唐，发展于五代，极盛于两宋。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之一，它促使各类文献能够批量、便捷地复制，从而大大推进了世界文明的进程。美国学者卡特就曾指出：“中国的发明物中，以影响于欧亚文化的程度而言，当以造纸和印刷术最著名。” 李约瑟博士说：“我以为在全部人类文明中没有比造纸史和印刷史更加重要的了。” 加拿大传播学派的奠基人哈罗德·伊尼斯曾指出：“不同的文明依赖的传播媒介各有不同” ，并且“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印刷术的发明使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类文化史乃至文明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印刷术历来被称为“文明之母”。在西方，印刷传媒还被称为“变革的推手”。可见，印刷术的发明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可说是世界各国印刷术的先驱” 。

用现代传播学观点来看，书籍是一种大众传媒，两宋时期雕版、活版印刷的大量书籍报章都可以称之为“版印传媒”。宋代版印的威力虽然远不能和今天的网络传媒相提并论，然而在当时它却极大地促进了书籍传媒的生产。在如今的读屏时代，只要你愿意，阅读和呼吸新鲜空气一样轻松自然。在我国古代，尤其是在纸和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生产非常困难，金石、竹简、帛书等书写媒介只在上层社会流传，所以知识往往被王公贵族垄断。由于手抄书籍数量极其有限，一般人很难得到图书，实际上就连当时上层贵族想博览群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随着雕版印刷在两宋的普及和繁荣，这种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天水一朝以文为治，所以书籍一事尤为用心。而宋代经济的繁荣、技术的进步使两宋的雕版印刷空前繁荣，中央机关不仅国子监刻印经史群书，崇文院、秘书监、德寿殿、太史局、左廊司局等也大力刻书。地方各级政府、各路使司、各类学校等也竞相效仿。到了南宋，民间书坊、书铺刻书变得更加繁荣，并且把版印技术发挥到了极致。所以宋代是我国雕印出版的黄金时代，这已经成了专家学者的共识。钱存训先生谈到宋代印刷时就曾指出：“印刷术经过最初阶段由简到繁的变化，至宋代（960—1279）成长为完美而精湛的艺术。技术的改进，新方法的采用，以及印刷范围的扩大，在这一时期飞跃进展。印刷术不但向东、西与南方各地流传，而且，第一次传到了北方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并且由此越过中国疆界向更西传播。宋代卓越的雕版印刷技术，成为后世印工的楷模，宋代发明的活版印刷也成为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宋代实为中国印刷术的黄金时代，这时期所刊印的书籍与欧洲三四百年之后刊印的‘摇篮本’书籍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宋代的版印传媒如同当今的网络传媒一样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它大大提高了图书的生产效率，加快了知识的传播速度，同时也降低了图书的成本，繁荣了图书市场。雕版印刷的兴盛还极大地调动了宋代文人著书立说的积极性，使图书的种类和数量都迅速增长，为传播和保存古代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书和文化发展相辅相成。图书是一个时代文化的重要结晶，是一个时代文化兴衰的重要标志。同时图书本身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文化兴盛的重要因素。宋代文化的发达有口皆碑，历代学人对宋代文化赞叹有加。朱熹说：“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欧阳文忠公，南丰曾公巩，与公（苏轼）三人，相继迭起，各以其文擅名当世。然皆杰然自为一代之文……” 史尧弼也认为：“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 陆游《吕居仁集序》中指出：“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 这绝不是宋人自吹自擂，后人对宋代文化的评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近人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又云：“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宋代“右文崇儒”的文化政策以及文化事业的发达，促进了图书编撰以及雕版印刷的繁荣，在“右文”政策的指引下，宋代皇帝更是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号召劝勉士人读书学习。这样一来，倾心学术、精心文章、崇尚文化之风日益兴盛，并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尚。在这种背景下，宋代学术思想变得空前活跃，文化事业也更加繁荣昌盛，著书立说者比比皆是，从而促进了宋代图书事业的发展，而宋代图书事业兴盛反过来又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空前繁荣。

当然，宋代文化登峰造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宋代版印传媒的繁荣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牛继清先生就曾指出：“毋庸置疑，宋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主要是我国中古时期文化发展进步长期积淀的自然结果，与很多政治、社会、经济因素相关。可是，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与日渐普及应该是宋代文化发展一个重要的推手。” 何忠礼先生在谈到宋代文化时也曾指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重文抑武的政策，科举的大兴是宋代文化繁荣的重要原因。张元济在《宝礼堂宋本书录》序言中有一段更为精辟的论述：“文化之源，系于书契；书契之利，资于物质。结绳既废，漆书竹简而已；笔墨代兴，乃更缣帛。后汉蔡伦造纸，史称莫不从用，然书必手写，制为卷轴，事涉繁重，功难广远。越八百余年，而雕版兴。人文蜕化，既由朴而华；艺术演进，亦由粗而精。故昉于晚唐，沿及五代，至南北宋而极盛。西起巴蜀，东达浙、闽，举凡国监、官廨、公库、郡斋、书院、祠堂、家塾、坊肆无不各尽所能，而使吾国文化日趋于发扬光大之境。” 由此可见，宋代雕版印刷在我国书籍史上乃至文化史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一直以来，对宋代雕版印刷乃至印刷史的研究多局促在狭小的天地里，很少上升到文化的层面。钱存训先生把近代以来中外学者对于印刷史的研究归纳为三个主流：其一是传统的目录版本学研究，范围偏重在图书的形制、鉴别、著录、收藏等方面的考订和探讨上；其二是对书籍作纪传体的研究，注重图书本身发展的各种有关问题，如历代地方刻书史、刻书人或机构、活字、版画、套印、装订等专题的叙述和分析；还有一个是印刷文化史的研究，即对印刷术的发明、传播、功能和影响等方面的因果加以分析，进而研究其对学术、社会、文化等方面所引起的变化和产生的后果。这一课题是要结合社会学、人类学、科技史、文化史和中外交通史等专业才能着手的一个新方向。笔者认为书籍是文化的密码，从印刷传媒的角度来研究文化是解读文化兴衰的不二法门，应该成为今后印刷术研究，尤其是宋代雕版印刷研究的主流方向，然而诚如钱存训先生所言，直到今天这方面的研究仍然进展缓慢，亟待深入。

二、研究的意义

中国的雕版印刷被称为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创造，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雕版印刷代替古老的手工抄写，彻底改变了我国书籍的生产、流通与文字传播的方式，使得书籍数量迅速增加，传播途径趋于简化，流通范围不断扩大，知识的传播更加方便快捷，学者也因此能够相对方便地得到书籍，这就极大地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从而推动思想、学术研究的日益繁荣。耿相新在谈到我国雕版印刷术的贡献时曾说：“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数千年绵延不绝、推陈出新，主要得益于文字、纸、印刷术与书的发明。文字的发明将人类从蒙昧与野蛮引向文明，纸的发明使人类记录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思想与行为变得简单而易行，印刷术的发明则是孕育人类现代文明的‘文明之母’，而书的发明为人类文明的进阶与加速奔跑立下了汗马功劳。”

天水一朝是我国雕版印刷全面繁荣的黄金时期，是我国古代书籍由写本向印本全面转化的一个时期，也是我国古代传播事业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宋代纸张产量的激增和雕版印刷业的勃兴，是我国古代书籍演进和文化传播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其于经济、文化、社会乃至世界文明的巨大影响，为中外学者所公认。” 漆侠先生在谈到宋代雕版印刷时也说：“宋代的雕版印刷业确实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既保存宋以前的传统文化，又推动了宋代创造的新文化，宋代雕版印刷业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毋庸置疑，宋代雕版印刷事业的繁荣，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上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正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样，先进的传播媒介技术也是文化繁荣的重要生产力。纵观人类媒介史，其实就是一部媒介科技史。每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都会推动媒介的发展与变革。版印传媒不仅是宋代最先进、最具影响力的媒介，也是宋代诸多传播媒介中的主导媒介。宋代版印传媒的繁荣不仅使宋代朝廷获得了传播皇权文化的强大工具，也使得宋人获得了理解文化、创造文化与传播文化的利器。雕版印刷作为一种媒介生产技术，降低了文化传播的门槛，扩大了文化的传播范围，提高了文化的生产力，增强了文化的影响力，从而使文化这一“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继而引发了通俗文化的兴起。由此可见，兴盛于宋代的版印传媒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与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宋以前的文化之所以能够被宋人很好地传承，宋代文化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并能够走下“神坛”走向市井这更加广阔的天地，最终形成与“唐音”不同的“宋调”，这一切都与宋代繁荣兴盛的雕版印刷关系密切。因此，研究版印传媒与文化的关系必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认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麦克卢汉在其名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就提出“媒介即讯息” ，雕版印刷之于文学乃至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其自身所具有的传播优势。传播学产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1948年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明确提出传播过程及其5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who），说什么（what），对谁说（to whom），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直到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才传入我国，传播学的引进为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这就是文化传播研究，近20年来文化传播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从广义上来说，经学、史学和文学都是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信息，具有特殊的传播机制。文化传播就是文化生产者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媒介和传播方式赋予文化信息以物质载体，并将文化信息或文化作品传递给接受者的过程。

文字是文明的结晶，书籍是文化的载体，在文化发展和传承过程中，印本传媒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宋代雕版印刷既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宋代文化兴盛、文化高峰形成的重要助因。钱存训先生在谈到印刷术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时曾说：“从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学者对于印刷史的研究，每多偏重它的发明、传播和史实，而忽略了它对社会功能和影响的分析。直至最近一二十年间，才有少数学者开始对印刷术在西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加以研究。至于对中国学术、思想和社会上所具有的功能或产生何种影响，则还没有作出具体和深入的分析。” 究其原因，可能还是传统思想在作怪，吴夏平先生就曾指出：“与科学技术相比，人们或许更愿意将学术与政治环境或社会思潮等‘心理’活动联系在一起，而忽视与‘物理’之科技的对接。比如梁启超先生概论清代学术，借用生、住、异、灭等佛教术语来论述时代思潮对学术整合分化的影响，其着眼点即在于精神活动。但事实上，科技对学术进程的影响巨大。” 可喜的是，近年来，宋代版印传媒文化的研究已经开始启动，并且取得一定的进展，产生了周宝荣的《走向大众：宋代的出版转型》、杨玲的《宋代出版文化》、田建平的《宋代书籍出版史研究》等研究成果，然而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宋代经学、史学、文学都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播媒介发展入手，考察宋代版印对宋代图书生产和传播之功，深入分析研究宋代雕版印刷对文化，尤其是对经学、史学和文学的贡献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必将推动宋代印刷文化研究的深入，并为宋代版印文化的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借鉴。同时本研究还能让人们从文化传播的角度，重新审视我国雕版印刷对当时世界的贡献。一直以来，西方的印刷史、书籍史、传播史等著作在谈到印刷术这一问题时，总是过多地渲染德国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在世界文明史中的作用，而对中国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则轻描淡写，甚至只字不提。平心而论，我们承认机械活字印刷作为一项更先进的印刷技术，对当时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雕版印刷的功劳。宋代的雕版印刷也曾产生过“日传万纸”的传播轰动效应，从史学意义上来说，作为“活字印刷之母”的宋代雕版印刷，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传媒技术，它促进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以及汉文化圈的形成。在东亚地区文学、文化的传播和保存上，宋代的版印传媒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