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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文”政策的影响下，北宋科举教育事业逐渐兴起，读书人队伍迅速膨胀。社会对应试必读的儒家经典和各种参考书的需求就变得日益迫切，而仅靠官府刻书又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就使北宋的刻书有了商业化的可能。北宋民间私人刻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并突破重重阻碍茁壮成长的。苏轼在谈到当时的民间刻书时曾说：“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
可见，在苏轼生活的北宋中期，民间的雕版印刷已经日渐繁荣。
北宋前期由于国家书禁较严，民间雕印事业受到种种限制。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针对当时私刻泛滥的情况，朝廷就诏令各转运司：
国家道莅天下，化成域中。敦百行于人伦，阐六经于教本，冀斯文之复古，期末俗之还淳。而近代以来，属词之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竞雕刻之小技，爰从物议，俾正源流。咨尔服儒之文，示乃为学之道。夫博闻强识，岂可读非圣之书？修辞立诚，安得乖作者之制？必思教化为主，典训是师，无尚空言，当遵体要。仍闻别集众弊，镂板（版）已多，傥许攻乎异端，则亦误于后学。式资诲诱，宜有甄明。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复素风。其古今文集，可以垂范，欲雕印者，委本路转运使选部内文士看详，可者即印本以闻。
然而由于巨大的市场需求，在丰厚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刻书人往往会顶风作案，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宋人朱弁的《东坡诗文盛行》云：“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传诵。……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杨万里为《杉溪居士集》作的序中还记载：“是时书肆畏罪，坡、谷二书皆毁其印，独一贵戚家刻印印之。率黄金斤易坡文十，盖其禁愈急，其文愈贵也。”
由此可见，北宋很多时候的书禁也是一纸空文。熙宁以后，“禁刻一弛，则私刻坊刻风起云涌，刻书遍及全国”
。北宋民间刻书就是在和禁令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对北宋后期各地刻书有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杭州刻书质量最好，福建的麻沙本很糟糕，汴京的刻书不比杭州少，但用纸不好。对于汴京的国家刻书尤其是国子监刻书，后人历来赞叹有加，无论从内在质量，还是外在的纸张、装帧形式都绝对是北宋一流的。所以我们不难得出叶梦得对四地刻书的评价，更多是从民间坊刻这个角度出发的。李致忠也指出叶氏的这段话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说明宋代有四大刻书中心，即汴京、杭州、川蜀、福建；另一方面品评这四大刻书中心的优劣短长。蜀中和杭州早在唐末就有刻书基础，福建后来居上，但只是速成量多，质量较差。汴京乃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刻书自然不减杭州和其他地方。
由此可见，由于民间刻书业的兴起，在北宋后期逐渐形成汴京、杭州、福建、四川四大刻书中心。
汴京是北宋的都城，是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北宋中央刻书尤其是国子监刻书的带动下，汴京的民间刻书业也发展得如火如荼。汴京刻书的盛况将在后文详细介绍，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北宋杭州、福建和四川的民间刻书情况。
北宋国子监刻书有时下到地方镂版，因此促进了杭州、成都等地方刻书事业的发展繁荣。据王国维考证的北宋监本中下杭州镂版的有《周礼疏》等20多部，这也为杭州刻书业的发展提供了挑战和机遇。在完成雕版任务的同时，也为杭州培养出大量优秀的雕版印刷方面的专业人才，这就为杭州刻书事业在南宋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北宋国子监准备雕版的图书也有一部分到成都雕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在熙宁八年（1075）七月，“诏以新修经义付杭州、成都府路转运司镂版”
。
杭州自唐五代时就已成为南方雕印业的重镇。入宋后，国子监刻书有一部分下杭镂版，这就更加促进了杭州官刻事业的发展。不仅如此，北宋时杭州的民间刊印也相对较为发达，雕印图籍数量不少，并且质量上乘。淳化年间临安陈氏万卷堂雕印《史记》，大中祥符九年（1016）钱塘刊版《前汉书》《后汉书》，宝元二年（1039）临安进士孟琪摹印《唐文粹》，治平初钱塘颜氏雕印《战国策》，杭州沈氏刻《僧怀素自序》，张君房刻《云笈七签》《乘异记》《丽情集》《潮说》，李用章庆历中刻《韩诗外传》，政和八年（1118）杭州大隐坊刻《南阳活人书》，庆历二年（1042），杭州晏家重新请僧校勘《妙法莲华经》，并于熙宁年间（1068—1077），重开印造，广行天下；杭州钱家也于嘉祐五年（1060）重新雕印此经。晏家、钱家为当时杭州最早且较有名气的经坊。北宋杭州寺院也有刻书，淳化、咸平间龙兴寺刊《华严经》，大中祥符二年（1009）明教寺刻《韩昌黎先生集》，景祐间大中祥符寺刻《大般涅槃经》，法昌院印造《佛说观世音经》，另外雕印的还有《高氏小史》、苏轼的《东坡六集》，等等。杭州民间刻书质量好，所刻图籍行销海内外。苏轼的《论高丽进奉状》记载了福建泉州商人徐戬在杭州刻印《华严经》，共2900多片经版，刻成后用海船走私到高丽国，并因此得到高丽国很多赏银的事。
由此可见，杭州在北宋时民间的雕版印刷就已经很发达了。
福建和四川是北宋时与汴京、杭州并称的刻书中心。福建福州的刻书业最先在北宋兴起，元丰三年（1080）福州东禅寺等觉院住持冲真募雕《万寿藏》，耗时23年于崇宁二年（1103）才完成，所以又称《崇宁万寿藏》，这是我国第一部私刻《大藏经》；北宋末政和二年（1112）福州还开雕了《毗卢大藏经》，不过这部藏经至南宋才刊刻完成。徽宗政和年间，福州还雕造了《万寿道藏》，由知州黄裳监雕，雕毕进献京师，这是我国道藏的第一次雕印。福州在北宋刊刻了两部佛藏、一部道藏，总共18000余卷，充分显示了这一地区刻书业的实力，同时也为福建培养了不少版印方面的专业人才。到了北宋后期，福建建阳的刻书业逐渐兴起，治平三年（1066）建安蔡子文刊《邵子击壤集》，
宣和六年（1124）建安麻沙刘麟刊《元氏长庆集》，元祐三年（1088）章楶刊《编年通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余氏勤有堂在北宋时已经设立，并且刊印了《列女传》《三辅黄图》等书，建邑王氏世翰堂于嘉祐二年（1057）刻印了《史记索隐》三十卷，建安书坊刻《扬子法言》十三卷附《音义》一卷，熙宁二年（1069）等觉禅院刊《大唐西域记》二十卷。
四川在唐五代时就已经是刻书中心，由于其良好的雕印基础，所以入宋后便承担了《开宝藏》这一鸿篇巨制的刊刻任务。“崇宁中，诏两浙、成都府路有民间镂板（版）奇书，令漕司取索，上秘书省。”
可见北宋时两浙和成都的雕版印刷都比较发达。北宋时四川民间刻书有文献记载的不多，天圣四年（1026）利州路平昌孟氏刻《文选》，广都费氏进修堂宋徽宗时曾刊大字本的《资治通鉴》。据张秀民先生考证，还有广都县北门裴宅政和初雕印售卖的《六家注文选》六十卷，咸平间益州知州张咏委托鬻书者雕印《薛许昌诗集》，张咏的《判辞》也被当地好事者镂版传布。此外元祐前还刊印有《水经注》三十卷本，元祐二年（1087）何圣从家刊《水经注》四十卷本，元符三年（1100）郫人樊开刊《陆鲁望集》，另外北宋四川还刊刻有《孔子家语》《李太白集》《白氏文集》等。
总之，北宋一代中央官刻是整个国家刻书业的主体，尤其是国子监刻书可以说空前绝后。主要是因为北宋国子监既有雄厚的财力做后盾，又有水平较高的编校刻印队伍，所以刊印了大量精美的图书。尤其是北宋监本儒家经典，版式宽阔，字大疏朗，再加上纸墨优良，印刷技术精湛，实为后人翻刻、翻印古代典籍的标准范本。北宋国子监动辄编刻上千卷的大部头类书，不仅在当时看来是大手笔，就是放在整个古代雕版印刷史上也光芒四射。北宋的地方官刻和民间刻书在熙宁以后也纷纷大显身手，成为中央官刻的有益补充，并为刻书业在南宋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