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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官府雕印书籍始于宋太祖，雕印的图书主要是《大藏经》以及和国计民生关系最密切的刑律和本草。到了宋太宗时期，国子监雕印书籍的种类有所扩大，除了“九经三传”及其注文外，还新刊印了史部以及小学类著作，并且开始面向社会出售。真宗即位后，中央刻书雕印业已初具规模，开始进入繁荣期，国子监、崇文院镂雕印刷图籍日臻兴盛。并且真宗以后中央的雕印机构开始增多，且有了一定的分工。国子监、崇文院主要雕印经史类著作，印经院主要是专门雕印佛经典籍。到了神宗、哲宗时代，中央政府设立的从事雕版印刷的部门已有十多处。
随着宋代文化教育事业的日益发达，特别是庆历新政到熙丰变法期间，州县之学蓬勃兴起，对图书教材的社会需求也日益增加，这就促成了雕版印刷业的空前发展。“政和、宣和间，朝廷置书局以数十计。”
中央刻书是北宋官刻的主体，熙宁以后随着刻书政策放宽，地方政府也开始镂版印书，并逐步成为北宋官刻的有益补充。
国子监刻书在五代时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北宋政权建立后，汴京国子监全面负责国家图书的刊刻、出版和发行。汴京国子监还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兼最高教育管理机构，掌以经术教授诸生，负责管理国子学、太学、辟雍和四门学、广文馆等的日常事务。汴京国子监原来设有掌管印刷事务的钱物所，后因名字不雅，淳化五年（994），判国子监李至上言“乞改为国子监书库官”“置书库监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
。
北宋的统治者非常关心国子监刻书。建隆元年（960），刚刚建国的宋太祖即幸国子监；建隆三年（962），又重修国子监。“国子监在太祖朝即是朝廷刻书的主要机构”
，到太宗朝对刻书事业的投入进一步增加。据《玉海》记载，景德二年（1005）太宗幸龙图阁时说：“凡亡缺之书，搜求备至……国学馆阁经史未有刊板（版）者，悉令刊。”
《宋史·孔维传》还记载，太宗雍熙间，国子监祭酒孔维“受诏与学官校定《五经疏义》，刻板（版）行用，功未及毕，被病。上遣太医诊视，使者抚问。初，维私用印书钱三十余万，为掌事黄门所发，维忧惧，遽以家财偿之，疾遂亟，上赦而不问”
。这个故事以太宗的宽宏大量而告终。但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身为国子监祭酒的孔维，竟以自己的职务之便贪污挪用印书的公款“三十万”。那么国家对刻书事业的投资决不只三十余万，可能是三十余万的几十倍。
在统治阶级的重视下，汴京国子监的刻书事业兴旺发达，国子监的版片也增长神速。《宋史·邢昺传》记载：真宗景德二年（1005），皇帝到国子监检阅书库，问及经书刻版的情况，邢昺回答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从960年宋朝建立到1005年，短短45年经书版片已经增加了20多倍，增长之迅速让身为国子祭酒的邢昺都感叹不已。汴京国子监的书版有一小部分是接收的前朝旧版，也有一小部分是私人呈献，而翻刻和新雕是国子监版片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宋代汴京国子监是宋代的国家刻书中心，其刻书数量之多、内容之广大大超过了五代，可谓经史子集四部皆备。其中尤以经书、史书、医书、类书居多。宋代统治者大兴文教，并以此来笼络、培养人才，经史无疑成了国子监刻书的重点。为了响应朝廷号召，适应社会需求，国子监在刻印儒家经典时，可谓不遗余力。从太祖乾德三年（965），国子监刻印《经典释文》时起，到天禧五年（1021），国子监将13部儒家经典已全部出齐，并且几乎所有经书的正义、注疏也都刊刻过。国子监在刻印经书的同时，还刊刻了解读经书的《说文解字》《群经音辨》等小学类书籍。北宋修史之风也十分兴盛，这与北宋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关，也是宋代政治的需要。北宋国子监对刻印史书也很重视，“十七史”的刻印大约是从淳化五年（994）到熙宁五年（1072）左右完成的。也就是说到北宋末年，正史已经全部由国子监镂版颁行。除了正史之外，北宋国子监还刻印过《资治通鉴》《七十二贤赞》等其他史学著作。大量刊刻史书在宋代以前史无前例。国子监在刻印经史的同时，也刻印了不少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医书。如太祖开宝六年（973）校刻《卢氏详定本草》，太宗淳化三年（992）校刻《太平圣惠方》，仁宗天圣五年（1027）校刻《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巢氏病原候论》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等。另外，国子监也刻印了一部分子书，例如在神宗元丰三年（1080）刻《孙子七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汴京国子监还刊刻了一些大部头的类书。如仁宗时国子监刊刻了徐坚等的《初学记》、白居易的《白氏六帖事类集》和萧统的《昭明文选》。汴京国子监刊刻的类书也不乏鸿篇巨制。北宋初年，海内统一，社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北宋的统治者为了笼络旧臣，就置之馆阁，厚其俸禄，使修群书，以役其心，同时还可以装点太平。《太平广记》和《太平御览》是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由李昉、扈蒙等纂修的。“太宗诏诸儒编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医普救》。《总类》成，帝日览三卷，一年而读周，赐名曰《太平御览》。”
这两部书编成不久就开雕。《文苑英华》是太平兴国七年（982）九月，太宗命李昉、扈蒙、徐弦、宋白等人编纂的一部古代诗文总集。雍熙三年（986）十二月书成，凡一千卷。真宗时又诏王钦若、杨亿诸儒臣编君臣事迹一千卷，名之《册府元龟》。这4部书以其规模宏大、资料丰富著称，后人称之为“宋四大书”。这4部书的编纂是宋代文化高度繁荣的体现，这些类书保存了已经亡佚的秦汉至五代间的1000多种原始资料。
汴京国子监刻书供御赐的文献记载很多。如太平兴国二年（977），因江州白鹿洞书院生徒数千人无书可读，知州周述乞赐经籍，太宗赐以《九经》印本；太宗淳化元年（990），赐诸路印本《九经》；太宗淳化三年（992），赐诸臣新印的《儒行篇》；真宗咸平四年（1001），岳麓书院山长乞赐经籍，上赐《九经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景德元年（1004），赐御史台《九经》《三史》《三国志》《晋书》；景德四年（1007），真宗赐京城郊县《太平圣惠方》；天禧五年（1021），赐李维《册府元龟》一部；庆历四年（1044），赐顺德军《太平圣惠方》及诸医书各一部；宣和三年（1121），雕印御笔手诏共五百本，诏赐宰臣、执政侍从、在京执事官、外路监司守臣各一本。
另外，朝廷还把监本赐予周边的一些国家。这些御赐图书品种众多，数量极大，基本上都是国子监刻本。如淳化四年（993），高丽求印本九经，以敦儒教，宋太宗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大中祥符九年（1016），又赐经史、日历、圣惠方。嘉祐七年（1062），应西夏“乞国子监所印诸书，释氏经一藏并译经僧及幞头、工人、伶官”
的请求，宋廷赐给了他们国子监印书、《大藏经》及幞头。英宗时，还赐给西夏“九经及正义、《孟子》、医书”
等。
汴京国子监刻书是为了紧密配合教学和科举，徽宗宣和五年（1123）十一月十四日，“国子祭酒蒋存诚等言：‘窃见御注《冲虚至德真经》《南华真经》未蒙颁降，见系学生诵习及学谕讲说，乞许行雕印，颁之学校。’从之”
。道家的典籍学子们要阅读，儒家经典就不必说了。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宋代中央的太学、武学、律学、算学、医学等，其所用教材，大都由国子监刻印。而科举所用图书，也多由国子监刻印。
根据王国维考证，如《说文解字》《大宋重修广韵》等都依《九经》例，许人纳纸墨价钱收赎。绍圣三年（1096），官方还下令刊刻五种医书小字本，以降低成本，便民购买。这些书后附国子监的碟文云：“今有《千金翼方》《金匮要略方》《王氏脉经》《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五件医书，日用而不可阙。本监虽见印卖，皆是大字，医人往往无钱请买，兼外州军尤不可得。欲乞开作小字，重行校对出卖，及降外州军施行。”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国子监为了满足人民的需求，想方设法降低监本的价格，一些书的雕印还不止一次。如《汉书》国子监刻的就有淳化监本、景德监本、宣和监本等几个版本。
汴京监本售卖时只收工本费。真宗天禧元年（1017）九月，政府颁布《国子监经书更不增价诏》。诏书中说：“曩以群书，镂于方版，冀传函夏，用广师儒。期于向方，固靡言利。将使庠序之下，日集于青襟；区域之中，咸勤于素业。敦本抑末，不其盛欤！其国子监经书更不增价。”
汴京的国子监刻本，量大质精，物美价廉，又加上国子监刻印的儒家经典多是国家指定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所以很快就风靡全国。《鹤山集》里记载，眉山孙氏就曾买监本书万卷，成了名重一时的藏书家。潞州的张仲宾家有巨万之产，是全路之首富，后来不惜千金“尽买国子监书，筑学馆”，儿孙多成才。
周密的《齐东野语》卷十一曾记载，沈思之子沈偕擢第后，尽买国子监书以归。杨孝本还把买监本作为自己告老还乡的唯一要求，赵明诚和李清照夫妇家中也藏有大量监本。汴京监本真可谓风靡天下，不少外地的藏书家还通过各种渠道进京，不惜重金购置监本。
北宋的中央刻书机构除国子监外，还有崇文院、秘书省、刑部、德寿殿、大理寺、太史局印历所、印经院等。大理寺于建隆四年（963）八月，编纂并刊印了《重定宋刑统》，这是中国第一部印本刑法。同时又刻印了宋太祖有关刑法律令的诏令集《建隆编敕》。二书印成后，同时颁行天下，拉开了宋代官府刻书的序幕。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在三馆的基础上置崇文院。“端拱元年就崇文院中堂建阁，以三馆书籍真本并内出古画墨迹等藏之。”
三馆和秘阁也并称四馆或馆阁，皆“选名儒，入直于内”
，因此崇文院还兼有培养和储备高级人才的性质。北宋的许多大臣，都曾经任职于馆阁，欧阳修就曾经说过：“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也。”
由此可见崇文院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不折不扣的中央文化机构，就目前文献记载来看，其刻书仅次于国子监，也是北宋中央机关中兼事雕版印刷的重要机构之一。除王国维在《五代两宋监本考》中考证出来的崇文院刊本以外，崇文院还于咸平三年（1000）刻印《吴志》三十卷，大中祥符二年（1009）刊《礼记·儒行篇》，大中祥符三年（1010）摹印《释奠元圣文宣王庙仪注》《释奠祭器图》，景德四年（1007）刻印《广韵》五卷，天圣二年（1024）刻印《隋书》八十五卷，天圣七年（1029）刊刻《海行编敕》及其目录三十卷，天圣间还刊刻了《齐民要术》十卷，天圣十年（1032）刊《天圣编敕》三十卷、《敕书德音》十二卷、《令文》三十卷，景祐元年（1034）刊《土牛经》，宝元二年（1039）刻印《匡谬正俗》八卷，皇祐二年（1050）刊《大飨名堂记》，皇祐六年（1054）刊《御制攻守图》，等等。元丰五年（1082），改崇文院为秘书省，秘书省实际上是中央机关中专事编撰的机构，置监、少监、丞各一人，监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秘书省遇修国史则开国史院，遇修实录则开实录院。景祐四年（1037），开雕过《景祐乾象新书》。元丰七年（1084），秘书省由赵彦若等校定刊行了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在内的《算经十书》，这是我国数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另外，左廊司局刻印出版的书籍有《春秋经传集解》《壁经》《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德寿殿刻印刘球《隶韵》十卷等。太医局元丰年间刊《太医局方》十卷等。刑部刊印的书籍有《敕书》《刑名断例》等。此外礼部、三司、进奏院、编敕所也都刊印过一些书籍。太平兴国八年（983）4800卷《大藏经》版成后运往汴京，遂于译经院西建印经院来收储《大藏经》的十三万版片。至太宗末年，印经院的经版已有5100卷之多，可见其增长之迅速。熙宁四年（1071），奉神宗旨意，又将《大藏经》的版片赐予汴京显圣寺圣寿禅院，并允许其他寺院自备纸墨向其借版印刷。此外，北宋内府也刊刻图书。据《挥麈后录》卷一“章太后命儒臣编书镂版禁中”条载，仁宗时禁中刊印过《观文览古》、《卤簿图》（30卷）、《三朝训诫图》。另据《玉海》卷五十一载，神宗元丰三年（1080）内府刊刻《唐六典》。据张秀民先生考证，元祐八年（1093）内府还刊刻《陆宣公文集》。北宋一些皇帝的文集内府也曾经刻印过。由此可见，北宋中央政府不仅国子监大量刻书，其他中央各机关雕版印刷活动也是相当频繁的，这标志着北宋中央政府雕版印刷的全面繁荣。
在北宋的中央刻书机构中，国子监和崇文院不仅各自雕版印刷大量书籍，而且经常密切合作雕印一些书籍，无疑是北宋中央刻书出版的核心力量。崇文院不仅是国家的藏书中心，也是国家图书的整理编辑中心，国子监所刻的一些书也是经过其认真校勘后才下国子监刊印的。校勘整理为出版提供高质量的定本，刻本发行又促进了编辑整理成果的普及，丰富了国家藏书。由于崇文院刻书也较多，和国子监刻书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王国维在《五代两宋监本考》中把崇文院刊刻的《群经音辨》《大宋重修广韵》《律文》《音义》《唐律疏义》《南华真经》《冲虚至德真经》《文选》等都看作北宋监本。由此可见，监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监本仅指国子监刊刻的本子；而广义的监本不仅包括国子监的刊本，还包括崇文院等一些中央机构的刊本。由于国子监雕印的书籍质量一流，所以监本就成了北宋中央官刻本的代称。
宋承唐制，为了便于中央对地方的管辖，宋太宗时改道为路。据《宋史·地理志》记载：“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天圣析为十八，元丰又析为二十三。”
各路又分设州郡（包括州、府、军、监）和县两级政府，并在各路设置茶盐司、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等主管茶盐专卖、民政、水路转运、财政税收、刑狱诉讼等事务。这些机构由于掌握着各地方的政治经济命脉，拥有较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他们有能力进行刻书。另外北宋各级地方政府、公使库、市易务以及地方官学也有刻书。
北宋时杭州官府除了承担国子监的刻书（见附录一）任务以外，杭州的市易务也曾镂版印卖图书。市易务是王安石推行变法的产物，在中央设都提举市务司，兼领诸州市易务。杭州市易认为图书贸易有利可图，于是利用自己的雄厚资本雕卖图书。元祐四年（1089）八月，杭州知州苏轼上奏朝廷说：“市易务元造书板（版）用钱一千九百五十一贯四百六十九文，自今日以前所收净利，已计一千八百八十九贯九百五十七文，今若赐与州学，除已收净利外，只是实破官本六十一贯五百一十二文，伏乞详酌施行。”
苏轼发现印卖图书是生财之道，经奏请朝廷批准把本州市易务的书版无偿拨给了杭州州学。杭州州学利用这些书版印卖图书，用其盈利“以助学粮”，由此可见，雕版印书的利润是相当可观的。北宋嘉祐四年（1059），苏州太守王琪发现家藏《杜工部集》市上奇缺，而当时“人间苦无全书”。他就动用公使库的公款刻印杜集一万部，“每部为直千钱，士人争买之，富室或买十许部，既偿省库，羡余以给公厨”
。用销售图书的收入不仅偿还了印书成本，还有不少盈余献公，可见也获利颇丰。
根据前人著录和有关研究成果，现将北宋地方官刻图书的情况列举于下
：
两浙路东路茶盐司熙宁二年（1069）刻印《外台秘要方》四十卷。
淮南路转运使司宣和七年（1125）刻印《稗雅》二十卷。
广西漕司绍圣三年（1096）刻印王叔和《脉经》十卷。
吉州公使库宣和四年（1122）刻印宋欧阳修《六一居士集》五十卷。
苏州公使库元符元年（1098）刻印宋朱长文《吴郡国经续记》三卷。
苏州公使库嘉祐四年（1059）刊印唐杜甫《杜工部集》二十卷。
苏州军州咸平四年（1001）刻《大随求陁罗尼经》一卷。
吴江县政和元年（1111）刊《笠泽丛书》四卷，《补遗》一卷。
江阴军天圣七年（1029）刻印《国语》二十一卷。
江宁府嘉祐三年（1058）刊《建康实录》二十卷。
新建县署天圣元年（1023）刊《新建图经》。
舂陵郡斋宣和五年（1123）刻印《寇莱公诗集》三卷。
江阴军学天圣七年（1029）刻印韦昭注《国语》二十一卷。
江阴军学天圣七年（1029）刻印宋庠《国语音》三卷。
福建漕台治平元年（1064）刊印《茶录》一卷。
福建漕台庆历间（1041-1048）雕版了蔡襄《荔枝谱》一卷附《洛阳牡丹记》一卷。
景祐间（1034-1037）福堂郡庠刊《前汉书》100卷。
应天府刊印《二李唱和诗》。
京西南路信阳宣和四年（1122）刻印《陶渊明集》。
河东路太原府治平间（1064-1067）刻印唐李璋撰《晋阳事迹杂记》十四卷。
杭州知州蒲传正元丰末元祐初刻《龙龛手鉴》四卷。
杭州景祐四年（1037）印《白氏文集》七十二卷。
北宋杭州刊《三国志》《晋书》《隋书》《旧唐书》。
明州政和四年（1114）刊印《柳集》。
余杭元祐九年（1094）刻印《吕氏春秋》。
秀州刻印《文选》。
盐官县刻印《通典》。
苏州元丰间（1078-1085）刻印《李翰林集》《白氏文集》《唐会要》。
建南西路洪州刻《阙里世系》。
庐山刻印《白氏文集》。
临川刻印王安石《临川集》。
江南东路江宁府嘉祐间（1056-1063）刻印《花间集》。
歙县元符三年（1100）刻印《黄山图经》。
虔州赣县刻印《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
淮南东路高邮军刻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北宋时的地方官刻，无论是刻书机构的数量，还是刻书的规模、种类、产量和质量都无法和北宋的中央刻书相提并论，甚至和南宋的地方官刻相比也有相当的差距。考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刻书这项事业在北宋中前期基本上被中央政府垄断，地方政府不经中央授权就不能擅自刻书。宋代罗璧《识遗》中就指出：“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尽弛此禁。”
熙宁后情况稍有好转。另一方面是，北宋前期属于经济和文化的恢复期，其图书社会需求量相对来说还是有限的，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和南宋相比还算不上十分发达。并且刻书是需要一定资本的，地方政府也没有多余的财力来从事刻书。尽管如此，北宋一些地方官府还是克服种种困难为北宋刻书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