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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种一粒粟 [2] ，秋收万颗子。
四海 [3] 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 [4]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悯（mǐn）：怜恤；哀怜。
[2]粟（sù）：谷粒；谷物名，北方通称谷子。又常作为粮食的通称。
[3]四海：犹言天下，全国各处。
[4]谁：哪个；什么人。
春天播下一粒种子，秋天收获万颗籽实。
所有土地种满庄稼，有的农民仍然饿死。
锄地正当炎热中午，汗水滴落禾下之土。
哪个晓得盘里食物，一粒一粒尽皆辛苦。
作为庄户人家的一介子弟，我在十三四岁的那一两年里，学会了除扶犁耕地以外，包括赶车、耙地、扶楼、扬场等所有农活，成为正儿八经的少年农民。尽管在之后的日子里，我走进了城市，在城里生活，但每读李绅的《悯农二首》，总还是感到格外亲切，觉得李绅是一位有良心的诗人。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不知这是作者的文学夸张，抑或他就是这样认为的。按照这样的说法，农民的收获就是投入的一万倍了。事实绝非如此。
就我小时候家乡的情况看，谷子，也就是粟，是农作物中产量最高的了。以长得好的地块为例，一亩地也就是能收六斗，往最高里说，七斗撑破天了。因为带糠，一斗谷子只有六十多斤，就算七十斤吧，七斗也不到五百斤。就播种所用种子的数量而言，谷子也是最少，一亩地一斤多就够了。这样算下来的话，产出与投入就是五百斤比一斤。至于小麦、玉米等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就更小了。
总而言之，“春种一粒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秋收万颗子”。不光我小的时候不能，现在依然不能，相信唐朝那时候就更不能了。按照《战国策》的记载，吕不韦的父亲对吕不韦“耕田之利几倍”的问题，所作出的“十倍”的回答，就各种庄稼的平均产出投入比而言，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四海无闲田”，可见农民的勤劳；“农夫犹饿死”，可见农夫的悲苦。纵令农民种田的产出投入比仅仅像吕不韦父亲说的那样，正常年景之下，也应不至于饿死，可事实是有些人竟然饿死了。原因何在？李绅没说，让你去想：封建统治者横征暴敛。
农民确实可悯。
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者可憎。
尽管李绅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收获，但他仍然是很可敬的。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对我来说，其事恍如昨日。当午而锄，乃作者的典型化写法。农民其实是一大清早就下地了，“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当午而锄的好处有这样两种：天旱的时候，有利于保存土壤中已经不多的水分（农谚有谓“旱耪地，涝浇园”）；不旱的时候，有利于消灭杂草。白居易的《观刈麦》中有句：“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一者，割麦是在农历四月底或五月初，一者，像高粱、玉米、谷子等秋庄稼都比麦子秸秆高，所以挡风，故仅以热的程度而论，割麦远不如农历六月所谓“拉开趟子耪大地”的时候为甚。所谓汗流浃背，晒得脊背起皮，绝非夸张之语。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最知辛苦而且不辞者，当然非农夫莫属。就因为他们最知道辛苦，所以也最知道珍惜用辛苦换来的果实。不辞辛苦，曰勤；珍惜辛苦换来的果实，曰俭。克勤克俭，是谓美德。
时代不同了，科技发展了。还是以我的家乡为例，现在，农民大抵已不再干拉着锄头锄地的累活了。播种、收割等也大多由机器代劳。一言以蔽之，农民种田的辛苦程度，久矣乎非往昔可比，而且还不再纳税。李绅在天有灵，定会感到高兴。话说回来，跟其他行业的人比，农民仍然辛苦，收入与投入比仍然偏低。
不管时代再怎么不同，科技再怎么发展，勤俭的具体表现形式虽会有变化，但作为美德，将永远值得秉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