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乡村振兴与乡村建设有着共性,也有着时代性。相较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今天的乡村振兴所要取得的成效,就在于乡村复兴。乡村复兴,不是要把乡村回归到传统农耕时期的乡村,而是建设具有现代发展意识的新型乡村。
两者还具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我在河北正定县工作时,对晏阳初的试验就作了深入了解。晏阳初在乡村开办平民学校、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农场、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动植物品种、改善公共卫生等,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念在今天同样适用,不只是如此,还有新的方向与变化,即把乡村打造成美丽乡村。
如果要追踪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的话,时间可以追溯到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这一战略思想。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与此前的乡村建设相比,今天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更具系统性,不管是顶层设计,还是具体操作,不再是社会组织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实现乡村的现代化转变,其内容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五大振兴”。
中国第一部直接以“乡村振兴”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于2021年6月1日正式施行,从此,我国促进乡村振兴有法可依。至此,乡村振兴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绘制出了一幅幅美丽、动人的画卷。
如果我们追溯四川在乡村建设方面的历史,不难看到,晏阳初、卢作孚、傅葆琛等人都是四川人。此外,在乡村建设理念上,虽然大家从事的都是乡村建设,但在具体选择与路径方面略有差异。梁漱溟的乡村改造哲学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晏阳初、傅葆琛所推崇的是“教育乡建”。卢作孚的乡村建设实验,其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乡村现代化”:“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而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而这些无疑都在今天的乡村振兴中有所反映。
对于乡村建设,梁漱溟曾说:“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实乃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
今天的乡村振兴,并不是凭空生造出来的概念,那么,如何在前人的经验教育中获得借鉴?正如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原副院长张兰英所说,在当前我国进行的城乡统筹、生态文明与新农村建设方面,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从历史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和认清现实,建立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可与自信,在构建当今中国社会的良性治理机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全民富庶的过程中扬长避短,在前人已走过的“乡村建设”之路上大胆尝试,不断探索。
当我们弄清楚了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也就明白了今天的乡村所处的变革,正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这种变,既有时代需求,也反映了中国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对乡村的真正反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