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

在某种程度上，乡村振兴与乡村建设有着共性，也有着时代性。相较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今天的乡村振兴所要取得的成效，就在于乡村复兴。乡村复兴，不是要把乡村回归到传统农耕时期的乡村，而是建设具有现代发展意识的新型乡村。

两者还具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我在河北正定县工作时，对晏阳初的试验就作了深入了解。晏阳初在乡村开办平民学校、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农场、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动植物品种、改善公共卫生等，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念在今天同样适用，不只是如此，还有新的方向与变化，即把乡村打造成美丽乡村。

如果要追踪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的话，时间可以追溯到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这一战略思想。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与此前的乡村建设相比，今天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更具系统性，不管是顶层设计，还是具体操作，不再是社会组织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实现乡村的现代化转变，其内容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五大振兴”。

中国第一部直接以“乡村振兴”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于2021年6月1日正式施行，从此，我国促进乡村振兴有法可依。至此，乡村振兴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绘制出了一幅幅美丽、动人的画卷。

如果我们追溯四川在乡村建设方面的历史，不难看到，晏阳初、卢作孚、傅葆琛等人都是四川人。此外，在乡村建设理念上，虽然大家从事的都是乡村建设，但在具体选择与路径方面略有差异。梁漱溟的乡村改造哲学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晏阳初、傅葆琛所推崇的是“教育乡建”。卢作孚的乡村建设实验，其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乡村现代化”：“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而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而这些无疑都在今天的乡村振兴中有所反映。

对于乡村建设，梁漱溟曾说：“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实乃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

今天的乡村振兴，并不是凭空生造出来的概念，那么，如何在前人的经验教育中获得借鉴？正如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原副院长张兰英所说，在当前我国进行的城乡统筹、生态文明与新农村建设方面，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从历史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和认清现实，建立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可与自信，在构建当今中国社会的良性治理机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全民富庶的过程中扬长避短，在前人已走过的“乡村建设”之路上大胆尝试，不断探索。

当我们弄清楚了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也就明白了今天的乡村所处的变革，正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这种变，既有时代需求，也反映了中国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对乡村的真正反哺。 fOKydfJdCz+xXumxlCsb7BdUAWGFlHdxuh7YxRFC4NiHq5jIFSPJ3fY46nQlKLU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