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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邓淙源认识的时候，他刚从三加二读书荟的志愿者转为专职人员。这几年，他先是随着团队前行，然后成为负责团队运营的乡创人。角色的不断变化，其实反映了他在乡创方面的实施能力与宏观把控能力的增强。这也是一个乡创人的成长过程。
2015 年，邓淙源担任流动书屋的馆长，时常到乡村去进行阅读推广，这个工作，让他对乡村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虽然我就出生在农村，但读大学之后，对乡村的了解就少多了。通过这个事情，我对乡村的认知发生了改变。”
在三加二读书荟的团队中，年轻人占了多数。有不少是先从志愿者做起，并逐渐成为团队中的执行者，这种个人角色的转变，是乡村阅读的深入开展带来的。
同时，随着“三加二”的定位转变，邓淙源在读书荟中的职务也渐渐发生调整。2019年，他担任三加二读书荟执行长，对这个团队，他有了新的理解：“‘三加二’有了新的含义：三个下乡——文化下乡、人才下乡、市民下乡，两个融合——城乡融合、产业融合。”同时，三加二读书荟研发了《乡村操盘手》系列课程和《社区营造》课程，在实践中提出了“培训、培育、陪伴+种子计划”，在乡村开展社区营造项目，培育村民就业创业，孵化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营造和谐美丽的宜居环境。
2019 年4月20日，“三加二导师指导站”成立，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新建，成都博物馆总策展人黄晓枫等专家受聘为导师，我也成为导师之一。相对于他们的专业技术指导，我则更多的是从文化方面进行整理、挖掘，呈现出乡村文化的新风貌来。最初，我在做乡村阅读、乡创的采访时，邓淙源给我提供了不少的帮助。这种帮助，也看得出来他做事认真、负责。
邓淙源先是参与明月村的项目，当时是做社工师。后来，他回忆说：“现在我们整个社工体系搭建起来以后，分社工专干和社工助理。社工专干就是有实操经验的人到项目点去指导在地社区营造的社工师。而社工助理，是指我们招的当地年轻人，请他们来协助社区工作。招社工助理的原因是：第一，他对当地的情况很熟悉；第二，他可以跟着去学习，比如做社区营造动员与开展项目等活动，协助社工师完成工作；第三，为当地培养社区营造的种子。最早做明月村项目的时候，体系还未完善。后来我们对乡创操盘和社区营造实践不断进行复盘，这才有了成熟的体系。”在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邓淙源很快成长了起来。
在明月村进行社区营造期间，还孵化出了“明月乡村研究社”，后来明月村村主任陈奇担任社长。我在网上查到其经营范围，牵涉得很广，包括：研究乡村产业、研究乡村建筑及景观设计、研究乡村公益及文化、研究乡村营造、研究乡村扶贫等等，可以说这也给明月村的发展提供了智慧支撑。
随后，邓淙源从斜源小镇开始介入乡创领域。他先后介入多个项目当中。从他后来在临渭市乡创学院的一次乡创分享会上的发言，也可看出他对乡村营造的想法。
这次分享会，邓淙源就公益性机构在乡村怎么去做村民的动员，以及如何去进行乡村的社区营造做了分享：
邓淙源老师从社区营造的对象出发，开门见山地介绍了在乡创过程中应当注意营造的三类人群。
第一类人是政府的领导。社区营造工作需要营造领导的意识。因乡村建设过程是一个软、硬件协同建设的过程，硬件支撑和软件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同等重要。
第二类是在地的农民、在地的力量、在地的人才。结合乡创实践来看，在地人才非常关键。因此一定要动员在地老百姓参与到整体的项目建设中来。
第三类是在地的乡贤，即那些在乡村中有声望和有能力的人。在乡创中要鼓励他们，让他们参与到更多的事情中。此外，还有一部分人是从城市返乡的新村民，他们的力量也值得关注。
从被营造的人到被营造的社区，邓淙源老师介绍道：“现在学界普遍认为，社区营造的起源是日本古川町，这里最早是养着锦鲤的水沟。大学教授动员老百姓治理大家共同拥有的水沟。被动员起来的老百姓成为很重要的社区力量，他们拧成了一股绳。”
社区的营造要点，一是要发挥人才的作用；二是要成立组织，去推动我们这个区域在地人才的不断出现。要让在地的业态能够起来，这样能够更好地形成比较有名气的社区。
秦皇岛阿那亚，便是社区营造的一种类型。从最经典的“地产商+物业”的管理模式到动员居民业主共同参与的共创协商式管理模式，这个转变过程中，阿那亚产出了很多网红的精神产品。
在做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不光要做纯盈利性的产品，也需要注意建设公共空间和精神类产品的空间。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一是以村民和居民为主体；二是权责一致；三是以过程为导向，因为社区营造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四是可持续化。不是政府一味地投入资金，而是要通过政府的资金去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撬动更多村民的力量，来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邓淙源老师强调：“乡村社区营造是一件需要多元参与、多方协同的事情，要动员社区的内外资源，以解决社区目前遇到的问题。”因此，在乡村社区营造的过程中要关注所存在的共性问题，过程目标比任务目标要更重要。总而言之，就是要以过程为导向，并重视社区成员的参与。
“社区营造是桥梁，是市民下乡、联合乡居、构建新型社区和城乡融合的桥梁，这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邓淙源老师这么总结道。
此后，邓淙源长期在乡创第一线工作，这让他对乡创的未来发展有了更清晰的目标。比如他曾说“三个不任性”很重要：权力不任性，在乡村建设的专业性问题上，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而是充分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农民不任性，诸如明月村向手工艺者出租农民房子时，统一规定3000元、5000元、8000元的三档价格，由村集体统一签约流转，并以“修路不经过家门前”等软性方式来约束农民坐地涨价的行为，这才得以稳住引入村里的项目。更重要的是，资本不任性。邓淙源说，资本力量非常强大，讲求的是经济逻辑，可能会与村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理念产生冲突。而实际上，资本下乡后能否确保农村的耕地继续种植粮食？农村土地是否会走向房地产化？中国的制度设计该如何平衡好空间与约束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关乎乡创的未来。
作为社会组织的代表，2018年，邓淙源当选成都市第十七届人大代表。这也是对乡村振兴的一线人员的认可。在担任人大代表期间，他积极就乡村振兴与乡创方面的问题进行调研，提交提案，期望能为乡村振兴做更多的事情。“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担当。作为乡创人，我知道乡村的发展，不再是传统模式，而是以多元方式推进，因此乡创的路上，还需更多地思考与努力。”
那么，在今天，什么样的乡村振兴才是好的乡村振兴？
除了因地制宜、找准定位之外，在邓淙源看来，关键在于决策背后的核心理念，这将导致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如果单纯以项目为目的，就直接流转土地、流转集体资产，把农民全部都搬出去，引进市场资本投入打造，再进行招商运营。但是以乡村振兴为理念，一定是共创共享，一定不是把农民都迁出去，还要解决集体经济问题，解决市场资本下来后，如何和老村民共融的问题。”
作为一种探索，乡创注定是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用邓淙源的话来说，乡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走的路径是有差异的。所以，在乡创实施的道路上，唯有边做边总结经验，才能让乡村变得美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