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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其字为“子云”，为西汉末年巴蜀人氏，在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降生，在王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过世，终年71岁。其祖先为周王室的分支，其先祖伯桥被周王室册封于晋国之扬地，故而以“扬”为姓氏。历经几代，起起落落，扬氏最终迁徙到蜀郡的郫县。扬季为扬雄之五世祖，其世代以农桑为主业，过得并不富裕。扬雄自小酷爱学习，并且可以博览群书，沉默寡言而好沉思，自小就有清净少欲的特质。其家产并不丰厚，但却过得怡然自得，从小就有大的志向，不是圣贤之书，便不会去读，而且也不汲汲于富贵之中。
扬雄一开始是非常爱好辞赋之学的，巴蜀地区有文人司马相如，他所作的辞赋非常宏伟富丽，扬雄非常向往。同时，他又很崇拜屈原，认为屈原之文辞甚至是超过司马相如的，每次读其文章，都会有痛哭流涕。他认为君主的时运是非常重要的，如若可以得其时，就可以无不畅通，否则即不能发挥其才能。其作书，经常怀念屈原，名为《反离骚》。
扬雄四十多岁的时候，从巴蜀地区赶往京城。当时朝廷之大司马非常欣赏他的文章，故而招其为门人。后来进入朝廷，成为朝廷之御用文人，其为官之一生一共经历了四代皇帝。其学问精通儒家与道家，王充曾称赞他“鸿茂参圣之才”。
扬雄所涉猎的学术范围极其广泛，旁及天文、经学、语言学等。扬雄历经诸位帝王，最终官至大夫。其品格高洁，一生廉洁，著作等身，尝模仿《周易》《论语》而作《太玄》与《法言》，这两部著作亦可代表扬雄的主要思想。
魏晋玄学的主要学术特征即是统合儒、道两家，亦即是统合“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调和儒道的这种理论应是开始于汉代初年学者陆贾、贾谊等，但是扬雄则是系统性建立儒道调和体系之第一人，即是太玄理论体系。这个学术体系对魏晋玄学的产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扬雄的思想亦为巴蜀地区开出重玄学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在《魏晋玄学论稿》一书中，汤用彤先生认为虽然东汉之“玄”与魏晋玄学有很大的区别，然而魏晋玄学亦不是凭空产生，其学术的端倪在扬雄之学中已然存在了。
而且自扬雄之后，汉代许多的学者对于玄远的境界都非常的钦慕，这种心态与魏晋玄学之名士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难看出，汤用彤先生其实是肯定了扬雄与魏晋玄学之间存在着诸多的联系。可见，先前的学者已经看到了扬雄与魏晋玄学之间的诸多关系。笔者认为，“太玄”与“玄学”之间虽然有不同，但是“太玄”对于“玄学”思想之发生发展所产生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在扬雄的思想体系中，“玄”可以说是世界万物的根本，“玄者，幽摛万类而不见形者也”
。“太玄”一词，则属于扬雄首次创作。学者刘韶军说：“太为极，玄为道，太玄即终极之道，这是杨雄用‘太玄’命名‘玄’的原因所在。”
可以说“太”是起到了修饰“玄”的作用。扬雄所提出的“太玄”，它的意思是接近于“道”的，扬雄对于魏晋玄学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就宇宙观而论，扬雄以“玄”作为万事无物之根本。这种思想的提出在当时是非常具有创新性的，其思想的高度其实已经在当时所流行的五行与象数学说之上。两汉的学说有一个变化，尤其是对于从宇宙论衍化为本体论的过渡阶段，扬雄的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而对魏晋玄学“以无为本”之论调，起到了非常大的启发与奠基的作用。
第二，魏晋玄学的特点是兼容儒道，以《老子》《周易》《庄子》三者结合来论道，这不得不说在扬雄的思想中已经初现端倪。《老子》《周易》《庄子》之间的互释互注，就是儒道兼容的一个具体例子。但是，用《老子》来解释《易经》，其实在扬雄就早已有之。也可以说是肇起于严君平，而在扬雄处进一步发扬光大。扬雄之“太玄”论中，一个核心的要点，就是用《周易》来解释《老子》，《周易》与《老子》互释。
其实，扬雄并非完全赞同道家反对名教的理论，他对儒家之礼教是非常推崇的，“老子之道德，吾有取焉尔，及搥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耳”
。但是同时，扬雄又很赞赏老子的“守玄”之道，“是故玄知默，守道之极；爱清爱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
。这样的话，两种思想之间自然存在着一种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在魏晋玄学初期同样存在，只是到了元康，才得到了调和与缓解，在“庙堂”与“山林”之间没有区别。对于扬雄来说，其统合儒道的思想是非常明显的。学者刘韶军曾提出：“杨雄的‘太玄’是儒家思想与《老子》道论的结合，保留了儒家在道论方面与道家相比而表现出来的不足，是在融合儒家与道家基础上对儒家思想的发展。”
而扬雄这种学术的理路与其老师严君平之间有着重大的关系。儒家所提倡的“仁义”、老庄所提倡的“道德”、《周易》所言及之“利害”，在严君平的思想体系中并行不悖。严君平兼摄儒道的理念深深地影响了扬雄，并且通过扬雄又进一步影响了魏晋玄学。
在扬雄的“太玄”思想体系之中，用《老子》来解释《易经》，并且推崇道家之自然论思想，这显然是受到了严君平的影响。严君平在成都以卜筮为生，《老子》《易经》之间相互发明。而《老子》中有“道法自然”的思想，在扬雄这里，可以说是“玄法自然”。《太玄·玄挽》中有：“上索下索，遵天之度；往述来述，遵天之术。无或改造，遵天之类。挽拟之天元。”
扬雄以道家之自然论的角度对“玄”进行解析，这也体现扬雄儒道兼摄的学术特点，这对于之后魏晋玄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三，在学术理路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言意之辩”“辨名析理”“一多之辩”等几个方面。
一个思想的建立，一定要依赖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魏晋玄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玄学家们思维模式上的突破。一种是汤用彤先生所提出的“言意之辩”，二是冯友兰先生所提出的“辨名析理”。
扬雄在著作中，曾经有过言与意的讨论。他认为言语不可以通达于人心，而书亦不可通达其言语。只有圣人可以知道言语之中真正的解释，了解书中的真理。言语是内心之声，而书则是内心之画。声音与画之形态，君子与小人都可以看到。而声音与画的内核，才是让君子与小人同时能够动情的存在。明显可以看出，扬雄的思想是在“言尽义”论与“言不尽意”论之间的。扬雄此番言论，显然对魏晋玄学之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除此以外，玄学家们所用的“辨名析理”的思维理念，也就是时人所说“名理之学”。其内容最重要的在于讨论君主与臣民之间各自的责任问题，是否能够名与实相符。如此，他们可以进一步讨论选拔人才的准则，这样的话就慢慢向着“辨名析理”的方向发展，最后也即成就了“名理之学”。在扬雄的思想体系中，名实之辩亦是被他所常常关注的问题。如《问神》云：“或曰：君子疾没世而无名，盍势诸名卿？可几也。曰：君子德名为几。”
《重黎》云：“名者，谓令名也。”
《孝至》云：“不为名之名，其至矣乎！为名之名，其次也。”
除此以外，扬雄其著作有《十二州箴》等，其内容多属于劝谏的言论，其规劝百官能够各自守住自己的职责，这应当也属于是“名理之学”的范围。扬雄在《法言》中有品鉴人物之论，这对后来魏晋时期品鉴人物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书虽然没有罗列出具体的标准，但汉代末年品鉴人物之学大盛，其特征是以“辨名析理”为思维导向的“名理之学”，扬雄之论显然对此有着一定的影响。
魏晋玄学中有“一多之辩”的论题，扬雄的思想对这一论题的产生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思想在《老子》一书中就早有萌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朴散则为器”
。道可以化生出天地万物，天地万物最后又复归于道。庄子在此基础之上，有“万物皆一”“道通其分”的论调，在有关于人生论上则有“终则复始”之论。《周易》有“生生之谓易”
之论，又生化万物的过程即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扬雄之《太玄》是仿照《周易》而作的，他又有“以一阳乘一统，万物资形”
之论调。不难看出，魏晋玄学中“一多”之辩与扬雄之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进一步说明，扬雄的思想直接影响了魏晋玄学的诸多理论，亦间接影响了后来唐代重玄学的形成。
综上所述，老子可以说首开重玄学之先河，严君平与扬雄可以说是巴蜀重玄学之源流，他们向下进一步促使魏晋玄学的开启、及至影响唐朝巴蜀重玄学。在浩瀚的中国道教史中，既有像老子这样的开创者，也有像严君平与扬雄一样的中继者，也有像王弼、郭象等魏晋玄学家这样的创新者，也有像李荣、杜光庭等重玄学家这样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