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重玄学”作为道教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道教思想史乃至中国哲学思想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隋唐时期，得益于两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道教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随着成玄英、李荣等一大批知识精英的加入，道教义理体系取得重要的发展，开始从炼形固体的外丹学向侧重精神修炼的重玄学转变。特别是在借鉴佛教中观论思想的基础上，通过重新解读《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唐初之重玄学不仅改变了早期道教的理论体系和修习宗旨，也为此后道教思想体系向性命双修以及内丹学说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唐代道教重玄学思想的出现，接续了自先秦老庄道家思想、秦汉黄老之学与魏晋玄学的传承，在道教史乃至中国哲学思想史上都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学者陈云教授曾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重玄学同时还是一个在魏晋玄学的基础上、融摄了佛教中观思想、并经过数代道教学者不断地创造与积累而形成的道教学派。” 通过对“重玄学”思想内涵的深入挖掘和深刻阐释，可以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中国哲学史逻辑发展的思想内容与演变历史。

“然而，它确是哲学思想史上被忽略了的一个环节，是道教思想上被忽略了的一个重要思想学派。” 自蒙文通先生肇始，直至20世纪末，随着《中国重玄学》等一系列学术成果的问世，学界对于重玄学的研究才逐渐走向丰富和深入，重玄学思想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此外，从时间而论，唐代为重玄学大盛之时期；从空间而论，除长安以及荆州之外，巴蜀则是重玄之风比较浓重的区域。“‘重玄’一派……盛于唐初，天宝以后，流风余韵犹存蜀中……” ，并且唐代重玄学不仅在道教学者中盛行，更是及于释氏之徒，蜀中重玄学之盛不言而喻。同时，与重玄学义理相似之三论宗等佛教思潮，在唐初同样盛行于巴蜀地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李荣、黎元兴、王玄览、张君相、文如海、杜光庭等重玄学者，汇集于巴蜀地区谈玄论道，为重玄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近年来，尽管学界对于重玄学的认识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对于巴蜀重玄学，尤其是重玄学与巴蜀文化的交融，以及巴蜀重玄学思想渊源与学者群体的系统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巴蜀地区地处西南，自古就形成了与中原地区迥异的信仰体系与文化传统，巫鬼崇拜、神仙方术盛行。自先秦两汉以降，随着道家思想在巴蜀地区的传播，蜀中更是形成了“重道贵老”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巴蜀地区不仅是作为“制度道教”的诞生地之一，也是后来道文化最兴盛的区域之一。唐代重玄学之所以能够在巴蜀地区发展壮大，与巴蜀“重道贵老”的风气是密不可分的，巴蜀重玄学的研究对于进一步细化唐代重玄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创新与突破之处主要在于以下几点。其一，本文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重玄学研究聚焦于唐代巴蜀地区，并对唐代巴蜀重玄学学术渊源、学者群体、思想传承等核心论题进行了系统探讨；其二，本文还进一步发掘了张君相、文如海等学界鲜有触及的巴蜀重玄学者，力图更加全面地展示巴蜀重玄学的整体面貌；其三，本文并不反对将孙登定为重玄学之宗，但从更加广阔的视野而言，为了进一步梳理重玄学之脉络，笔者将重玄学之源流追溯至老子。并大致勾勒出了唐代巴蜀重玄学的学术脉络，并将学术脉络追溯至严君平、扬雄；其四，本文将巴蜀重玄学归纳于蜀学的范畴中，进一步丰富了蜀学的内涵，更突显了巴蜀重玄学之地域特色。

从理论上来看，唐代巴蜀重玄学思想，既有当时重玄学的时代烙印，同时又有很浓厚的地域色彩和个人色彩。汇集于巴蜀地区的重玄学者群体，对于当时重玄学思想的发展，以及对道教理论体系的充实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对巴蜀重玄学学术脉络尤其是巴蜀重玄学者的深入研究，对于管窥唐代重玄学，乃至整个道教思想的发展情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巴蜀地区本身就有深厚的道教和佛教文化基础，巴蜀重玄学又是典型的融释入道，对于巴蜀重玄学的研究不仅对唐代道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探究唐代儒、释、道三教关系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后，巴蜀重玄学带有浓厚的蜀地学术特色，作为蜀学的重要内容，巴蜀重玄学的研究对于进一步把握蜀学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现实意义来看，重玄学思想不仅是道教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一次重要转折，上承老庄道家学说以及魏晋玄学，对后世宋明学术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唐代巴蜀重玄学主要概念进行系统的逻辑分析，客观上能加深对其思想内容的把握，研究出的学术结论也能为道教学术史，乃至当代中国哲学史增加新的内容。另外，巴蜀重玄学作为蜀学的重要内容，其所具有的双重否定式思维方式，也值得我们借鉴，是我们当代从事传统文化创造、转化和创新发展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