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黎元兴为初唐益州（今巴蜀地区）名道，原名为黎兴，元兴为其字，广汉雒人（即今四川省广汉市）。作为道教重玄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与价值。记载其生平的史料不多，笔者只能通过现有的资料来对其生平进行一个整理的描摹。据卢国龙教授考证，卢照邻在《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所记载之人即为黎元兴，为至真观修建者昭庆法师之大弟子。该碑文在《全唐文》《文苑英华》《全唐文》《卢升之集》《重修巴蜀县志》等书中均有收录。根据记载，此碑建造于仪凤二年（677年）。碑文主要记载了至真观的历史以及黎元兴本人的一些事迹。
根据黎君碑记载，法师祖上多为显贵，或有爵位，或执一方之政：
金天命秩，即有天地之官；火正分司，实掌羲和之任。夏殷之际，代为伯相，或食邑于鲁，或书社于卫，故鲁之黎城，卫之黎阳，即其地也。魏晋之交，或立功于吴，剖符于蜀。在吴者其后封于寿春，黎将故城有黎氏之墓，石文石阙之字在焉。在蜀符坚时秦为蜀郡太守，北齐时练山为益州刺史，故子孙因家于蜀。法师，练山之六代孙也。
卢照邻对黎元兴家世评价如此之高，可能当时确有实证，但如今已不可考。可以看出，他同一般高道高僧一样，一出生便显示出了异于常人之象。“玄珠结庆，剖江汉之圆流；紫胞贻祉，动岷精之垂曜。豫章七岁，非复常材；朝阳五色，岂云凡鸟”
？同时，黎元兴的成长经历，也彰显了他一步步成为高道之路。他自幼便流露出对道门的向往和不俗的学识，“初登小学，笑孔墨之神劳；一见玄书，以彭聃为己任。玉笈云囊之术，龙缄凤蕴之图，莫不吞楚梦于胸中，指鲁城于掌上”
。其继任至真观主之后，不仅开设讲堂、传道收徒，更是博施广济，可见其仁德之厚。“见诸疾苦，便开五色之囊。遇彼饥寒，辄有千金之费。巾拂之外，余无所留。凡所经过，洪济多矣”
。黎元兴不仅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名声更是传入长安，被李唐国君招请，而黎元兴拒而不受。《黎君碑》借高士许由曾拒尧之征请来代指此事，“临长水而饮犊，不就尧征；卧巨泽而牧羊，徒劳汉使”
。从现存史料来看，黎元兴本人生平的大体情况即是如此。
黎元兴曾为《道德经》作注，杜光庭在总结历代注解《道德经》时提到：“巴蜀道士黎元兴（作注义四卷），”
可惜未能留世。其著作仅存《海空经》遗世，这是学界研究其思想的主要依据。《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经》为《海空经》的全称，又被称为《七宝庄严》。“太上”为至高无上之意，通常表明为太上老君所言说，此经则不同。所谓“一乘”者，乃是《本际经》所言“真一”之义，即认为道教乃是不二之教。《海空经》在《序品》中亦解释了“海空智藏”之义，“言此真士，其心若空，理包物外，是为智藏”，即是对真士的称谓。之所以称这部经为《七宝庄严》，此经《法相品》解释道：“此经即是众宝之聚，又当名为七宝庄严。”
由于深受佛教的影响，黎元兴多引用佛教的名词，七宝即是如此。
明代正统《道藏》所收录为全本，敦煌抄本残缺不全，《云笈七签》亦对此书有引用。《正统道藏》洞真部所收录的版本为足本，位于第一册的第604～608页。前人李德范所出版的《敦煌道藏》收录了《海空经》的残本，位于第59～110页。收录于《中华道藏》的版本，是以《正统道藏》所录本为底本，并且参考了敦煌本，最后点校而成，位于第284～373页。此经一共有十卷，即《序品》《哀叹品》《法相品》《普说品》《问病品》《持戒品》《平等品》《供献品》《舍受品》《普记品》。宋代著名学者张君房所编纂的《云笈七签》中，《说戒喻》《道性论》《三相论》《道性因缘》《本性淳善》《有为无为法》《观四大相》《色声烦恼》《栰喻》《病说》篇目，均节录于此经。
关于造经的时间，可以从武周时僧人玄嶷《甄正论》中所录文字中略窥端倪：
至如本际五卷，乃是隋道士刘进喜造。道士李仲卿续成十卷，并模写佛经潜偷罪福，构架因果参乱佛法。自唐以来，即有益州道士黎兴，澧州道士方长，共造海空经十卷。道士李荣又造洗浴经以对温室，道士刘无待又造大献经以拟盂兰盆，并造九幽经将类罪福报应。
撇开对于道教的批评，可知《海空经》造经的时间早于刘进喜所作《本际经》，晚于李荣《洗浴经》和刘无待《大献经》。此经为方长（即方惠长）与黎兴（即黎元兴）所共造，据《集古今佛道论衡》所载，方惠长与僧人子立等曾于龙朔三年（663年）论义，高宗朝曾与李荣同时游学长安，可知《海空经》应作于唐太宗贞观末年与唐高宗当政初期之间，反应了当时重玄学的发展与变化。王悬河所造《三洞珠囊》《上清道类事相》、孟安排《道教义枢》、未知作者之《道门经法相乘次序》等道经对《海空经》均有记载。王悬河为高宗武后时期高道，弘道元年间（684年）曾于巴蜀刻碑两处，即《道藏经序碑》。《三洞珠囊》与张大安所造《后汉书注》大约在统一时期，《后汉书注》又为太子李贤命张大安所撰。李贤在太子位的时间为上元二年（675年）至调露二年（680年），后被贬为庶人，由此可知《三洞珠囊》编写于太子李贤在位期间。《三洞珠囊》中把《庄子》叫作《南华论》，而不以“经”称，且对唐讳不避，即可知此经编纂于680年前后，此经中所载的《海空经》成书时间应更早一点。又据《道门经法相乘次序》，唐高宗问道于潘师正时，潘已引用此经。问道发生在高宗祭嵩山之时，前后两次拜访高道潘师正，第一次是在上元三年（676年），第二次是在调露初年（679年）。由此可知，《海空经》造经时间，最迟应在679年之前。综上所述，《海空经》的成书时间应是670年之后的事情。
目前学界对于黎元兴及其著述的研究较少，不过寥寥数篇，主要从文献和著作方面做了初步的研究。令人遗憾的是，重玄思想作为黎元兴思想的核心，学界对此尚未有过深入探讨。故此，笔者将基于此核心要点，展开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
黎元兴为唐代蜀地著名道士，其重玄思想的形成自然与当时的学术风气息息相关。根据史料记载，可以推测出黎元兴主要生活在唐太宗后期和高宗武后时期。唐代多逢明主，胸襟博大，又兼之唐代乃多民族融合之政权，故而形成了一种宏大、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唐太宗及高宗时期，为了维护其统治，对儒释道三教采取了兼收并用的政策，三教鼎力与三教融合成了该时期的主要特征。重玄学源于道家思想，肇始于东晋孙登，在融摄儒、佛两家的基础上达到极盛，从而成为道教主流思想。黎元兴的重玄思想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自然也深受三教融合的影响。
唐代兼收并蓄的文化氛围为黎元兴重玄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沃土。唐太宗及唐高宗对于多元的文化现象大多持包容的态度，加之唐代良好的社会风气、开明的文化政策、独特的人文风尚，奠定了唐代文化氛围的基调。唐代社会风气开明，敢于吸收和接纳外来文化，“对异族、异端、异议、异曲、异服、异俗等等，少有拆防拒斥而多所延纳兼容”
。道教学者们也以极大的热情继承与开创着种种文化，有些学者还走向了政治舞台。在几代统治者的推崇之下，道教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开元之初，贤臣当国，四门俱穆，百度唯贞，而释、老之流，颇以无为请见。上乃务清净，事薰修，留连轩后之文，舞咏伯阳之说”
。唐初统治者多重文治，唐太宗有“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
之论，这也成为了后来继任者们的普遍共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政策，与历代相比，更具有海纳百川的宏大气象。政府积极鼓励儒、释、道三教文化以及其他文化多元化发展，各个学科之间的壁垒逐渐突破，不同文化之间的界限亦随之消融，呈现出融合与互相借鉴的态势。统治者非常重视教育，积极鼓励与推动文化的发展。道教学者们多思想开放、个性张扬，除却著书立说之外，更是主动融入社会的改造。
唐代儒、释、道三家虽然存在着各种矛盾与争端，但三教互融互摄的总体趋势却始终存在。尤其是佛、道二教争论一直存在，在思想的演进过程中相互补充、相互借鉴。二教多从时代的需要和自身的发展出发，吸收对方的理论来充实自身的思想体系。就儒家而言，隋唐时期逐渐从式微走向振兴。唐代经过对天人之辩的重新阐发和援引佛道入儒的转变，儒家思想体系日趋成熟，地位逐渐攀升。经过不断探索，儒家逐渐跳脱出“夷夏之辨”的缰锁，以儒为本，统合儒释，以包容的心态吸取外来文化的精髓，终开宋明理学之先河。就佛教而言，经过与中国本土儒道文化的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在唐代逐渐走向鼎盛时期。佛教吸纳儒道思想，开宗立派，逐步完成其中国化的进程。不少著名的佛教学者还提出了三教融合、三教一致的观念。就道教而言，一方面保持着自身的核心观念，另一方面不断从儒道汲取营养以完善自身，从而使得它从注重神仙方术的本土宗教发展为教理教规成熟的士大夫式的宗教。从开创初期，道教便借鉴如儒家伦理思想，在唐代更是充实了儒家关于名教的内容。道教义理不甚精微，戒律也尚欠完善，在佛教的影响之下，开始不断充实自身的义理与戒律。
特别是巴蜀地区，在隋唐时期也迎来了三教融合的盛况。作为道教的发源地和道教文化的繁盛之区，巴蜀本就有“重道贵老”的文化传统。两汉时期，又以经学闻名于世。至唐初，随着佛教在巴蜀的传播，三论宗、净土宗、密宗、禅宗等诸多佛教宗派在巴蜀地域均有很大影响。由此而形成的三教互融互摄的背景，为巴蜀重玄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据考证，黎元兴为高宗武后时期的蜀地高道。唐高宗晚年患病，武后逐渐掌管政权，武后无意于道教理论，而沉迷于道教长生久视之术，在其从政期间，重玄学的中心逐渐由长安转到蜀地。促成这一学术转变的，正是李荣等一批游学于长安的蜀地重玄学者。根据记载，《海空经》为黎元兴与方惠长所共同创造，“自唐以来，即有益州道士黎兴、澧州道士方长，共造《海空经》十卷”
。方惠长所在之地澧州（今湖南省澧县）距离重玄学者孟安排修学之地荆州很近，两者皆受到了自长安而来的学术影响。就地域而言，重玄学在高宗武周时期，有一个基本的脉络，即从长安而过益州最后至荆州，黎元兴亦受此影响。
随着道教学者的推动，重玄学成为道教主流思想体系。众所周知，东晋隐士孙登首托“重玄”以释《老子》，以开重玄之先河。经过不断发展，在隋唐时期，重玄哲学思辨性发展到了极致。唐代也涌现出了一批重玄学者，他们吸收佛教“中观”思想，以双遣双非为理论特征，以重玄为宗，对道教的认识论、道性论、修炼论展开全新的阐发，使得重玄学逐渐成为道教主流思想。重玄学派之代表亦不可甚数，且多为当世名道，唐末五代学者杜光庭便指出：“隋朝道士刘进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黄玄赜，李荣、车玄弼、张惠超、黎元兴，皆明重玄之道。”
黎元兴的重玄思想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自然也带有这个时代鲜明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