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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为什么要加上“实践”这个限定词？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为什么要从学生的真实生活和发展需要出发，面向学生完整的生活世界，引导学生从日常学习生活、社会生活或与大自然的接触中提出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主题？实践与学生完整的生活世界有什么关系？可以说，对“实践”一词的正确理解是破解综合实践活动奥秘的钥匙。
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用“实践”这个概念来分析和反思人类行为，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实践理论，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哲学范畴。整个西方哲学史乃至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实践思想都根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而且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也以观念的形式支配着西方社会人们的实践方式。亚里士多德曾把人类的所有行为和活动称为实践，从而实践就成为人类各种行为、活动的总称。但是，亚里士多德又把人类活动分为实践与制作两种形式，并认为实践不是制作，制作也不是实践，从而导致了实践哲学二元论。
第一，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是一种德行的现实活动，重在于行，而制作则依据自然原理，重在于知。在这里，实践指道德而言。亚里士多德强调实践是善的活动，而人的善就是合乎德行的灵魂的实现活动。制作则是一种在技术指导下的生产，它具有按知识和原理操作的性质。
第二，实践与制作依据的是两种不同的理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的理性是明智，而制作的理性是理智。所谓明智就是关于使人公正、高尚和善良的事情，是一个善良人的实践。明智不是科学，而是一种区别于技艺的德行，明智支配下的活动是一种非技艺性的道德活动。所谓理智指的是科学和技艺的理性。其对象具有科学对象所具有的普遍永恒的特点。同时，理智具有穷究事物原理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的意识是明智而非理智。
第三，实践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或者说目的内在于自身的活动，制作则是以外在的事物为目的。实践是自为的活动，制作是为他的活动。
第四，实践是无条件的、自由的活动，制作是有条件的、非自由的活动。在活动的性质上，实践作为一种道德的实现活动，有一种“依自不依他”的性质，是“自足”的。而在活动的主体上，实践活动的主体是摆脱生产活动、技术活动的拥有自由的贵族阶级。实践就是这种在活动的性质和活动的主体上都具有“自足”即自由性质的活动。
第五，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的目的是终极的、完满的，它本质上是一种终极的道德关怀。所谓完满，首先意味着“只有最高的善才是某种最后的东西”，即实践的目的应当是一种最终的至善，它本质上是一种终极性的道德关怀。而实践又涉及与他人的关系，所谓完满，自然也包括与他人的关系。实践作为道德活动是要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的，这就必然包括终极关怀的内涵。制作则是片面的、手段性的东西。此外，制作的目的是外在的。因为制作的目的是制作出某个超越自身的客体，制作活动的整个意义都是由制作的产品（即外在的他物）来规定的。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影响深远，西方哲学史上关于实践思想种种对立的观点，大多源自亚里士多德实践和制作对立的思想。如认识论的实践观与本体论的实践观的对立、经验（功利）主义实践观与超验主义实践观的对立，甚至用词上“Practice”与“Praxis”的对立等。
亚里士多德作为实践哲学的创始人，开启了道德实践论传统，认为“实践是以善为目标的活动，是善的实现活动”，其“本质上是一种终极的道德关怀”。其后，康德直接把他的伦理学著作叫作《实践理性批判》，就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
16世纪，培根把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所拒斥的制作与近代实验自然科学相结合，开创了技术实践论的实践哲学传统并从两个方向改变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其一，由注重道德哲学转向注重自然哲学；其二，由超功利性转向功利性。
培根在《新工具》中批判亚里士多德把思辨真理看作比一切功利性伟绩都更为崇高和更有价值的思想，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虽富于思辨却近于无用，指出所谓知识就在于在实际中能够具有一定的效用，凡在动作方面是最有用的，在知识方面就是最真的。他甚至认为真理和功用在这里乃是一事，主张“功用是实践的根本属性，科学和技术的价值大于伦理学和道德学的价值”。 [1]
在古希腊，科学是理论的总称，并不具有近代人观念中的狭隘意义。而培根则把科学单纯理解为经验科学，于是改变了科学和理论的含义，理论变成了实用的工具，把实践直接等同于科学的技术化，创建了异于亚里士多德的另一种实践哲学传统，即技术实践论。培根的技术实践论对于纠正亚里士多德把实践与制作（技术性的生产活动）对立起来，把人对自然的行为排除于实践之外的偏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技术实践论也导致了技术特征的普遍化和意识形态化，进而引发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普遍危机，而且技术实践论的功利主义倾向也导致了实践概念的泛化。
犹如苏格拉底把哲学的目光由天上转向尘世人生，马克思的人类学实践本体论（即历史唯物论），把自中世纪以来哲学只关注神学的、理性的思辨的目光重新安放在社会人生，以人的存在为前提和核心，指向人的自由自觉的感性生命实践活动，从而赋予了“实践”以哲学本体论的意义。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就开宗明义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马克思关于人的生命活动的实践本体论哲学终结、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和培根的实践哲学传统，作为核心范畴的“实践”成为整个马克思哲学的基石。由此，马克思以实践本体论实现了哲学的根本变革。
实践先于感知，实践活动是认识论的起点。实践是思维的客观性根源，理论是实际生活的观念化，意识的东西总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李泽厚在《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一文中指出：“人类一切认识的主体心理结构（从感觉、知觉到概念、思维等等）都建立在这个极为漫长的人类使用、创造、更新、调节工具的劳动活动之上。多种多样的自然合规律性的结构、形式，首先是保存、积累在这种实践活动之中，然后才转化为语言、符号和文化的信息体系，最终内化、凝聚和积淀为人的心理结构，这才产生了和动物根本不同的人类的认识世界的主体性。”
实践是思维的客观性根源，理论是实际生活的观念化，意识的东西总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第八条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马克思实践本体论哲学在批判黑格尔的“活动理论”和费尔巴哈的“对象性理论”的基础上，把人的实践活动定义为人的对象性活动。对象性活动就是人的感性活动。马克思把感性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把现实理解为人的活动产物，把实践理解为人的生存方式，在世界历史中看待人的感性活动，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主体的感性活动、实践活动、对象化活动和现实的活动，以“感性活动理论”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理论”，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即实践本体论哲学。
所谓本体，就是最后的实在，一切的根源，即不能问其存在意义的最后实在，它是对经验因果的超越。
马克思实践本体论哲学用实践活动定性了人的诞生与发展机制、规律和历史趋势。“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他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 [2]
人的存在、人的本质就在于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而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就是实践。人作为主体生命的存在，世界就是人的生命活动展开的世界。正是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推动了人类历史滚滚向前。“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 [3] 认识的能动性的根源在于社会实践，即认识的能动性根源于实践的能动性。因此，实践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人是认识的主体，又是实践的主体。“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总之，实践是存在和认识的根基。
“实践是具有历史具体的客观社会性的实践。‘认识如何可能’只能建筑在‘人类（社会实践）如何可能’的基础上来解答。……出发点只能是历史具体的能动的社会实践活动。正是从这里生长出人所特有的本质。”“‘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与‘人是能思维（或理性）的动物’这两个著名古典定义的秘密，在于二者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统一。人所独有的感性（时空观念）和理性能力（形式逻辑、数学、辩证范畴），其根源……是通由实践，在漫长历史时期中，客体自身的规律和形式（同构）去认识、反映和把握客体……它们统一于实践。……正是实践，使一切‘物自体’（‘自在之物’）成为‘为我之物’，使一切所谓‘不可知’成为可知。” [4]
生活世界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哲学本质上是关于生活世界的科学。英国哲学家波普尔认为，认识论面对两个领域，即生活领域和科学领域。但自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模式被意识形态化，形成了泛科学主义观念。而随着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生活领域进入哲学家们的视野而跃上思想的舞台，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理论、实用主义的“以生活为中心的哲学”和存在主义的“生存哲学”惊艳登台。奥地利哲学家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是科学世界的根基，发出了“返回生活世界”的呼唤。美国教育学家杜威和美国哲学家詹姆斯认为，科学认识来源于经验，主张“返回经验世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把前科学的统一整体——“在世”看作人的此在最内在、最根本的存在状态。
丁立群把这样一些认识论思想称为“生活认识论”，并认为生活认识论是一种基础认识论、综合认识论、实践认识论和规范性认识论。生活认识论构建了“是”与“应是”之间的桥梁，它具有由认识向价值、由事实世界向意义世界的连续转化和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便成为生活世界的本体论特征，其根本意旨在于“认识不在于获得一个与人类生活无关的、一劳永逸的绝对知识体系，而是一个在与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的关联中不断调整和改善的连续过程”。生活认识论的确立有助于人走出实践观念的理解误区。自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实践观念的理解。特别是在近两个世纪，这种影响变得更为直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曾尖锐地指出，在最近两个世纪里发展起来的“实践”概念是对实践的真正面目的一种可怕的歪曲，在这种观念中，实践被简单地理解为把科学运用于技术，它把实践的理性降低到技术控制的地位。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向认识论的引入是认识论的一场革命。主客体的统一既不仅仅是主体服从客体（真），也不仅仅是主体征服客体（善），真正的统一不是这种简单的还原关系，而是主客体矛盾的真正解决，即“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所造就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真正自由和谐的关系（美）。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统一直接关联着人类的终极解放。 [5]
通过上述关于实践哲学思想的粗略探寻，对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为什么要加‘实践’一词加以限定”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明了。它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仅是对该课程实施方式的规定和强调，其更深刻的含义是对该门课程的本质的规定，甚至是对教育本质的诠释。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建设呼唤人们树立实践本体论教育哲学观。这也昭示着实践本体论哲学观对于教育的根本意义。人的全部生活世界是实践的，实践就是人的全部的生活世界，就是人的存在，就是人类本身。实践对于教育同样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教育和教育学应当确立实践本体论哲学观。
[1] 丁立群.实践哲学：传统与超越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3] 周峰.主体的实践：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如是读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4]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 [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5] 丁立群.实践哲学：传统与超越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