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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çois Mauriac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法国小说家，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外省天主教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莫里亚克，就宗教教义和物质财富对人的扭曲，以及人当如何获得救赎做出了最出色的解析，在长篇小说《蛇结》《爱的沙漠》《黛莱丝·戴克茹》等作品中，他创作了令人难忘的家庭悲剧。
爱那些丑恶的人，像一个母亲爱她最不幸的孩子一样。
今天我们的酒馆迎来了一位客人，他是一个富家子弟，但他要和我们聊一聊，他儿时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他要讲一讲，他是如何被家庭亲情的纽带羁绊，被那些变态的爱所折磨的。
他带我们来到他15岁时所住的屋子。那屋子是松林旁边的一座古老的大宅，屋外，一条小河潺潺地流过，当我们听到水声清晰起来，我们知道是夜晚到了。
那个15岁的孩子，默不作声地躺在床上。松树林现出了一副危机四伏的面貌。这里有三千公顷的松树林，里面藏着猎手抓不完的野兔，这里有成群的牛羊和放牧牛羊的佃户，有伐木和割松脂的工人，还有机器人一样的管家，有各种唯命是从的佣人和他们的孩子。
他听见敲门声响起，听见有人在低声呼唤他。可他不想去开门。他假装睡着了。
也许你青少年时期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当父母叫你的时候，假装睡着。然后，他们的抱怨一丝一缕钻进你的耳朵：这孩子，谁知道他在真睡还是装睡；这孩子越来越倔了，不听大人话了。你在心里发笑，但又有些烦恼，有些犹豫，你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发笑，不知道如何对付这种牢骚，这种困扰你的父母的爱。你更不知道日后，你和父母会发生什么。
躺在大宅中的少年，他到80多岁，成为德高望重的文坛耆宿的时候，依然是个少年，依然是一个在爱的荒漠中孤独的呼告者。
他就是François Mauriac，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那片松树林是他最真实的记忆。他的大部分小说里，都有松树林的影子。他是一个法国外省的地主的后代，那片地区的首府是波尔多。松树林是他们家的产业，他可以在其中任意行走，在外边的荒地和草场上，农民放牧牛羊，看到少爷来了，就会用手在贝雷帽上戳一下，敬个礼。这里最大的松树把周围的游客都吸引过来了，树下的蕨草长得跟孩子一样高，他总是用拳头打倒草的顶部，可是那草总是弹回来，他又一头扑进茂密的草丛里，呼吸那种气味，觉得自己好像中了毒一样在流血。
你看到，这位弗朗索瓦少爷，他总在跟自己身边，以及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搏斗。
这搏斗非常困难。一个人无法摆脱那些他赖以长大的东西。他生在哪里，在哪里被抚养，他就带有那个地方的气息，他的血液里就留下了那个地方的基因；他跟什么人的关系最密切，哪怕他恨那个人，害怕他，也无法挤出那个人植入他头脑和心灵的东西。他感到那草木在包围他，淹没他；他一点都没有因为自己是这片土地和森林的继承人而骄傲。他的妈妈总在向孩子们灌输这样的观念：这片地方是我们家的，将来也会归你们所有；但弗朗索瓦的内心很矛盾，他喜欢大自然里的草木，却不喜欢占有它们的感觉。
松树林是他们家经过三代人的努力而置下的庞大产业。它有很大的经济价值。比如外省的那些矿山，开挖出来的坑道需要用松树树干来做撑木，把坑道撑起来；比如松脂可以用来照明；比如铁路铺枕木，也要出钱才能来砍伐。但是弗朗索瓦却觉得这一切应该结束了。他看到电线铺到乡下来，就希望电灯可以尽快普及；他希望矿坑能有别的方法来加固，不再依赖松树。
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希望把松树和人的占有分离开来；希望人能热爱松树本身，而不是热爱从它们身上换来的钱。他不想因为自己是产业的继承人而受到黎民百姓的尊敬。他说，我只想跟那些能够通过我而欣赏大自然的人在一起。否则的话，我只想一个人待着，只有这样我才能被大自然打动。我宁愿呆呆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看湿润的草场，聆听轻轻的溪水声连续不断。
可是他分不开，因为他无法选择出生在怎样一个家庭，无法选择自己的母亲。
让我们深入到弗朗索瓦跟他母亲的关系里面。我们知道法国一直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虽然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打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扫荡了宗教势力，可是直到一百年以后，像波尔多所在的这种外省乡村，仍然在天主教的统治之下。像弗朗索瓦的母亲这样的大乡绅，都跟乡间的天主教神父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天主教堂靠乡绅来供养，而乡绅对他们的子女也是执行最严格的天主教教育。
在莫里亚克的家里，他作为最小的孩子受着母亲的特殊照顾。他的确是被宠爱的，但每天的祷告、念经必不可少，到了某些特别的纪念日，年纪很小的孩子，都要去神父那边做忏悔。按照宗教的要求，他必须虔诚地信仰天主，并且做个拥有美德的好人。这个好人，这种美德，是拘谨的，甚至是战战兢兢的，它意味着等级、服从和无限的谦卑——在长辈面前，在神父面前，最终是在天主面前，都要低下头颅。
低下头颅的人，据说未来会得到永生。弗朗索瓦相信他有这种特权，可他为了沐浴在天主的恩宠之下，就必须全盘接受宗教伦理的灌输。渐渐地，他发现自己成了一个自卑的人。他习惯性地多愁善感；他长到十四五岁，还是不太敢正眼看女孩子。他听说过几年就要服兵役，到时要跟别人住一个寝室，他立刻焦虑不安起来。他长这么大，没怎么离开过家庭的保护；当他到波尔多读高中的时候，来往的也都是一些跟他一样的、郁郁寡欢的天主教徒少年。
宗教让人远离邪恶，越虔诚的人应该越接近完美的善。可是，弗朗索瓦的所见所闻却充满了让他困惑的东西。他的母亲不仅严令佃农按时交租金，而且把佃农的女儿都送到修道院去做修女；她要求地区的小学教员都得信教，否则就要丢饭碗；对自家和别家的年轻人，她密切监视，有谁犯了道德品行的错误，说了不该说的话，就要罚他们待在教堂的角落里，甚至把他当瘟疫病人那样关禁闭。
母亲千方百计地要保一方的平安。她平生都害怕听见“邪恶”两个字。
在那寂寥空旷的乡间，弗朗索瓦平时只能看见零星走过的乡下女孩，性格畏怯，面带惊恐，这些人就是他所了解的异性世界了。她们的人生，对标的是15世纪法国的民族英雄圣女贞德，可事实上，这些女孩却常常成为暴徒的牺牲品。那些禽兽躲藏在密林的旁边，在溪流的深处，趁着夜幕降临袭击她们，而被强暴的女孩往往是不敢吭声的。
母亲知道这些事情，可她能做的只是祈祷，让邪恶远离自己的家庭和土地。孩子的成长让她紧张。她总是用嘲弄的，或者训斥的口吻去回答孩子的一些不良的提问。有一次，弗朗索瓦说起，附近某个寡妇喜欢上了一位少年，母亲就惊恐地说：你这么点年纪，说这些不害臊吗？弗朗索瓦喜欢读小说和写作，可是母亲看到那些书，就摇摇头说“你这可怜的人”，说他写的全是一堆废纸。看着家里的男孩子一个个长大，一个个进入危险的年龄，母亲如临大敌：他们会从男孩变成怎样的男人？他们能抵抗得了自身的欲望，不犯罪吗？
于是，她千方百计地想用家里的地产捆绑住孩子，想用包办婚姻捆绑他们，更希望能用信仰让他们一辈子安分守己。
弗朗索瓦把他的这些记忆都写到了他的小说里。他在192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小说，他的故事里的典型人物，就是一个经常在夜幕降临时静悄悄地上楼，下楼，手里端着蜡烛，偷听儿女们对话的母亲。这个女人未必完全取自弗朗索瓦自己的妈妈，却融入了他对外省童年生活的最阴暗的记忆。这样的母亲，用弗朗索瓦的话说，就是“她爱孩子，却对孩子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产业，以及那些她从来不讲出口的顾虑”。她一直在暗暗地为孩子们计算所犯罪孽的轻与重，同时，她也一直在盘算，自己家的这份产业如何保存完整和安全地延续给后代。
但她的目的却是自相矛盾的。在乡间，弗朗索瓦看到那些七老八十的男男女女，觉得他们性格古怪，面目狰狞，他们都是土地的囚徒。他们一心保住家产，让后代顺利接班，另一方面，随着年华老去，他们又会愈来愈担心子女是不是在暗暗地盼着自己早死，好分他们的财产。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就是这样炼成的，他们身上燃烧着占有欲和控制欲，并被其吞噬。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写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人物。在他1932年发表的小说《蛇结》里，他让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地主吐露出内心的所有恐慌和记忆，他说，在我们这里，每一个躺在病床上的有产者，周围都会徘徊着一群窃窃私语的家人近亲，包括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还有他自己的配偶。亲情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围绕着遗嘱、遗产的钩心斗角。
那么，他有可能离开这个家吗？这片土地最丰饶的城市，波尔多，在我们的印象里是个美酒的产地，一个被田园风光包围的地方。可是在弗朗索瓦的笔下，1900年初的波尔多，又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呢？
他写过一番见闻。那时，波尔多在春秋两季会举办一个大型的游园活动。弗朗索瓦都会去，那里的空气里，飘着水果糖和炸土豆的气味。但他记得，那里有一个木头房子，上面写着一个女人的小名，明显是一个不干不净的名字。木头房子上面有五个洞，突然之间，就会有个女人把胳膊或大腿从洞里伸出来，很吓人也很下流。
他还看到一些画，画上的先生太太们正在畅饮香槟酒，在他们之间来往的侍者身穿制服，却长着一副骷髅一样的脸孔。这意思就是，贪图世俗享乐的人是要下地狱的。
有一次在游园会上，他走进了一个博物馆，那里立着一些人体解剖的蜡像，还有蜡像展示女人分娩的——这些展品并不是知识性的，而是带有警告性的，它用成人世界的隐秘来吸引青春期少年，但又恐吓他们，就犹如色与戒的关系。弗朗索瓦看到一个让他终生难忘的模型，它旁边的说明牌子上写：男人染上花柳病，它就溃烂发黑。
这个游园会，就是120年前一个保守的天主教社会的文化缩影。天主教说有德行的人、虔诚的人死后才能上天堂，但用这一点来引人向善是不够的，因为人很难做到为了久远未来的利益而放弃眼前的享受，何况在人的一生中，他也难免要怀疑这个天堂的许诺是否能够成真。因此，就要用上吓唬、恐吓的手段。十五六岁的男孩弗朗索瓦被吓到了，但他更厌恶这种压迫性的信息传达，这种粗暴生硬的道德教育。
他逐渐明白，财产、宗教以及社会上通行的道德风俗，都和他的母亲站在同一条阵线上，目的是控制住他；母亲希望他视男女关系为罪恶，从而守身如玉，然后给他安排一个门当户对的配偶，从此死心塌地地住在家乡。读过巴尔扎克的小说后，他发现，距离巴尔扎克去世已经半个世纪，可法国却没有任何变化，母亲身上反映的，仍然是守财奴葛朗台的价值观。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松树林里处处都有生物在幽会，可在人类活动的空间里，却是念经，是忏悔，是各种冷言冷语，和对即将到来的第二天的忧心忡忡。16岁，17岁，18岁，19岁，弗朗索瓦说：一年又一年，我没有力量去死，我没有力量去生活。
到了21岁那年的一天，他对母亲交了底，他说：我和你的价值观并不一致。首先，我没有发誓要守身如玉；其次，我也不想因为多拥有一些土地而纳税。这几句话出口，他的妈妈脸色大变，她觉得她遭到背叛了，之前苦苦栽培儿子的心血即将付之东流。她慌张地问：“有人在煽动你，是谁？”弗朗索瓦回答：“我21岁了，我不需要被人问这样的问题。”妈妈回到自己的卧室，推上门闩。
要是在过去，弗朗索瓦会自己去敲门，在门边哀求说：“妈妈，给我开门吧。”可是这次没有，他也不会再这么做了。
他是这样一个人，日后，他刻画一个个扭曲的外省人物，一桩桩真实的家庭悲剧，可他永远对哺育自己长大的那个世界，包括桎梏人心灵的天主教，抱有同情。他决心离开母亲，他也知道，他的离开就是对母亲的审判，为此他心怀歉疚。他明白，这里有一种爱，本该温暖人心，却转化成了干预和控制他人的力量；这里有一种道德，本该给予人以安宁，却扭曲成了让人自我压抑的力量。
外省乡村的格局只能如此，人无法超脱其外；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自己和亲人，要想互爱，就会互害。
现在该结束了。1907年，刚满22岁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来到了巴黎读大学。他说，我这个口袋里没有介绍信的小小的外省人，开始征服首都了。母亲并没有强行挽留他，但对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她说：到巴黎后，你必须只跟天主教徒住在一起。
年轻人摇摇头。说他会勤奋学习，也不会放弃任何机会，我会遇见某些人的。妈妈问他：那么，你会为了善还是为了恶？
他该怎么回答呢？面对这个虔诚而焦虑的母亲，他是该无情地出言伤害，还是应该嘴上敷衍一番，抚慰她呢？
弗朗索瓦没有告诉我们。他只知道，自己在一条漫长的隧道里走得太久了。他去大学报到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来到教堂参加礼拜仪式，而是到拉斯帕伊大街去找到一份工作：卖报纸。他卖的是《民主报》，叫卖的地点，是在大教堂的门口。当人们做完弥撒之后散场出来，就能听到他的叫卖声。
大城市，都是所谓的“花花世界”。年轻人解放了，不再有人监视他，他可以随意地花钱而不必心生罪恶感。他可以坐到那些咖啡馆里，观察来来往往的人。有多少法国的小说家都是在这里起步的，可是面对同样的街头景观，不同的人却能看出完全不同的东西。弗朗索瓦觉得，那些能够吸引他注意的女人，一个一个，依然都像是圣女贞德的模样。
家乡是无法摆脱的，家乡不仅是他的写作素材，而且是他道德的底色。当一些穷酸的妓女沿街走来，勾引他的时候，他说，我看到了邪恶。以前，我只是在精神上知道邪恶，听到人们惊恐地谈论邪恶，却看不见它，而现在我放眼看去，到处都有邪恶。在外省，邪恶是一些躲在暗处的畜生，会袭击那些没有抵抗力的孤身少女。在巴黎，这样的畜生不仅有，而且太多，以至于互相都能看到对方，于是每个畜生只能让凶相露在外边，同时设法掩住贪婪的嘴巴。
当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敲响，弗朗索瓦的耳边却响起了外省乡间的鸡鸣。处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我，究竟属于哪里？女孩子一个个向我走来了，但是，女孩在跟我说过话之后，夸我说：“你真是个天使。”我不要听这句话，那是在赞美我的怯懦、拘谨，赞美我在那条幽暗的人生隧道里漫长的煎熬。那隧道据说通往神圣的终点，我虽然已经逃了出来，可依然保持着天使的容貌，连翅膀都没有弄皱。
情欲的增长和理智的发展，两种力量联合起来把他推到了家乡和天主的对立面。可是，弗朗索瓦说，如果越过了这道关口，还能相信天主是万能的、仁慈的，天主就是爱，这样的信仰才是虔诚的。
1952年冬天，当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些话：
“人有善恶之分，我对善了解极少，对恶却深有体会，因为我熟悉世上的人。心地善良的人，襟怀坦白的人，是没有故事可写的。但那些草率的读者和批评家，却不曾注意过儿童在我的故事里的地位。我念念不忘罪恶，也就是念念不忘纯洁和童年。有个儿童在我所有的作品中间梦想。它们含有儿童的爱，含有最初的亲吻和最初的孤独。在我的作品中有毒蛇，也有鸽子在不止一章中筑窝。童年是我的作品中失去的乐园，它介绍了罪恶的秘密。”
他还说：“我爱那些阴险的人物，爱他们，正是因为他们丑恶，丑恶是一种不幸，我像一个母亲爱她最不幸的孩子一样，爱那些人。”
我的酒馆要关门了，我们下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