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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иктор Петрович Астафьев
维克托·彼得洛维奇·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苏联小说家，在东西伯利亚的村庄里、河流边、森林深处，在讨生活的平民中度过了许多岁月。《鱼王》是他漫长的写作生涯里的最高成就，西伯利亚的大自然是他永远的主人公。
人一旦像挣脱了锚链的船一样随波逐流而去了，
又何必再为陆地上的事牵肠挂肚呢？
你好，这里是作家酒馆。
今天我们要迎接的这位顾客，来自遥远的北方。他带着一身寒带森林的气息，他的毡靴踏遍了稀疏冷寂的苔原，他要讲一件往事，那里面有他的灵感来源和他生活所凭靠的支柱。
大约在70年前，苏联要在北方兴建一条大铁路，因此，调遣了一大批技术专家和工人过去，并且运过去各种物资。其中有两口用铁铸的大缸，是给工人们烧热水洗澡用的。它们被放在木筏上，沿着叶尼塞河溯流而下。但是，它们在途经一个村子时，被村民截留了，村民不知道这是洗澡用的，他们要用来熬汤。
这个村子名叫鲍加尼达（Baganida），是个极简的居民点，全部住宅就是十几座风吹日晒的破房子，每座房子只有一扇窗。还有几个谷仓，一个工棚和一个紧靠河岸的浴室。墙壁是烟熏火燎的黑色，门上千疮百孔。村里最重要的地方，是一个堆物房，门上写着几个粉笔字：“鲜鱼收购站”。
这里住着很多捕鱼人，他们浪游到此，就定居下来，靠捕鱼卖鱼为生。村里女人很少，但孩子很多，一大群孩子都是一个妈妈生的，却没有爸爸，因为捕鱼人有各种突发状况：有人出了船难，葬身水底；有人在丛林里迷路，或遭遇了猛兽，再也没有回来；还有的人因为不愿意负家庭责任就突然消失。留在这里的女人，一开始还是生气勃勃，但很快变成了一个繁殖机器，糊里糊涂地接受了一个又一个男人，并且生下孩子，到后来，每多一个孩子，对她来说，就像多了一块砌墙的砖块一样。
孩子们要活下来。于是，在捕鱼的季节里，他们来到岸边帮渔民卸下鲜鱼，帮大人分拣和处理，把鱼肉切成小块，他们帮着拿葱、盐、花椒、月桂片，拿各种调料，帮着清洗锅子和拿厨具，当汤刚刚开锅时，还帮着尝味道咸淡。火苗从劈柴中熊熊跃起，鱼汤的颜色由清变浊，蕴蓄着炽热的力量，最后在鱼汤表面形成了一层熔金般的鱼油。在分鱼的时候，孩子们由小到大，挨个得到自己的一碗，听着大人们的吆喝，幸福地享用。
这段故事，出自《鲍加尼达村的鱼汤》，讲故事的人，就是我眼前这位苏联作家，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他有一副被严霜打过的容颜，告诉我们，这个村子已经彻底消失了。
消失，是因为人，不分男女，都会老去，干不动活了；是因为疟疾、瘟疫夺人性命；是因为孩子们会长大，会被大人带去别处；更是因为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任何一个居民点随时可能被取消，人会被转移。
作家告诉我们，村子带走了一些再也无法重现的感觉。捕鱼人一般都没文化，性情粗野而狠心，但那个时候，当他坐在两口大锅周围，看到锅里鱼肉翻腾、飘着油花，孩子在旁边那种盼望的样子，看到一些孩子干劲十足，帮着大人给捕来的鱼分门别类，装进木箱或铁丝箩筐的时候，他会忽然觉得挺开心的，他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自己居然仍然有能力做好事。
阿斯塔菲耶夫跟这些捕鱼人混得很熟。这些人都是非法捕捞，因为河流是国有的，他们并没有捕捞许可证，他们总是在夜里偷偷摸摸地驾船出航，船最好得装两个引擎，一旦碰上河流督察员，他们就可以加大马力，逃之夭夭。这些人把河流看作自己的食品柜，缺少吃食了，就打开柜门去取。
他们从小就熟悉河流，觉得自己同河流亲如兄弟，是一家子。他们很少考虑到，大自然和其中各种生灵自身，也有生存的需要。他们用的一种捕鱼方法，十分残酷，仅次于用鱼叉和炸药，那就是，在好几个河段同时下一排排钩，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去收排钩。很多鱼撞上排钩之后，没有被人及时取走，就死去了，尸体腐烂了，滋生虫蛆也污染了河水，有时，饥饿的人和狗把有毒的鱼内脏捡走吃掉，送了性命。
但是这些人，他们的残忍无知似乎又情有可原。他们的目光中永远笼罩着一层忧郁色彩，那是一种北方人的宁静的忧郁，像冬天的雾气一样无法驱散。当冬日降临，这些人日常是安静、阴沉的，嘴里除了诅咒北方冬季的气候，就只是互相许诺说，我已经订好了计划，天一暖和我就离开这个天杀的鬼地方。可是，春天到来，他们却又忘了这茬儿，像鱼一样摇摇尾巴活泛起来，继续过他们依河而生的日子。
阿斯塔菲耶夫从不偷猎，他只是钓鱼；可是，他的眼睛里，也有那种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的北方的忧郁。于是，那些人会请他一起，围坐在夜间的篝火边，喝酒抽烟。异常艰苦的生活体验，让这些人动不动就开始吹牛，说自己曾一次抓了多少条鱼，曾经如何逃脱追捕，曾经多少次在跟黑熊的生死对决中捡回一条性命。
他们略带嘲笑地问阿斯塔菲耶夫：你这个文人，你有我们的这种经历吗？
阿斯塔菲耶夫缓缓地说：我吗，我到过很多教堂，去过清真寺；我曾经在尸体陈列房里擦死尸，我在妇产医院里看过女人生产；我访问过警察局和监狱，我去过那些安顿移民的地方；我曾经穿越沙漠，在高加索山区我看过那里的花圃。我打过交道的人，有城里的摩登青年也有虔诚的教派分子，有小偷也有人民演员，有妓女也有劳动模范。
他说完这些，那些村民都惊讶地张大嘴巴，说不出一句话了。
阿斯塔菲耶夫，要夸耀个人的传奇经历，他能说上一整夜。他能夸耀他是如何早早成名的：1951年他在27岁就写出了20多个短篇小说，不到30岁他就出版了两部小说集。他加入了作家协会。1961年，他37岁，就有机会留在莫斯科工作，可能进入作协的秘书处，或者在核心文学刊物里当一个部门主任。在苏联，作家想要顺利扬名立万，扎根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几乎是必由之路。
可是他没有留下，他说，因为不想总写吹捧作协官员的书，我也不想当了官之后天天喝酒。他说，每天会有来自各个地方的作家给我敬酒，一喝喝个半升一升，我会天天烂醉，因为我这个人特别可靠，一定会帮他们名扬全国。最后，我也会埋葬在莫斯科郊外的墓地里边，那里有一块地方，是专门埋我们这些来自外省的莫斯科人的。
他毅然离去，这也没什么可得意的。他最想夸耀的，就是他不会轻易地撇下叶尼塞河，撇下他在西伯利亚的那些粗野的乡亲和捕鱼人。这是他内心中必须时刻确认问心无愧的一点。那么，是什么样的美好的乡土记忆，让他如此眷恋家乡？
他曾有三个姐姐，全都夭折；他1岁的时候，家产都被抄了，父亲被判了一个叫作“蓄意破坏国家财产”的罪，送进了劳改营。到了1931年，他7岁，他的母亲去劳改营看丈夫，在路上搭乘了囚犯坐的船，结果船翻了，她的头发被卡在了木栏杆里，没办法爬出来，就这么淹死了。阿斯塔菲耶夫被外公外婆接走，度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然后他的父亲被释放回来，并且再婚，他带着儿子去了一家鱼类加工厂工作。可惜父亲很快就病了。继母把阿斯塔菲耶夫扔到了街上，他流浪过，然后进了孤儿院，然后又流浪。
这就是他童年的梗概。可阿斯塔菲耶夫日后却说，我记得我孤儿生涯中每一件真正快乐的事儿。我不能忘记它们，上帝最难以容忍的罪行就是忘恩负义，而我，从幼年起，一种感恩的心情就卡在了我的身上。
他故乡的村子名叫奥夫斯扬卡，叶尼塞河从村边流过。他在那里成为孤儿，也是在那里学会感恩。也许鲍加尼达村围绕在一大锅鱼汤周围的孩子们之中，有一个就曾经是阿斯塔菲耶夫本人。
在小说中，两个在鲍加尼达村长大后离开的孩子，后来坐船回到村子的旧址，他们看到河水已经像舌头一样，把河岸一带完全舔平，灌木丛、茅草和针苔将河岸与冻土带完全连在了一起，村舍彻底坍塌，没有传递出任何有人生活过的气息。这时他们发现，自己只能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时刻了，而不好的事情一件都想不起来，就仿佛他们要用某种咒语召唤出那些不知所终的故人，一起来复活他们曾经落脚过的地方。
这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此心安处”。这里当初就是风雨飘摇，人们身不由己，朝不保夕。如今白色的炉台依然倔强地挺立在蒿草丛中，那两口大铁锅的碎片，已经长满了锈迹，倒卧在覆盖了浓霜的草丛里面。故事中的另一个人物，在船上多次眺望过鲍加尼达后，决心不再怀念。他自言自语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生活就是这样。时间把人们从静止中唤醒，于是人们便随着生活的浪花漂流。人被抛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而人一旦像挣脱了锚链的船一样随波逐流去了，又何必再为陆地上的事牵肠挂肚呢？”
阿斯塔菲耶夫书写鲍加尼达村的故事，并为它送上挽歌，但那个时候，他自己的故乡奥夫斯扬卡，依然是存在的。也许，是他对家乡的感恩之心保住了它；也或许是鲍加尼达代替了它去消失。他只有留在西伯利亚的故土，只有在推窗能看见一望无际的北方针叶林，能听到冻土苔原里野草在悄然生长的时候，才能写出像《鲍加尼达村的鱼汤》这样的故事。
这篇故事收入他的一部小说集《鱼王》里面。书中的所有故事，都献给了叶尼塞河和它养育过的人们，献给了那些无法自救的村庄，它们遗留的痕迹，就像河流的伤口。
但是，《鱼王》这本书也是献给那些鱼的。阿斯塔菲耶夫不单把自己看作鲍加尼达村喝鱼汤的孩子，他还是叶尼塞河里的一条鱼。
你可曾知道，鱼吃一只虫子的时候，它嘴里是什么样的口感？我知道，因为阿斯塔菲耶夫告诉我了。他说，在秋天的时候，那些鱼——
用光滑的尖嘴巴伸进沙里，挑选吃食：小虾啦，蜉蝣的幼虫啦，硬壳的龙虱啦，沉入水底的蚊子啦，蚜虫啊，粉蝶啊，一切虫子都有，有爬的，跳的，走的，飞的，大都是被风刮进或冻僵后掉进水里的。现在鱼儿拼命大嚼，而到了冬季，它们就将进入半眠状态。尽管有些跳虫、瓢虫、蠕虫不愿葬身鱼腹，尽往沙堆里、淤积的泥层里钻，但这些鱼却把河底搅得昏天黑地，有的用背鳍、有的用尾鳍、有的用鱼唇的下部像铲子似的兜底翻铲……这些虫子只得乖乖地让卷紧的鱼舌带进感觉灵敏而贪得无厌的鱼嘴巴里。
鱼吃虫子，就像人吃鱼一样，鱼的肚子就像人的锅那样把食物煮熟。滚烫的水里翻腾着鱼，而人也是被生活翻来滚去，反复煎熬的。虫子被鱼吃掉，被消化，鱼的肉身又被人吃掉，成了人身体的基本物质，让人能在生命的河流里畅游。在吃鱼的时候，在捕鱼的时候，村民是不是也想到，这生命的河流也会结冰，也会拒绝养育自己，进而碾碎自己呢？
当自己生活的河流已经悄然变成了锅中之水，鱼，往往并不觉察。
在阿斯塔菲耶夫写《鱼王》的时候，他已经经历过多次破产的危机。1960年代后半期，苏联的经济持续下滑，这位大作家要负担全家五口人的生活，他多次搬家，而他太太对他放弃定居莫斯科的机会始终耿耿于怀。同时，经过了战后20多年的工业化、机械化建设，叶尼塞河水系遭到了巨大污染，加上过量捕捞和偷猎，在1970年，可捕捞的鱼量比当年锐减了四成。自然环境的恶化，与阿斯塔菲耶夫的生活境况发生着共振。
他在一篇小说中写：
鱼会哭吗？谁知道呢？它们生活在水里，它们就是要哭也无法让我们看到眼泪，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们不会抽泣。它们要是能抽泣的话，叶尼塞河上上下下，甚至所有的大河大海，都会发出回响。
如果鱼的哭泣能唤起大河的响应，那么，一个被国家规划赶来赶去的乡村居民，他的哭泣能震撼莫斯科吗？也许他们的眼泪还没流出，就被冻在蒙了雾气的眼眶里了吧。
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阿斯塔菲耶夫能做的就是坚持写作和发表。他从1973年起就把《鱼王》中的各篇小说在杂志上发表，最终在1976年出版了《鱼王》这本书。可当时他却住院了。因为他发现，杂志编辑擅自篡改了他的小说。他失望透顶，这是他从心窝里掏给家乡的文字，竟被如此糟蹋。他再也不想看那本书了，当书再版时，他也无心提出要求去修补。直到1990年，他才找回了当年遭到涂改的原稿，纸张早就泛黄了。
我经常回到儿时的一个场景里，那时我在世界地图上辨认一个又一个的地名。我发现，俄罗斯有几条很长的河流，像叶尼塞河，鄂毕河，还有勒拿河，它们特别长，我总觉得，把它们抻直了以后，可能比长江还要长。
我告诉阿斯塔菲耶夫，我曾想象这些河流两岸的样子，大概水土丰美，草长莺飞。因为我很难从行政区划地图上想到气候，就算想到了，我也难以相信，河边上会飞舞着那么庞大的蚊群和苍蝇群，它们是鱼的美食，却是捕鱼人的噩梦。河流养育了人、鱼和虫子，河流既是拯救者，又是毁灭者，它养活了捕鱼人，又随时准备惩罚他们。它是生命之河，也是死神之水。
阿斯塔菲耶夫没有笑容。他刻在脸上的伤感，沉重得如同一根冰封住的鸟羽。
他用手在地图上，指出了叶尼塞河流域，指向了一个点，那就是奥夫斯扬卡，他把自己最后十多年的时光都留在了那里。他的生日是5月1日，每年生日时，都赶上气候最好的季节，他就喜欢来到针叶林里一些无人知晓的地方，或者坐在家中的火炉边。到了晚上，他来到叶尼塞河边，坐到一根圆木上，觉得自己又强壮了。
邮件依然可以找到他。他的房间里堆满了书刊和稿件，那都是各地的作者给他寄来的，请他写序写评论。他的名气太大，深受爱戴；他也尽量帮助那些人。可是这无法给他带来多少满足感。他告诉我，因为有文化、有才华的人在这里越来越不被人需要了，所以他们才指望我来推荐他们的作品。我认识这样的人，他们很不容易。我当年觉得，通过写作，我可以和所有人同在，可他们却真有与世隔绝之感，只能与自己为伴。
不过，好在还有河流。在离开我的酒馆后，他又要回去河流那边。河流从来不是人类的对立面，而是一个永远的陪伴者，无论它是好是坏，你必须接受他所有的优点，也忍受所有的缺陷。
奥夫斯扬卡属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在那里的剧院广场上有一组喷泉雕像，名叫“西伯利亚河流”，这是一组人物群雕，与鲍加尼达村的居民结构相反，这些雕像大部分是女性，她们分别站在一道台阶的两侧，象征着众多的河流；在台阶中间却是一个男性，他须发茂密，右手平举，手掌上托着一艘捕鱼船。
今天的作家酒馆要关门了，我就说到这里，下集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