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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Conrad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波兰出生的英国小说家，前半生主要在船上度过，从1900到1904年，他发表了《黑暗之心》和《诺斯托洛莫》这两部名垂文学史的小说。康拉德以无比稠密、精美的文笔描绘景物，勾勒出最真实、最细致的内心体验，他是以印象派绘画之笔写小说的第一人，也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初期最犀利的预见者。
如果海是一片土地，它怎么经受人无数次的犁耕。
你好，这里是作家酒馆。
今天，让我们来到1874年的法国马赛。在夜晚的马赛港口，一位17岁的波兰少年，两手握住了一个舵轮。海港静悄悄，水波荡漾，让船和明亮的月光一起摇摆。这是一艘机帆船，船帆降了下来，船长坐在帆上，一只手正在黑暗中摸索他的烟斗。船长是这位少年的朋友，他说：你试试看开船吧，约瑟夫，就让船跟着月亮走吧。
让船跟着月亮走——这句话好像让约瑟夫·康拉德明白了一些什么。
我今天请到的，就是约瑟夫·康拉德。
他是一个失去了祖国的人。他有一位深爱他的父亲，但是，当时波兰被俄国所占领，父亲是一位波兰志士，因为反抗俄国人而被流放到了寒冷的北方；他也有一位抚养他的舅父，但舅父却告诫他说，你要离开波兰，在这里你无法出头，你去法国、去英国，在那些国家你可以谋生。现在，在月光下，17岁的约瑟夫忽然有了方向。他觉得可以依靠船，让船带他去往遥远的地方。
十年以后，他圆了梦：他在英国通过了船员资格考试，到商船上当了大副。不过他没有忘记波兰，因为他心里记着父辈的爱，记得同父亲一起读过的小说《基督山伯爵》。
那时的船，一趟任务，一出海就是两个月起算，最长的旅程，甚至要在海上漂一年。在启碇之时，大部分船员都是情绪烦躁的，他们都要长期看不见陆地了，只有熬过最初的几天，才能慢慢平静下来。约瑟夫看到，很多船长，当船刚刚驶出狭窄的英吉利海峡时，人就不见了，连续三天，四天，五天，他们都潜伏在自己的房舱里，从不出面，直到将近一周后才神情安详地出现在船员面前。这样做，是为了表达对全体船员的完全信任。
开始海上生涯之后，他就离波兰越来越远——他离一切地方都遥远，因为，他和一切地方的联络都只是通过港口，在一个港口靠岸，上了陆地，吃点东西，稍微放松放松，听听码头上、酒馆里的人闲聊那些海外的奇闻逸事，然后，他就回船上去了。有很多次，在回航的途中，他跟船长站在一起，他穿着高筒橡皮靴，身上披着总是湿淋淋的油布，他和船长一起注视着前方灰色的海面，想着，如果那是一片土地的话，它早就被无数次地犁耕过了，而船长也好像听懂了他的心声，发出一声叹息。
没有一个人能够深入大海内部。人，只能在海上捕捉它的脾气。约瑟夫不是潜水员，他不能绘声绘色地跟人说起海底的神奇景象，而他可以说的景象，是黑暗。他见识过海上的黑暗，那是从港口就开始的，当太阳下山，灯塔放出光束，水面上冒出一大片熙熙攘攘、往来闪耀的灯光，往远处的海平面看去，则只有星星投下的一片朦胧。在海上航行时，黑夜就是黑夜，浓得像墨，结结实实，人什么都看不见，只能摸索各种船上的用具，连星光都无法给人以安慰，一个新上船的水手甚至会被惊吓到。一位大副，他却要在黑暗中监督船的全体部位，尤其是，他要在船尾甲板上担任唯一的执勤者。如果说，船长拥有一个专制王国，那么大副就是这个王国的总管。
对于水手这个职业，他从中找到了至关重要的安全感。它不单单是个饭碗，为他换来工钱，他还说，海上的生活是严格的，要求一种绝对的简朴，因此比陆地生活更为优越。大海的单调性是崇高的，让人能够从中借来某种尊严感。他在做完一轮工作后获得极大的满足；每一天，他都觉得，自己在海天交接的辽阔范围内画了一个圆，岁月被格外轻松地留在了船后，犹如尾流漩涡中的那些轻轻的气泡，魔法般地消失在了无边的沉寂里，而船，就在这沉寂中继续前进。
在船长的叹息中，他听出了那种不能简单地用“沧桑”二字概括的岁月体验。单调的感觉是井然有序的，无法动摇的，只有在即将有机会靠岸的时候，它的魔法才会被打破。如果船员能够开动大脑，他从那白天黑夜的切换中，从那波诡云谲又一成不变的大海中，能够想象一些什么？水底下是永远封闭的神秘的空间，对此，人所能够发出的想象，是那些埋藏在时间中的神秘，也就是说，那些没有任何记载的远古的神秘。
船上的铁锚，是由大副全职负责的。我们平时都用“抛锚”这个词，一辆汽车在公路上出了故障熄火，我们都不说它出故障了，而说“它抛锚了”。然而约瑟夫特别严肃地告诉我说，他作为一个资深的船员，最腻味看到人们随意地使用“抛锚”这样的词：锚，是可以抛的吗？险恶的风涛，会把任何没有用绳子系牢的东西，比如一只小艇、一个木桶、一根备用的圆木，抛入大海之中，但锚是永远不会被惊慌地抛出去的。哪怕是黑暗聚拢过来，困住了所有人，锚也只是简单地、轰隆一声从锚架上落下去。大副或者水手，在下锚的时候要抡起大锤，或者拉动杠杆，嘴里坚定地喊道：“放！”
约瑟夫说，锚看起来既老实又粗糙，外表上那么简单，可它的部件比人的肢体还要多：它有环，有柄，有爪，有冠，有掌，有杆。它被人所锻造，完全契合于人的使用目的，给它一块土地，它就死死地咬住不放，即便船沉了，锚链都断了，它还是在那里。下锚的时候，船员必须全神贯注于锚链在海水中的下坠，它不能缠在一起，当铁锚落地的时候，还得确保锚链必须能够在锚环上灵活地拉动。一切都要在控制之下。约瑟夫说，谁随意使用“抛锚”这样的词，谁就是在杀害精确、完美的语言。
约瑟夫经常抱着铁锚，等候任务到来——不只是船长发布的任务，变幻莫测的海，统治着浪潮的风，甲板上一根用旧了的绳索，随时都会给他派任务。他才30岁时，就已经被锻造成了一个铁锚的样子：眼圈周围，都是海风雕刻的皱纹，他的皮肤特别黑，下巴上的胡子修得很尖，这是很多船长的标准造型。
是的，他已经可以当船长了。他第一次指挥一艘船，是在东南亚的曼谷，当时，这艘三桅帆船在海湾中的大小岛屿之间穿行而过，船上有个资深的水手，被吓得惊叫起来。他比约瑟夫还大5岁。但后来，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在一个漆黑一片、狂风大作的海上之夜里，他却悠然来到约瑟夫跟前说：先生，你是个走运的人，我相信我们无论如何都能摆脱困境。
没有什么团队能比水手们更加有力了。你看到约瑟夫这个人，会觉得他是有很多恐惧的。那不是胆怯，那是一种充满阳刚之气的恐惧，一种因为太多次正面对视黑暗，才拥有的恐惧。那是浪漫冒险的一部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冒险也在逼近终点。
每当黑暗降临，他就把视线从远方收回到自己身上。他就想着：我身在何处？虽然我对大海和陆地，对船和风向，都了如指掌，可我仍然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在世界、在海洋的哪一个位置，在人生的哪一个位置？他在一篇小说《阴影线》里，写了这样的话：“人走下去，时间也走下去，直到人看见前方有一条阴影线，它警告说，人青春的地带也必然是留在后边了。”
约瑟夫不可能在海上浪荡一生，他必须有一个能安身立命的后半生的事业。他相信，那就是写作；他写小说，不仅是因为写作可以将他的冒险从海上转化到纸上，更是因为他需要钱。他太穷了，他逐渐有家有口，哪怕做到船长，都不足以养活家庭，更不用说航海事业本身还有那么多危险。
他的脑袋里积存了太多流传在港口之间和海上的故事。不是什么荒岛求生的桥段，也不是什么与海盗厮杀的英雄传奇，那些主人公都是冒险家，不管来自什么国家，都会抱有类似这样的幻想：在海中的某个不知名的岛屿上发现一处宝藏，或者，跟着一个土著人来到一个不为人知的世外桃源，那里有着取之不尽的黄金白银。
他在工作间隙，把故事记在本子上。他已经加入了英国国籍，有一种操练英语的巨大热情，而他对待语言，就像大副对待下锚一样，都追求绝对完美。
不过，他会不会仅仅满足于去书写那些奇闻逸事，兜售给读者呢？
在历史和时代中滚动着人类的能量，这能量的最常见的形式，就是贪婪。一直以来，约瑟夫·康拉德都是看着月亮在航行，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有一种自由自在的冒险精神。但当他的船驶过那道阴影线时，他在青春之后看到了历史。青春是海洋，而历史，是一条河流，它狭窄，而且喧嚣。那些散在各个港口和甲板上的人和故事，在历史中聚集到了一起，这些人不再企望机缘降临，遇到一个小岛，在那里找到财富和幸福，就能够轻易地上岸，手里还举着枪炮。
那是在1890年，约瑟夫为了给自己之后的陆地生活做准备，也为了能让自己的探险人生抵达一个高潮，他开船进入了一条河流。这条船，叫比利时国王号，是一家比利时船公司给他的。这条河叫刚果河，从大西洋的河口，一直延伸到比利时的殖民地——刚果的腹地。约瑟夫把那里叫作非洲的黑暗之心，在地图上，他断定那是世界上最为神秘、最为黑暗的地方。
这一次，各种条件都和海上不一样了。他一来到刚果，就明白相比于陆地，凶险莫测的大海简直是一片净土。在非洲的沿岸，来自欧洲各国的殖民者，到处掘地三尺寻找矿产和能源，他们用带来的武器，到处轰击岸边的原生植被，他们把黑人土著抓到一起，任意差使。做这些事情都用不着什么头脑，只要有武器就可以了，约瑟夫遇到的当地的地接人员，一个个都是蠢头蠢脑。当他来到船上，他也看不到那些吃苦耐劳的水手和船员，只有一些白人游客，或是殖民者的家属，就为了看看所谓的异域风情。还有一个两百多磅重的大胖子，身体虚弱，每次出行，都得被一群土著脚夫像抬轿子一样抬在身上，那些脚夫一有机会，就逃个精光。
约瑟夫看到暴力时，他都想了些什么？
他第一次看到被射杀的黑人的尸体时，就在日记里说：那尸体好臭，我觉得恶心。他看到一群黑人被锁链拴去干活，他觉得，他们的眼睛里“带有一种不幸的野蛮人所具有的十足的、死一般的冷漠”。有的黑人，被白人抓来充当警卫，他笨手笨脚指挥别的黑人干活，约瑟夫说，我仿佛看到一个马戏团。他经常看到一群黑人都快要死去了，倒卧在树林里时，他说这不是人，这只是一些“具有人的形状的东西”。
这个一向铁骨铮铮的人，现在感到身上有些酥软。汗毛从毛孔中挺立了起来。19世纪末，欧洲本土的奴隶贸易已经废除了，然而贪婪的能量需要有释放的地方，白人利用航运技术的提高，转向非洲、亚洲和美洲去掠夺财富。刚果，这是一个所谓的“自由邦”，是一个由欧洲列强各自插手制造出来的国家，在那里，所有行政管理的基础，都在于对土著黑人执行系统化的暴力。约瑟夫看到了这些，可是他并没有为此震怒，义愤填膺，不，他只是被震撼了，震得目瞪口呆，他厌恶那些施虐的白人，也嫌弃被虐待致死、散发出恶臭的黑人。
在惊诧之中，他唯一还能做的，就是书写。他写他眼中的河流，同样是水体，却和大海完全不同。大海的风浪将人推向未来，而危机四伏的河流，却把人带入蛮荒的过去，他说：
我听着岸边土著人的鼓声，跳舞的叫声，看着那些影影绰绰的火光，感到自己好像漫游在一片史前时期的大地上，这里土地的外貌好似未知的星球。我的小小的汽船，满身污泥，紧贴着河岸逆流而上，仿佛一只小甲虫，在高大门廊之下的地板上蠢蠢蠕动……大地上丛林密布，巨大的树木俨若人间君王，一条空荡荡一无所有的河流，一种硕大无边的寂静，一座无法穿透的森林。空气是温热的，浓密的，重浊的，呆滞的。光天化日之下却了无一点儿欢乐气息。一段接一段的漫长的水路向前流去，荒无人迹，直流进那浓荫覆盖的远方的郁郁葱葱之中。当船陷入淤泥，我船上的人，就会手持棍棒，逼着那些黑人，那些食人生番，一起推船前进，这些人背上还背着腐烂的河马肉，气味直冲我的鼻子。有时，一个瞬间，过往的事会纷纷回到我的心头，我觉得自己跟相识的一切永远隔绝了，它们远在天边，如同另一个人间。
那个时候，有一些开明人士，注意到了非洲殖民地遭受的掠夺，他们写信，希望约瑟夫能够和他们一起，为非洲人做点什么。然而，约瑟夫拒绝了。他说，我去刚果的这一趟，并没有看到什么暴行，我看到的是一片迷雾。在海上我见识过黑暗，而在刚果，在河流两岸，我懂得了，自己处在历史的浓密的阴影之中。我做不了什么，现在，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小说家。
是的，他没有看到暴行，他看到的是宿命。他看到，殖民是一场无可遏止的洪流，刚果土著的不幸，和波兰人的不幸一样，是一种必然。一小部分人类，靠着对财富的贪婪，对统治的欲望，让其他人类持续付出代价。这里面的罪恶是系统化的，个体无法抵抗，只能跟着它，在其中漂浮。他明白，他手中掌握的舵轮太微不足道了，无法修正历史的航向。
在1900年，约瑟夫·康拉德，完成了他对这一切所能做的事情。那是一篇小说，名叫《黑暗之心》。为了写这篇小说，他从刚果河回来之后，就告别船上生涯了。他觉得，足够了，这最后一次航程，从大海进入河流和内陆，也让他从船长变成了作家。而成为作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宿命呢？
他认识了很多英国的作家和出版人，他告诉他们：自己一天工作18个小时，以至于思想昏沉，患上了厌钢笔症和恐墨水瓶症。此外，他还得忍受着海员生涯落下的各种后遗症，什么风湿病和痛风。可为了摆脱贫困，他不得不写作，他说：“孤独正将我接管，把我吞噬。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都读不进去。我好像待在一个既是坟墓又是地狱的地方，只能写啊，写啊，写啊。”他说：“当年在我的航海生活中，困难会激发我迎难而上的勇气——现在的我却觉得一切俱往矣。不管怎样，我并没有放弃，只是，我有一种跌倒在一大片深水里的感觉；对我而言，写作——唯一可能的写作——就是把不安的力量变成词句。”
现在他50岁了，他终于成了文坛巨匠，再也不用担心生计问题；可是，他再也找不回昔日的青春热血了。
我看到，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悲观的宿命感。他在一篇随笔中写道：世上不再有欧洲了，欧洲“只是一块举着枪炮、做着买卖的大陆。在这里，关系着生死存亡的是商业竞赛，这里是大声宣告世界霸权的策源地”。海上的冒险家，在空中搜寻月亮，而陆地上，那些衣冠楚楚、整天算账的利己主义者，以自由贸易的名义，支使着船只带着枪炮四面出击，自己在谈判桌上瓜分世界：“工业主义和商业主义……摩拳擦掌，几乎是热切地渴望付诸武力。”“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为了理想而发起的战争了。”
虽然他说，他现在只是一个担惊受怕的小说家，可是我告诉他，你用你的悲观和恐惧，在两个世纪的交界处，在那道阴影线上，写下了对人类历史之残忍的认识和对贪婪的厌恶。你没有呼吁正义，只能发出孤独的呻吟，可是，你真的用你的悲观和恐惧，为“阳刚”这两个字保住本来的意义。
约瑟夫·康拉德在6岁的时候，曾经寄了一张自己的照片给奶奶，并给奶奶留言，请她送一份礼物给父亲。那时父亲刚刚被捕入狱。波兰人反抗俄国人的斗争，是不堪一击的，可是在约瑟夫的印象里，这斗争正因为失败，才是纯粹的，才可以被称为“理想”。而来到列强争霸的19世纪末，理想完全变成了散落在海上的传说了。在照片的背面，约瑟夫写道：“给我的爸爸，他是一个波兰人，一个旧教徒，一位绅士。”
子夜钟声已经敲响，这里是作家酒馆，我们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