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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5
埃利亚斯·卡内蒂 怎样从童年的阴影里得到解放?

Elias Canetti

埃利亚斯·卡内蒂(1905—1989),保加利亚出生的犹太裔德语作家,早年居于奥地利,后入籍英国。卡内蒂产出不多,但长篇小说《迷惘》和后期的自传三部曲以及他的笔记系列,都具有相当高的文体价值和思想深度。1981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以看作对一战前后维也纳文人圈取得的成就的总体嘉奖。

我对生命越是充满激情,对恶就越发敏感。

恶如此丑陋,正是因为它不能被任意撕碎。

你好,欢迎来到作家酒馆。

我们的第五位客人已经来了。他可不是个善茬,我们来听他讲他的故事。

大约113年前,在捷克的一个温泉小城,在一座公寓里住着一对夫妇,带着一个两岁男孩。男孩每天被小保姆抱着外出,他记得,每一次,对面的楼里都会打开一扇门,有个男人走出来。他笑容可掬,十分友好。他走近男孩,然后说:“伸出舌头来!”男孩就乖乖地伸出了舌头,那个男人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折刀,打开,把刀刃朝那条舌头伸过去,他说:“现在我们来割这条舌头。”

刀刃越来越近,男孩虽然害怕,却不敢缩回舌头。就在最后一瞬间,男人把小刀收了回去,说:“今天算了,等明天吧。”

明天,同样的事再一次上演,然后又是一个明天。男孩每天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一次比一次害怕,一直延续到他们离开那座小城,回到保加利亚的家乡。男孩好像是被吓到了,他一直不敢说出这件事。直到十年以后,他才跟母亲提起。这时他才明白,原来,当时抱他的小保姆是个年仅15岁的保加利亚女孩,而那个拿刀的男人是她的情夫。

成年人的世界何其诡异,一个小孩儿得很晚才能明白过来,可是当初被吓唬的记忆却长留在他的心里。

有了这样的体验,这个小男孩就对人间的恶意格外敏锐,早早地在自身周围筑起一道自我保护的墙垣。他来到我的酒馆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臃肿不堪的老头了,有一头厚厚的灰发和一个肥大的下巴,可他那双眼睛,虽然被一副眼镜片挡住,却依然闪烁出警惕的光芒。

他就是埃利亚斯·卡内蒂,一个挑剔人间的大师,一个侦察恶意的行家里手。他从不相信人性本善,相反,他认为普通人,芸芸众生,都是一些潜在的坏人,只是因为缺少机会或者害怕惩罚,才没有将恶意付诸行动。可是,他却并没有因为这样的想法,而变成一个哀伤的、消极的人,反倒是兴致高昂,对人可以做出怎样的恶行做充分的探究和想象。他在一篇笔记里写道:

“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对生命越是充满激情,我对恶就越发敏感。可能是因为我总觉得,恶之所以如此丑陋,正是因为它不能被任意地撕碎。”

你听明白了吗?他从对恶的感悟之中焕发出生命的激情,因为他坚信,自己可以从恶的威胁中存活下来,甚至找到乐趣。那个男人的恶意并没有兑现为恶的行动,埃利亚斯的舌头获救了。凭着这一条获救之舌,他对恶有了最初的体验,并且展开了想象的翅膀。

我们都有过对恶意的初次体验。你听了一个有点恐怖的童话,长辈给你开个小玩笑,总有同龄人想要戏耍你,欺负一下你,在你的枕头下面藏一只毛绒蜘蛛,也总会有那么一刻,你感到自己被侮辱,被伤害了。埃利亚斯的家乡,是保加利亚的一个小城,那里混居着各种民族,文化杂多,其中有流亡的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以及吉卜赛人,这些人都随身携带着一些暗黑的传说。特别是吉卜赛人,都传说他们会在夜里偷孩子。埃利亚斯被种种怪诞暗黑的说法所包围,大人给他讲关于狼人的可怕传说,他也亲眼看到那些吉卜赛人奇怪的长相和打扮。他害怕过,不过也都走了出来,毕竟这些都是虚构的。

而那些能够刺伤他的恶意,则来自身边的人。

埃利亚斯说过一件事:他四岁的时候,有了个弟弟,弟弟出生那天,家里来了很多人,脸上都焦虑不安。他通常白天都会到母亲的房间里去,可那天,他被拦在了外边。母亲的房门关着。他听到母亲在大声痛哭,可是大人们不让他过去,他们家有一位熟悉的老大夫,平时对他很和蔼,可是那天却很不耐烦,而且恶狠狠的,他想打听是怎么回事,老大夫就骂他:你给我滚开!埃利亚斯只有四岁,他又害怕又迷茫。

直到弟弟安然降生,所有人都恢复了笑容,他才觉得:现在大家又喜欢我了。

事情本身只有短短一小会儿,可记忆却会不断地放大它。孩子无法理解大人的喜怒变化,却会养成敏感的习惯。他不想再受伤,他想保护自己,可是他该怎么做?为了不被别人瞪眼,他是否应该主动出击,首先朝别人瞪眼呢?

他学着做一个尖锐的孩子,一个带刺的人。一个人想不受伤害,就会首先伤害到别人,可是,这就是人的世界里的现实,人往往为了保护自己而对别人用力过猛。那个对门的偷情男人,因为心虚,也因为逞强,就对一个两岁的孩子伸出小刀。这个孩子无论怎样,都不会把它理解成一个单纯的玩笑。

在埃利亚斯的记忆里,还有这样一件事。在他家里,爷爷比外公性格更亲和,也更有魅力,于是,他的外公有时笑嘻嘻地过来问他,埃利亚斯,你更喜欢爷爷还是更喜欢外公?外公似乎也在开玩笑,然而,埃利亚斯心里知道外公想听他说什么,也知道爷爷比外公更受人喜欢,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尴尬了半天,最后说:“两个都喜欢!”外公放声大笑,他说:“哈,你这更虚伪。”

这些记忆很生动却并不美好。埃利亚斯敏锐地感知到,爷爷的魅力伤害到了外公,外公就用嫉妒来保护自己,可这嫉妒又殃及了他的外孙。人的恶意,给他上了一课又一课。

他学会了警惕,学会了用犀利的目光看待人间百态。他发现了人日常行为中种种不自然的表现,而之所以不自然,是因为内心中存在着嫉妒、嫌弃、贪婪、恐惧等属于恶意的东西,他们想要掩盖或者转移这类恶意,或者说消极的情绪。外公的大笑非但没有活跃气氛,反而让他更紧张了。可是一个人如果对这些恶意洞若观火,他自己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埃利亚斯从小有个爱好,就是读书,他的母亲酷爱文艺,埃利亚斯跟她一起读莎士比亚和席勒的戏剧,长大以后,他继续博览群书,还涉猎科学和哲学。有一位哲学家赢得了他的无限尊敬,这个人就是孔子。埃利亚斯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评论孔子和中国:

“孔子的谈话录是最早和最完整的人类精神画像;五百段谈话就能囊括这么多内容;通过他们,人可以变得多么完整,多么圆满;它们清晰易懂,可又很难懂,这其中的空隙就像是人为折出来的衣服的褶皱。”

他说,他探索思想二十年之久,觉得中国是他的精神故乡,他因此希望自己长寿甚至永生不死。他说:“世上没有哪个地方可以比中国与文明的关系更紧密的了。中国让我明白,人之所以为人,什么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最美好的东西,而人也可以坏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之前的所得都功亏一篑。”

这段话,可以说是“话里有话”。他赞美孔子的智慧,却又念念不忘他一直关心的主题,就是人之恶。

在1929年,埃利亚斯·卡内蒂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就着手写一篇长篇小说。那时的他,坐在一间气氛诡异的公寓里,书房的窗户对面是一座山,山上有一座名叫施泰因霍夫的疯人院,他每次远望那里都会灵感勃发。他处在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24岁,感觉自己已经积累了太多的人生体验,足以用来写作。他构思出一系列奇怪的疯狂的人,有挥霍无度的人,有痴迷于真理的人,有狂热的宗教信徒,有相信技术至上的人,而他最终敲定的主人公,是一个坐拥书城的学者,一个无限崇拜孔子的汉学家。

这个学者整天足不出户,坐在他那有着25000本藏书的图书室里读书、写论文,与外边的世界从不往来;他有特异功能,他能把书装进脑袋,再拿出来,他几乎不跟活人打交道,只能跟书中的那些古今东西的大思想家,像什么苏格拉底、孔子、柏拉图、释迦牟尼对话。然而,这个用藏书构建的堡垒并没能保护他。一个意料之外的入侵者出现了,那就是他身边接触的唯一活人:他雇的一个女管家。女管家勤勤恳恳地为他工作了十多年;有一天,这位学者心血来潮,他听到了孔夫子的建议,说他不该再单身下去,可以跟女管家结婚了。他也就照办了。没想到,他的太平日子就此告终。他这位新婚妻子渐渐露出了贪婪的真面目,她用各种办法把丈夫赶出家门,自己独占了他的公寓和图书室。

真的,文学世界里,像这样又丑又蠢又坏的女性人物,是难得一见的,她为大学者工作了那么久,却对知识完全不感兴趣,而是耐心等待一个机会,好鸠占鹊巢。我读过这部小说后,越想越不寒而栗:一个人心中的邪念可以隐藏得这么深,这么久。而且,这个女管家还有一个十分邪恶的情人,就是那幢公寓的看门人,他们勾搭成奸,一起侵占主人的住宅。

但这个故事来自埃利亚斯的精心策划。凭着它,他对两岁时候经历的事情做了一次回应:他相信,当年那个拿刀对着他舌头的男人,并不只是吓唬而已,他还嫉妒他,嫉妒他的年幼单纯,而他自己却要应付和盘算成人世界的各种事情;埃利亚斯甚至想象,他的保姆都曾想要害死他,因为保姆要跟她情夫幽会,怀里却抱着他这个孩子,很不方便。

于是就有了书中的这对奸夫淫妇。恶意,在现实中仅仅露出冰山一角,在小说中却成了最为极端的现实。

在小说中,大学者被赶出家门后,流落在一个看不见半个好人的社会里,他遇到的不是骗子无赖就是流氓和嫖客,他们敲诈他,骗走了他脑袋里的书,把他盘剥得一干二净。最后他靠了弟弟的帮助才回到了自己家,赶走了奸夫淫妇。可是他已经精神失常了,他点起一把火,把图书室,连同自己一起都给烧了。

这部小说的标题叫《迷惘》,发表于1935年,它也让很多人读了之后感到迷惘。为什么要让一个完全无辜的汉学家遭到这样的命运?为什么人会这么坏?用一句很俗的话来说:作者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

埃利亚斯有一位前辈的作家朋友,赫尔曼·布洛赫,他写信质问埃利亚斯,问得很尖锐。他说:

“你相信,一个故事应该让人恐慌,让人手足无措,你是残忍无情的,最后以毁灭结束整个故事。这是不是意味着你自己还没有找到出路,或者,你干脆就怀疑出路根本不存在?”

布洛赫说得很对。埃利亚斯的确是无心去寻找出路的。他在潜意识里相信人心是败坏的,之所以世界还在运转,只是因为恶意都被压抑着,没有释放出来。那么,这个彻底释放的状态就要通过小说来呈现了。他回复布洛赫说:我描绘的是一个崩溃了的世界,这个世界里,个体是无足轻重的,占据统治地位的是群氓,群氓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

但是,他对这个世界并没有恐惧感。他不是出于恐惧而写作的。小说中的学者自焚而死,埃利亚斯说,这个结局是我早就设计好的。

他为什么这么残忍呢?他自己不正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吗?

因为在他心目中,早就没有什么人是崇高的,需要捍卫的了。唯一让他珍惜的,只有他自己独立的洞察和冷酷的灵感。他洞察了所有人的卑微,并拒绝宽容他们,这种彻底而无情的清醒,却让他自己十分满意。

在他回忆过的很多往事里,我看到,他的犀利无情是通过母子关系操练的。我说过,埃利亚斯深受母亲的影响,他有很高的审美情趣,掌握了多种语言,可是,他并不感恩。当他的父亲英年早逝,他母亲想再婚的时候,他百般阻挠。他把上门求婚的一个个男人都贬得一钱不值,有一次他还威胁说:你要敢再婚,我就去跳楼。他还真的成功了。他母亲果真到死都保持独身。

埃利亚斯当然很清楚自己心里存有怎样的恶意:他不想再让任何男人夺走他的母亲。他嫉妒那些求婚者。可是,恶意存在,却不意味着它应该被消灭。恶意是一种能量,它在人与人之间来回传递。他的母亲也没有真正屈服,她后来也报复儿子,干涉他的择偶。当埃利亚斯最终娶妻的时候,他母亲写信说:我再也不要看到你了。

他们的互相折磨还在继续。挑剔、嫉妒、干涉与折磨,证明了这对母子的生命力多么顽强。在断绝关系之后很久,母亲病重了,埃利亚斯给她带去了一束玫瑰花,母亲接受了,表示了原谅。

但是,她还坚持活着,她每一天都在给儿子提出要求。有一次埃利亚斯去看望她,她就要儿子把椅子搬开一些,说“你离我的床远一点”,她一再地要他搬得远一些,最后干脆就退到了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她又要儿子离开房间,到外边去待着,随后,又通过护士把儿子叫进来。埃利亚斯知道,母亲是在努力地酝酿情绪,母亲就是要让他感觉难受。他说,母亲看着我,也要我看着她,她看着我,看着我,直到她恨我。她就这样坚持着,直到最后一刻,她都希望能惩罚到我。

这的确是折磨,但每一种折磨,都有一个正当的理由,那就是保护自己。埃利亚斯从来没有写过那种温情的、真挚的爱的关系,他从来都把人拉低到一种本能的偏执的状态下面,所以能长久地保持恶意,而很难注意到对别人的伤害。他自己也是偏执的,他偏执地认为,所有人都是盲目的偏执者。

人到晚年总会变得脾气温和一些。然而埃利亚斯·卡内蒂却没有。

他所成长的1920年代,以及他着手撰写《迷惘》的年代,对于他来说,已经成了一个永恒世界的缩影。那时他先后住在法兰克福、柏林和维也纳。那是一战之后的十年,德国和奥地利是一片混乱,各个城市几乎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大城市里有各种社会名流往来,中产阶级继续保持着体面的生活,而那些穷人、失业者、流亡者、无家可归的人、醉鬼和吸毒者,还有一个为肮脏的夜生活服务的庞大群体,则游弋在街头巷尾。很多人白天愤世嫉俗,夜晚醉生梦死。文学艺术中弥漫着颓废的美学。

由于政局动荡,越来越多的人上街游行,他们举起旗帜,喊出各种口号,有人说要恢复旧日帝国的荣光,有人要求民主,有人主张加强民族的凝聚力,有人高呼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对所有这些主张,埃利亚斯并没有耐心去厘清是非对错,他只是看到了盲目的暴力,每一次人群聚集的时候,都会以打砸抢、纵火和军警镇压结束。街上警笛长鸣,人们在咆哮,人们在流血。

亲历过这些岁月后,埃利亚斯是不相信有任何的出路的。他认为西方世界在没落,而这些失控的人群,这些纯粹破坏性的力量,既是没落的证明也是原因,躲在人群里,一个人可以无所顾忌地肆意行事,所以人群将把以往深藏不露的恶意彻底释放出来。它将席卷一切,就连一个躲进小楼的书生,都会被它摧毁。

埃利亚斯·卡内蒂在1981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时,他被称赞为一个警世作家,他的作品揭示了世界面临的巨大危机。可是,我的酒馆是一面照妖镜,让我看到了他那自我陶醉的样子。他因为自己的清醒而陶醉,当一个人,从他独特的经历中抽取出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时,他就必然会是陶醉的,他也会变得极为固执,会把一切现象都按照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并因为时刻比别人看得更深而扬扬得意。

我会远离这样的人。我要拯救自己的舌头。这世上已有太多清醒的声音,我不希望张开自己的嘴时,说出的都是别人说的话。

我提前关门,以便把他送走。我们下集再见。 cIbKreIbUGYqK/4n8Ri6GBYQCNwobzz2jyYbw6rlkHGaQUQur+mQafslJoDPm6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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