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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are Pavese
切萨雷·帕韦泽（1908—1950），意大利诗人、小说家，在墨索里尼时期曾被流放，他的诗作用无言的伤感观察人间，写尽了处世待人的种种艰难与含混，二战结束后，他在获得国内最高荣誉的文学奖后自杀身亡。
走进人世的你，依然是那个发呆的自己。
你好，欢迎光临作家酒馆。
今天我们的酒馆，迎来了意大利的诗人，Cesare Pavese。切萨雷·帕韦泽，我们一起聊聊，一个内向的人，要如何面对孤独。
我要先和你从他当老师的故事讲起。
在意大利北方大城市都灵东北70公里远，有一座小城，叫韦尔切利。在那里的第二中学，一位年轻的教师，正面对20多位学生讲课。今天，他讲的是切利尼的自传。切利尼，是16世纪意大利的一位金匠，他的自传里有很多人物的八卦，有贵妇的苟且，骑士的出丑，教皇的临终，写得生龙活虎，学生们听着老师念，经常爆发出一阵大笑。
可是他们的老师没有笑，甚至连微笑都没有。在学生的印象里，这位老师，从来没有笑过。
老师教三个班的学生，每个班都是21人左右。除了讲课，他没有说过别的什么事情。他住在都灵，有时候放学了，他会拎着包，和某个同路的学生一起前往韦尔切利的火车站，搭火车回都灵。但即便如此，他也是一路无话。他和别的上班族一模一样，只是个子特别高，戴着一副大圆眼镜。他的学生说：老师从来没有主动跟我说过话，我也看不出，他希望我找他说话。
老师非常内向，羞涩，他讲课时会紧张，于是就在教室里来回走。有时候，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来回走得多了，就坐到旁边学生的课桌上，只有在这时，他才局促地微笑一下。学生并不介意，他们都挺喜欢这个羞答答的大高个老师，认为他善良而宽厚。他讲文学课讲得很好，就连校长也慕名进教室旁听。在考试的时候，他从来不要求学生记住人名和出生年月，而是让学生自己准备一个论题，他想听学生谈对文学作品的具体感受。
虽然羞涩，内向，可是有一点，他却在全校的教职工里独树一帜。所有教职工外衣的扣子上都别着一枚勋章，一枚法西斯勋章，只有他没有戴。在1933年，不戴勋章，就意味着你不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员，你就无权担任公职。可是，我们的这位老师，他没有戴。
他有特权吗？没有。谋生是他的第一需要。1931年，他姐姐和姐夫说服他，勉强提交了申请，加入了法西斯党，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进入体制，到公立学校教书，才可以自食其力地活着。他心里很不痛快。一个人的爱与恨，往往是偶然而来的。帕韦泽读中学时有一位老师，叫蒙蒂，是一个反法西斯人士，后来还因此进过监狱，受了蒙蒂的影响，帕韦泽一直很厌恶法西斯政党。
但他也说不出什么理由。他拒绝佩戴党徽，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勇敢，他只是不想让任何一个组织给自己贴上标签。不过，既然立场已经明确，他就必然要和那些同样立场的人混在一起。在教书之余，他做翻译，写诗，他跟一群反法西斯的知识分子走到了一起。这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她叫蒂娜·皮扎多，Tina Pizzardo。他们两个人恋爱了。但是蒂娜说，我是个被当局监视的人，我不能用我自己的地址接收信件，我能用你的地址吗？
帕韦泽同意了。他住在都灵的一所公寓里，就用了那个公寓来收信。过了一些日子，1935年5月的一天，他正在家里备课的时候，一群法西斯宪兵闯了进来，把他带走了。
帕韦泽有没有想过，要去做一个烈士呢？或者，他会不会抱怨与他相爱的蒂娜？
得知弟弟被捕，帕韦泽的姐姐给他写信说，你啊，去跟墨索里尼求个情吧，你没干什么坏事，你就是不明真相，被牵连进去的，元首会放了你的。1935年7月29日，帕韦泽给姐姐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他没有埋怨蒂娜，他只是埋怨姐姐。他说：
姐姐，当年我入党，已经装了一次傻了，我受够了。都是因为听从你的建议，你说要为了未来，为了事业，为了个人的平安，等等，我才违心地入党的。这是我做的第一件违心的事，我的各种麻烦都是因此而来的。
他还说：我不会去跟元首求情的。我平生从没求过人，除了求过几次女人。
帕韦泽的刑期是十个月，他被流放到了意大利南方的一个地方，叫卡拉布里亚。一说流放，你会想到西伯利亚，也会想到清朝每个官员都谈虎色变的宁古塔，会想到寒冷、荒凉的边疆地区，一旦被流放到那里，你就有去无回，从人间缓慢蒸发。也许你还会联想起杜甫的《兵车行》：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可是，这是意大利的南方，这里再穷困、偏僻，起码也有大海和和煦的阳光。对一个犯人来说，如此的流放可算求之不得。何况帕韦泽还是一个诗人。他也并没有被关在监狱里，而是可以四处走动。他后来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流放地》，其中有这样几句：
我们很早就去海鲜市场
为了换个心情：银色的鱼，
鲜红色的鱼，绿色的鱼和海蓝色的鱼。
海面上闪着粼粼的波浪，
鱼儿也很鲜活，而我们只想着早日回家。
就是这样的流放，每天都“想着早日回家”。这个家，可能是他在监狱里的住处，也可能是帕韦泽早年生活过的北方乡村。那里并不富裕，帕韦泽的父亲早逝，母亲对他也很冷淡，可是，那里毕竟适合发呆，他坐在小房子后边的梁上，或是在桥栏杆上，看着被河岸分成小块的贫瘠的葡萄园、树林，看着小路、分散的农场；他靠在栅栏边，倚着铁铲，听着大路上经过的游手好闲的乡民在那里闲谈。他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度过童年。这些小村镇是他进入世界的大门，可当他真的走进世界之后，他又能做什么？
他发现自己还是最适合一天天坐在那里，发呆。
当然他的心里面想着蒂娜。就像他说的，我从不求人，除了求过几次女人，为了女人他愿意放下身段。流放时期适合发呆，适合写诗、写小说、写日记，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他很难去追求女人，因为他不能许诺任何东西。于是他就回忆往事，联想，观看别人。当他终于结束了十个月的流放，回到都灵的时候，发现蒂娜已经移情别恋了。
一个有文学才华的年轻人，最指望自己有个好的生活基础，不用为生计发愁，可以潜心地投入自己喜欢的事情。但要是没有，只能揣着个文学梦去工作，去谋生，那么，这个人也希望能有位佳人，倾慕自己的才华，愿意相伴左右。
但这两个条件，想要满足其一都不容易。关键是，如果前一个条件，也就是富裕的出身背景你不具备，那么当你去寻觅爱情的时候，也会特别惧怕被欺骗，担心失去，因为你总会怀疑你的才华是否足以拴住人家的芳心。
出身平凡的帕韦泽，非常在乎爱情。当他在高中做老师，留给学生们一个沉默内向的印象的时候，他正和蒂娜处在热恋之中。他在工作和恋情之外也依然勤奋。1933年，他翻译出版了麦尔维尔的《白鲸》，这是意大利人第一次读到《白鲸》这样一部19世纪的美国文学名著，一年后，他又把乔伊斯的名著《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翻译成了意大利文。
他被流放的时候，仍继续写作和翻译。他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和诗歌。他对自己的倒霉很是懊恼，于是更加投入地在纸上挥洒才华，借此来自我消解，驱散消极情绪。可是，支撑他的其实是爱情，而不是才华，以及在文学事业上的什么使命感。当他发现连爱情都离他远去了，他还能继续坚持吗？他能继续专注于他的文学爱好，以此来填补失恋造成的空缺吗？
帕韦泽有一个好朋友，叫莱奥内·金兹伯格，他失恋之后就去找他，他没完没了地说自己的苦闷，一遍又一遍地抽烟斗，说到自己有多倒霉的时候，他用两只手捂着脑袋。他讲到半夜，从衣架上拿下围巾把脖子一兜，披上大衣，沿着都灵的法兰西大街快步走了，肩膀缩得很紧，脸色苍白。
在莱奥内的帮助下，帕韦泽又有了工作，他加入了莱奥内开的一家小出版社，在那里，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艰难之活》。他还很年轻，还不到三十岁，可是在墨索里尼统治的时代，他和莱奥内都是被流放过的反法西斯人士，因此而得到了名气。一些比他更年轻的人来找他，给他看自己新写的诗和小说，可是面对外人，帕韦泽重新变成了在学校里的样子，他不太爱说话，也不爱笑。他跷着脚，漠然地听那些人读自己的作品，听得不耐烦了，他就在桌子上敲敲烟斗，把小文青吓得一哆嗦，手里的稿子差点掉地下。
除了爱情，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还能点燃这位诗人的热情。有些人可以在人生重挫之后，通过写作尽情地释放和发泄，甚至留下震撼人心的作品，可是帕韦泽不是这样的人。他在他的诗里，一直是一个发呆的旁观者，一个局外的聆听者。他曾经写一个醉汉，说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开口叫住一个女人”，就跟在女人后边晃来晃去，女人在说话，在笑，让他很困扰：“为什么她们要这样大声地笑，为什么啊／她们哭时，也会这样大声吗？”结果，醉汉看到另一个喝醉了的人，他一把抱住了他，说，我好像抱住我的儿子，儿啊，你不是那些女人生的，“那些只会骂他、只会哭泣的小女人，怎么可能／给我生一个这么贴心的儿子呢？”
这听起来不像是诗句，像是一个街头特写。你说对了，帕韦泽的诗往往是一些特写，写的往往是一些潦倒的男人，他们遇到了女人，能说上话，能调情，可是无法期待更多。他有一次写到，孕育了我的是我的祖先，他们都是一些成熟稳重的男人，是他们自己的上帝；因为成熟稳重，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容应对感情的事情，所以一切都会慢慢归于沉寂。
他也会描写那些看起来正如鱼得水的男女，然后，他会带着几分妒意地回想自己曾经的“艳遇”。这时，他努力把自己恢复到一个孩子的躯壳里面，不知道爱情的后果，只知道沉浸，再沉浸。可是孩子是要长大的。他写了一篇故事《山中恶魔》，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对年轻夫妇拥有一座山庄，正来到播种季节，迎来了三个来度假的小青年。这对男女各有魅力，男的是个哲学家，女的是个善于挑逗的社交高手。在三个年轻人里，有一个迷恋上了那座山，另一个小青年则迷上了那位山庄女主人。当美好的画卷正在展开时，突然，男主人就得了肺结核，这段假期戛然中止，三个年轻人匆匆地走了，各自回到了自己所来的地方。他们还是孩子，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介入到稍许复杂一点的事情之中，他们只想着早点回家。
如果一切都不发生，就好了；可是，人活着不正是希望发生一些什么吗？那个寂寞地走向车站、走向马路、走向咖啡馆的诗人，一直在这个两难处境之中等待，发呆。他又去寻找新的伴侣，他也找到了，然而每一次他都满腹怀疑，不知道同上一段感情相比，这一段能否更长，还是会更短，是长一些好，还是更快结束的好。在这种怀疑中，他好像有所收获，他在1938年的一篇日记里写：如果一个人确认自己是孤独的，那么他就应该卷入人世的重重纠葛，在其中迷失，因为所有的事情他都不感兴趣了。他的常规状态是坐在一个小咖啡馆里，设法用远处的电车声来填补他的沉默，然后，当一个陌生人在他的对面坐下的时候，注意到那个人的指关节。
他在另一篇日记里承认了两件事：第一，我喜欢女人但也讨厌她们；第二，每当我陷入爱河的时候，我就想要自杀。
在生活和写作之间，有一条危险的界线，一个心灵健全的人必须把两者分开，他可以把生活中无法实现或不能实现的可能性写下来，而生活在这之外延续它自己的节奏。可是，总有极少数的人，长时间地站在那条界线之上，你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帕韦泽写道：我知道，我必须永远想到自杀……当我面对任何困难或悲伤的时候……自杀是我的基本原则，一想到我可以自杀，我就会倍感抚慰。
后来二战爆发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要征兵，因为哮喘病的缘故，帕韦泽被免了兵役。他到北方的乡下躲了两年，又见到了儿时的风景，那里是皮埃蒙特。今天我们听到皮埃蒙特这个地名，会想到美酒，想到一些时尚产业，可是在帕韦泽眼里，那里和童年的时候一样，单调、枯燥，有时候无法辨认，而且还因为战争的缘故，增加了很多死人的气息。
战争结束后，帕韦泽回到了都灵，都灵是意大利战后经济转型的一个主要窗口，他看到乡下人纷纷进城来找工作。这位一向沉迷在某种情调里面的诗人，忽然觉得，他对普通人的困境和尊严是有天然的敏感的：那些流浪汉，那些采摘葡萄的人，那些加油站服务员，咖啡馆侍者，教堂牧师……他又遇到了女人，这次是在街上遇到的无名女孩。她从乡下来，到都灵当妓女。帕韦泽写了一首诗就叫《乡下妓女》，诗中的女孩，总是沉睡在童年时期遭受性虐待的记忆之中，但有一天她从中醒来，回想起远方的田野、谷仓、太阳和那未尽的芳香。在无人知晓的地方，那苦涩的记忆正在微妙地安抚她。
帕韦泽用他的这段体验写成了一本很有诗意的小说，叫《月亮与篝火》，小说中的主人公，像他一样回到故里，在葡萄园里，在苹果树下发呆，他心里祝愿每一座葡萄园都能精心打理，修建良好，每一颗果实都能得以成熟。可是就像爱情一样，结了果就意味着终结。所以成熟的人，是不是应该一次又一次地悬崖勒马呢？
在小说里，主人公有一个童年伙伴，一直没有离开家乡，靠演奏单簧管赚钱，说，只有他最清楚，人间的果实是多么的参差不齐，充满遗憾：“这山丘上住着多少不幸的人，当我带着我的音乐到处转时，几乎所有的地方，我都能在厨房前发现白痴、弱智和呆子，能看到一些醉鬼，还有那些文盲女佣生下的孩子，他们没有地方可去，邻居给他们吃点卷心菜菜帮子，就算活下来了。”
这本书，《月亮与篝火》在1950年为帕韦泽赢得了一个荣誉。那就是意大利最重要的文学奖——斯特雷加文学奖。这个时候，他自己也成了出版社的副社长。他已经很有名了。后来，卡尔维诺也说，他文学上的重要导师之一，就是帕韦泽。
可是就在获奖两周之后，1950年8月，人们在都灵的一所旅馆里发现了帕韦泽的尸体。
他是上吊自杀的。自杀的原因，似乎还是失恋导致的崩溃。因为一年前，他跟一位来到意大利拍戏的美国女明星Constance Dawling交往了一段，最终依然是分手。但这又是一场奇妙的抑郁之旅的终点。他是抑郁的，生活推着他去面对他不敢面对的东西，他始终无法像成年人那样去行动，然后为此负责。他在犹疑不决和自我解剖中完成了各种作品，又在等待和旁观之中一点点消耗掉活着的兴趣。
我眼前的这位诗人，高大，深沉，羞涩，看不出有什么自我了断的勇气。他倒掉了烟斗里的烟灰，他心不在焉的样子就像头顶上方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