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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著书立说通常是一种离群索居的追求,但我在撰写本书时有幸在一个非常支持和鼓励我的环境中工作。我的同事和丈夫黄宗智(Philip Huang)在我撰写本书时自始至终是我学术上的良师益友,我从他对中国民法的研究中获益极多,我们在一起讨论各自相关的课题时所度过的那些时刻对我来说弥足珍贵。我们共同的兴趣使本书的写作显得特别愉快和有收获。

我同样有幸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的一群研究生一起工作,他们有的已经毕业,有的正在攻读学位,他们的研究兴趣也集中在中国法制史和中国妇女史。他们是唐泽靖彦、郭贞娣(Margaret Kuo)、陆钟琦、胡宗绮(Jennifer Neighbors)、白德瑞(Bradly Reed)、苏成捷(Matthew Sommer)、魏达维(David Wakefield)、杨秀珠和周广远。我从他们那里受益良多。黄宗智和我的研究项目“地方档案和法庭记录:清代与民国的法律与社会变迁”得到鲁斯基金会的资助,我们用该基金召开了多次学术讨论会,我从与会的国内外中国法制史学者那里也学到了很多。

在撰写本书的不同阶段,许多人阅读了书稿的部分或全部,并对书稿提出了批评和鼓励。特别是黄宗智,他阅读和评论了书稿每一章的每一稿,通过和他的讨论,我得以理清并确立自己的思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审稿人对本书稿做了特别仔细的审阅,并对书稿的修改提出了巨细靡遗的建议。我对周锡瑞(Joseph Esherick)、韩明士(Robert Hymes)、康无为(Hal Kahn)、郭贞娣、夫马进、苏成捷、滋贺秀三和宋格文(Hugh Scogin)等给本书的建设性批评也深表感谢。

如果没有法庭案件的记录,这本书的写作是不可能的。我特别感激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工作者为我提供的方便。鲁斯基金会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了我去中国的学术旅行和资料复印。本书的写作则得到美国人文学科基金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研究基金的资助。

我要感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Muriel Bell和Stacey Lynn在本书英文版出版过程中为书稿所做的极具专业水准的编辑工作,并再次感谢Barbara Mnookin为本书所做的极为出色的编辑工作。拙著中文版面世已经超过十五年了,这次再版,我校读了全文,并订正了上一版中的一些印刷错误。我非常感谢刘隆进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拙著,使它能被更多的中国学者看到。我也衷心感谢刘昶对本书的精准翻译和为这次再版所做的工作。

白凯 PqHOqJIvJ155dCCBBWUx42kvrrBB262YEqEph7wCIOJKt1goGNUyVQllRigdeT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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