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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和宗亲调解在过去的研究中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就我所知，萧公权的《帝制时代的妥协和解》（1979）是迄今为止关于这方面比较彻底的研究。但这一研究受到其资料的限制，萧用的主要是方志，没有实地调查。结果他的讨论局限在较为重大的冲突和纠纷，诸如宗族械斗、农民抗税和水利纠纷中，对日常村庄生活中的纠纷基本上没有涉及。
和前一章一样，本章的资料也来自满铁在沙井、寺北柴和侯家营的调查，并辅之以其他村庄比较粗略但仍有用的资料。这些资料包含了与调解有关的大量人事、方法、过程及原则的讨论，特别是由村民为日本调查人员回忆的41件纠纷（其中18件演变为法律诉讼）的具体细节（见表9）。调解案的大部分（共26件）是村内纠纷，恰好是现存学术文献中最薄弱的领域。这些纠纷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因契约责任而起的纠纷，通常由中间人进行调解；另一种是家庭和邻里纠纷；通常由族长或社区领袖来调解。像在前一章中一样，如果田野调查的资料只适用于民国时期，我会加以说明；否则的话我对村庄内民间调解的基本性质的分析就同时适用于清代。这一章的分析是建立在上一章的资料和证明的基础上的。上一章的研究证明了直至共产党革命胜利以前，村庄内部纠纷的性质和处理基本上是延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