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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一开始就提到的，县法庭存档与村庄的纠纷和诉讼记录密切相符。民国时期的地方法庭规定要制备案件登记簿，区别民刑案件，分别新收、旧收和已结案件。顺义县1927年的案件登记簿列有101件新收民事案件，每件案件都列出了诉讼当事人的姓名，以及对纠纷内容和类型两个字的总结。表5根据案件登记簿上的主要分类对这些案件做了一个分析。
分析的结果与我们根据村庄资料和县法庭案件存档所设想的一样。关于土地（包括住宅）、债务、婚姻和继承（包括养赡）的纠纷——这四个被当代档案学者和本书研究所采用的主要类别的纠纷，占了顺义县法律诉讼案件的绝大多数，与我们在三个村庄中看到的情况一样。总的来说，它们构成了1927年顺义县民事案件的82%。表6显示的是村庄里的相应数据。
清代可资利用的资料显示了同样的情况。宝坻县所存的1833—1836年和1861—1881年共25年的词讼案件簿，列出了总共209件案件可以明确地判定与土地、债务、婚姻和继承有关（见表7）。同样地，214个归入民事的淡新案件中有202件属于这四类。毫无疑问，这些纠纷在民事诉讼中占压倒性的多数。
表7还显示出民事纠纷在19世纪占了县法庭三分之一以上的（包括民事和刑事在内的）承办案件数。根据表8的资料，民国年间民事诉讼的比重可能有所增加。1936年全国255个地方法院的报告表明民事案件的总数和刑事案件相当，而1918—1944年间在5个个别的县中民事案件总数已经超过了刑事案件。
表7 淡水-新竹和宝坻的民事与刑事案件比例，1833—1894年
①指土地、债务、婚姻和继承案件，不包括缩微胶卷中遗失的7件和5件非诉讼案。
②包括案件登记上明确说明是土地、债务、婚姻和继承的案件。其中的31件还涉及殴打与斗殴。
③这里剔除了78件与乡保和牌头的任命及职责有关的案件，及274件原因不明的斗殴案。后者中可以相信有相当数量的案件与土地、债务、婚姻和继承有关。
资料来源：《淡新档案》，戴炎辉编目整理；宝坻，329；词讼案件簿，1833—1835，1861—1881。
表8 全国和5个县中的民事与刑事案件比例，1918—1944年
①这是255个地方（或初审）法院所报告的“初审”案件；其中236个是县法院，其余的是大城市的地方法院（即19个省会中的17个，以及上海和北京）。民事案总数中还包括12件高等法院所收的初审案。
②松江，1918，1924；顺义，1927，1930；临海，1928，1929；随县，1935，1936；宁都，1940，1944。
资料来源：全国，《司法统计1936》，2：1—8；3；30—40。5个县，见表19。
总之，从我们所掌握的零散的县法庭案件资料中，可以看到三个事实。第一，在清代和民国，民事诉讼主要围绕着土地、债务、婚姻和继承（包括养赡）的纠纷展开；第二，在1750—1900年间，民事案件可能占到县法庭所有案件（包括民事和刑事）的三分之一；第三，在民国时期，民事案件可能更为增加，到了20世纪30年代，达到县法庭所处理案件的一半。
在上一章里我曾讨论过，清朝当局尽力将所谓的“细事”小而化之，这点如何极大地影响了过去学者们对明清民法的研究。理想的状态，不论在律文上还是实践中，都是让地方居民自行处理诸如继承和婚姻之类的“小事”所引起的争执。如果这类纠纷仍然进入了官方司法系统，则应由地方官“自理”而不得再烦渎上听。清律并不要求上一级对这一类案件进行复审，只有所谓“重情”才必须这样做。县官只要每月呈交一份受理案件的记录就可以了（例第三百三十四条之四）；除此之外，上级官僚不应再受打扰。似乎是为了强调这类案件的微不足道，清代还限定了收受此类诉讼的日期。例如，直到18世纪末，只有在农忙的四月至七月以外，才于每旬的三、六、九日接收新案；自此以后，尽管办案负担日益繁重，办案时间还是缩减到每旬的三日和八日（瞿同祖，1962：274注13）。
与清代官方要我们相信的不同，本章的研究显示民事案件是地方法庭受理案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我们的田野调查资料，对一个地方的大多数居民来说，民事案比刑事案更重要也更常见。所有的居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都会碰到财产、债务、婚姻和继承这样的问题，而只有相当少的人会卷入严重的刑事案件中去。一个地方官同地方社会的关系很可能更多地取决于他对民事案而非刑事案的处理，尽管那些重情大案在他同自己上司的关系（因而在他自己的仕途）中来得更重要。本章所详细讨论的各类民事案件绝非微不足道，事实上它们是地方法庭日常运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