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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彼得·维尔戈指出，新博物馆学的提出给博物馆带来的变化是使博物馆的运作问题从技术性层面转向了理论性和人文性层面。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旧概念下的博物馆运作侧重点可以被简单地归结为从物到人的转变，而是博物馆在馆藏陈列与人文观念层面分别具有了更加清晰的指向性，从而融为一体。因此，处于不同时空、不同地域的博物馆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定位，但同时，对于整体的博物馆发展而言，世界范围内对博物馆功能和价值的探讨与期待呈现出了一致的公共趋向性。
在地域文化传统、思想形态变化、社会发展需求等多重因素的引导下，博物馆的价值属性逐步发生变化。根据“museum”一词的词源来看，希腊语“mouseion”意为“缪斯的居所”。因与希腊神话中缪斯女神崇拜相关，博物馆主体亦作为神庙般的歌颂与崇拜对象。约建于公元前280年的古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由大量的馆藏希腊文学作品、纸草文献和皮纸抄本为藏品构成，被视为博物馆形态的雏形。亚历山大图书馆更像是一所由研究机构、图书馆和学院组成的联合体，值得指出的是，它与当今面向所有民众开放的图书馆在属性与面貌上均大相径庭，其公共性的初露头角也不过是面向古埃及社会中具备识文断字能力的阶级，普通民众仍只可仰望。亚历山大图书馆因保管收藏着数量庞大、自成体系的文化藏品而褪去了神话崇拜的内容，但其学院范式的高贵躯壳却不曾脱离。
博物馆学界普遍认为博物馆雏形可追溯至亚历山大图书馆，但古埃及时期并无“博物馆”一词的类似说法。在这之后，包括卢浮宫在内的诸多欧洲宫廷与贵族的私人收藏室，也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博物馆的未成熟形态。这种观点的形成盖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收集、存放与保管物件是博物馆工作的首要任务，有足够的收藏数量永远是建立一个堪称博物馆的建筑空间的第一步——然而，这并不是博物馆的全部工作和职能。在这一时期，博物馆作为珍宝存放室，收藏属性是其全部价值，这份价值也仅对其拥有者才有意义。收藏室的参观者必须经由主人筛选、邀请，才能获得准入欣赏的资格；藏品的价值阐释也为拥有者的学识与主观表达所限，与社会公众可谓毫无瓜葛，仅是极为私人的收藏陈列室。
卢浮宫的前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研究机构，也是贵族皇家宝物的收藏处，在法国共和时期对外展示着贵族阶层的奢侈生活。后来，法国对世界展开武力殖民，搜刮世界多国的战利品，用以向本国人民展示强大的国力与殖民扩张的丰功伟绩。及至法国大革命时期，卢浮宫博物馆正式建立，面向公众开放，开启了具有平民化与公共性的博物馆近代定义。但是，每个博物馆所具备的自身与社会条件迥异，卢浮宫博物馆的开放并未在世界范围内的博物馆事业中引发即时性的巨大影响，彼时博物馆仍被认为是与图书馆、档案馆并列的收藏保管机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思潮的影响下，博物馆人才开始团结起来，反思神庙的客观性、绝对性，并共同将定义博物馆加以制度化。
自1946年成立以来，ICOM曾对博物馆定义进行过八次修订，并通过制定《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ICOM Statutes，简称“ICOM章程”）加以制度化。从1946、1956和1961年的三次博物馆定义修改的措辞中可看出对博物馆的定义仍在摸索之中。博物馆这一名词所涵盖的机构范围始终是这三次修订的重点关注问题：1946年的定义中认为只有拥有永久展厅的图书馆才可属于博物馆；1956年的定义中认为隶属公共图书馆的常设展馆可被认为是博物馆，并强调动物园、植物园等机构必须面向公众接待并展示藏品；1961年的定义中则将历史古迹、自然遗址与保护区纳入博物馆范围。之后1974年的博物馆定义更新，开创性地显示出了应将博物馆视为社会角色的态度。从博物馆的功能属性来看，1951年ICOM对博物馆机构的定义中增加了娱乐（delectation）功能；1962年，将原先的“delectation”一词更换为“enjoyment”，将原先的“instruction”一词更换为“education”，以增强用词的客观程度，弱化了博物馆输出知识的单向流动感，突出了博物馆的互动感；1974年，定义强调了博物馆的基本职能与公共属性，这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的新博物馆学倡议休戚相关。此后，博物馆学学界开始强调博物馆馆藏的原生环境的重要性，博物馆价值理念在新博物学的理论浪潮中得到重塑，又在多个类型博物馆的建馆实践中加以完善。直至2001年，博物馆强调“不受任何政体性质、地域特征、职能机构或相关机构收藏藏品的定位等因素的限制而予以适用”，进一步彰显了博物馆的包容性，定义不再掌握对机构的资质进行优先判别权，而是对机构是否具备博物馆性能进行定位，ICOM执行委员会与咨询委员会亦有判断机构是否具备博物馆资格的能力。到2007年，博物馆定义中不再有列表式的博物馆机构名目。
虽然博物馆定义在1946年之后的七十多年间不断被调整，但在2022年第26届ICOM布拉格大会召开之前，定义本质上并无太大变化，普遍使用的相关定义的基本框架依然是在1974年哥本哈根大会上建立起来的。2019年年初，ICOM提出了“需要一个新的博物馆定义”的号召，邀请会员、学界组织与学者个人共同创建一个博物馆的新定义。在京都大会召开前，已有269个提案发布在ICOM网站上，对于博物馆的性质、功能、运营方式等方面均有所修补，不过最终未能按预定计划完成章程中博物馆定义修订的法律程序。章程修改虽未实现，但提取出2007年博物馆定义，与之相比新定义草案所改变的重要关键词仍是有意义的。
2007年的《ICOM章程》中对博物馆定义的表述为：
博物馆是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常设性机构。它为了教育、研究和欣赏之目的而获取、保存、研究、传播和展示人类及环境的物质的和非物质遗产。
2019年7月ICOM执委会发布的拟提交表决的新定义草案是：
博物馆是用来进行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辨对话的空间，具有民主性、包容性与多元性。博物馆承认并解决当前的冲突和挑战，为社会保管艺术品和标本，为子孙后代保护多样的记忆，保障所有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平等获取遗产的权利。博物馆并非为了盈利。它们具有可参与性和透明度，与各种社区展开积极合作，通过共同收藏、保管、研究、阐释和展示，增进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旨在为人类尊严和社会正义、全球平等和地球福祉做出贡献。
在此之后，数位海内外学者对博物馆的新定义草案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读与分析，认为博物馆新定义在博物馆价值坐标、博物馆与社区的关系、博物馆核心业务、博物馆机构属性等方面均做出了更为开放、包容和丰富的内涵挖掘。
征集提案这一行为本身，与博物馆新定义的草案内容，让博物馆的社会属性昭然若揭——博物馆是无法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的，博物馆本身并无意义，是社会赋予了其意义。同时，新定义也更清晰地显露出在社会化历程中转型的博物馆的新特点，即博物馆作为文化领域高级机构的政治性，博物馆是保管本地区人民所享有的集体记忆的公共空间，保障公众享有获得文化遗产的权利，并承担增进公众理解自然和人类遗产的功能。
自20世纪以来，社会经历了从传统农业，工业现代化，到多元化后现代社会的转变，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文化研究等学科及理论开始关注少数民族、边缘文化、性别意识等非主流内容，从而产生研究分支。与其并行的是，博物馆场域发生了从神庙、到学院、到私人陈列室、再到公共场所的转型。博物馆定义的更迭历经数十年，中心始终是“去权力化”，从每一次的修改内容都可看出博物馆在官方管控与包容开放之间所做的博弈。而2019年ICOM向世界博物馆人征求博物馆定义修订意见的举措，也表明了博物馆界正在力求自上而下的开放、民主与包容的坚定态度。
2022年8月24日，在布拉格举行的第26届ICOM大会框架下，ICOM特别大会通过了最新的博物馆定义。投票历时18个月，该过程涉及来自世界各地126个国家委员会的数百名博物馆专业人士。博物馆新定义为：
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博物馆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
博物馆新定义与博物馆角色的一些重大变化一致，强调包容性、社区参与和可持续运营的重要性。在阐述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机构的同时，再次强调了博物馆的非营利性与常设性这两个基础属性。基于自身的非营利性，博物馆在经营过程中如何获得资金收入一直是近些年引发学界讨论的热度话题，这一话题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英美博物馆都曾经历国家财政无法持续支持博物馆的现象，从而促使博物馆在场地出租与衍生品开发方面做出了别样的努力，在针对博物馆开发方式的研究中被当作经典案例。然而，博物馆界如何通过介入文化创意经济获得资金支持呢？在博物馆相关产业的开发中，博物馆的经济行为对社会和博物馆本身将造成哪些影响呢？当观众为博物馆买单时，人们究竟想要得到的是什么？这些对博物馆可持续性展开讨论的议题在文化研究、文化经济学中都得到充分的关注。
博物馆定义的数次更迭，始终紧跟其时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其讨论重心从“博物馆是什么”逐渐演变为“在社会中的博物馆承担怎样的角色”，强调博物馆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意味越发浓重。昔日文化与文明只属于精英阶层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文化与社会已然密不可分，而博物馆在社会变革中所起到的政治、文化与经济作用在不同时代各有侧重。更进一步，“博物馆有潜力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这一观点既不新鲜，也不激进。例如，博物馆可能革新社会不平等的指标，也可能积极参与当代社会的建构，对特定人群的生活乃至思想产生影响，以促进不平等社会现象的缓解。在长时段的社会状态中，即便博物馆拥有一个具权威的释义，也只是眼下最具多方包容性的阐述。各专业学者乃至社会群众依旧对博物馆定义持有广泛观点，但是，他们都无法否认博物馆必会影响社会，必将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热点做出回应，这一点也是博物馆定义不断更新的重要现实意义。
[1] Duncan C， Civilizing Rituals: Inside Public Art Museum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5; Low T. What a Museum? //Anderson G， Reinventing the Museum: The Evolving Conversation on the Paradigm Shift . Lanham: Altamira Press，2012: 34.
[2] Robert Macdoald，Museums and Controversy: What Can We Handle?， Curator ，vol.39（1996）: 167-169.
[3] Peter Vergo ed. The New Museology . London: Reaktion Books，2006: 1.中文译文参见王颖的译本，《新博物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第1页。
[4] Duncan F. Cameron，The Museum，a Temple or the Forum. Th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972（XIV/1）: 11-24.
[5] Peter Vergo ed.， The New Museology . London: Reaktion Books，2006: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