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40多年来,深圳经济奇迹的主要内容就在行业发展,即产业发展。如今,当我们回看深圳行业发展时,不禁要提出一个问题:促成其发展的初始条件,也即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是什么?它们是怎样起作用的?
深圳行业发展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特区的建立。1980年建立特区,深圳有了一个特殊的体制,更接近市场经济的体制,这是行业发展不可多得的条件。深圳行业发展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人才。在当时的深圳,人才来自移民,与早年的美国相似。不过,如果不建立特区,人才没有理由到这个地方来。因此,这两个必要条件是有先后关系的。此外,还有两个充分条件——区位与亚文化。它们和两个必要条件一起,共同形成了影响深圳行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这些条件交织作用,产生“化学反应”,才有了今天深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我们来看看这个“化学反应”的过程。不同于当时的其他三个特区,深圳是在近乎一张“白纸”的情况下建立特区的。同时,深圳的区位条件独特。深圳对面的香港为其带来了较多的发展可能,这在特区建立之初是十分难得的机遇。深圳市场和行业发展较高的自由度、较低的进入门槛,在较短时间内吸引了一批市场主体。这些市场主体在几近“手无寸铁”的情况下,大多先通过香港做转口贸易,赚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他们中的一些既受过良好教育,又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开始创办实业。在进入规模化生产以后,技术研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显现出来了。同样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那些人,开始关注并从事技术研发。华为、比亚迪和迈瑞等一批先进的高科技企业的创始人,大抵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贸易—工业—技术,简称贸工技,是早年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走过的道路,由此形成的模式在深圳又一次“上演”。如果一定要说深圳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那是发生在进入创新驱动阶段以后的事情。
行业发展,人才是必要条件。早年的深圳没有大学,更没有好大学。那么,怎么解释深圳行业发展的人才资源呢?在建立特区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深圳的人才来自移民。按照现在划分劳动和人力资本(人才)的常用标准——平均受教育年限,深圳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高于全社会均值的。也就是说,在深圳开发的早期及后续较长时期,其人才就存在于移民之中。图1表明,深圳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量一直在以较高的速度增长,从1982年的811人增长到2020年28 849人,年均复合增长率为9.9%,在我国大城市中名列前茅。这当然和深圳存量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有关,但如果没有移民受教育年限超过存量居民,这个增长率是不可能达到现有水平的。
图1 深圳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
资料来源:深圳统计年鉴、深圳人口抽样调查公报、深圳人口普查公报等。
深圳拥有大量移民,不仅与特区体制有关,还与区位有较大的关系。深圳毗邻国际化大都市香港,背靠珠三角腹地,无论是当年的转口贸易,还是今天的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香港和珠三角其他城市,如广东的东莞、中山和惠州等,都对深圳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广府文化有助于创新创业,在深圳得到了深刻诠释。在一个只有镇级建制的地方搞特区,最需要的就是人。而深圳的特殊体制和优越区位,使一批冒险家、创业者涌入这里。这群人往往是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创新者——有远见卓识、有组织才能、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在熊彼特看来,市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是源于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精神。移民和他们身上特有的自力更生精神在这里汇聚,形成了不可多得的创新文化。他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地处珠三角,是岭南文化的亚文化——广府文化覆盖的地域。广府文化是务实、低调的文化。移民带来的创新文化叠加区域特有的务实文化,造就了深圳涌动着的创业创新活力,包容大气的创新生态,以及占比高居中国城市榜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优势深刻地影响着经济活动的投入要素和运行机制,塑造着社会生活中个人与组织的行为。深圳的一些特殊性不可复制,但其创新文化,以及在创新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创新生态,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呈现出一定的共性,被人们学习和效仿。
特区和人才,区位和文化,两个必要条件,两个充分条件,以及它们的交织作用,创造了深圳行业发展的初始条件。至今,它们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深圳的行业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