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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同志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和光辉典范。在漫长的科学生涯中，钱学森以满腔爱国热情，无私奉献、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团结协作、甘为人梯，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在中国科技界树起了一座丰碑，被誉为“人民科学家”。
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无比热爱，是钱学森爱国主义情怀的核心要素和突出写照。钱学森一生始终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相结合，将个人选择与社会需要相统一，将个人追求与时代主流相契合。学生时代，他勤学精进，志在报国，树立了航空救国理想；留美期间，他潜心研攻，志在兴国，下决心学成返国服务；回国以后，他献身国防，志在强国，成就了“两弹一星”伟业。
钱学森不辱使命、不负重托，赤胆忠心，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祖国强盛和人民幸福鞠躬尽瘁，贡献了毕生心智。他以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崇高的民族气节，以实实在在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效国之行，向祖国和人民递交了一份完美的人生答卷。
无私奉献、忘我工作是贯穿钱学森一生的品质风范，是他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动力之源。钱学森以国忧为己忧，以国富为己任，以国强为己荣，他对祖国科技事业的投入，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他毅然舍弃专业研究，投身祖国国防科技事业；他淡然面对荣誉地位，科学大师风范可见一斑；他始终关心科教事业，倾心谋划国家长远发展。
钱学森数十年如一日，将自己的知识与智慧全部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奉献给了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开创了举世瞩目、石破天惊的中国航天事业，捍卫了国家的安全，推动了民族的振兴，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并从整体上大幅推进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赢得了世人的敬仰和爱戴，不愧为中国科学界的一面旗帜。
严谨求实是科学精神的本质和客观要求。钱学森自学生时代起就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学业。无论是留学阶段还是学成回国后，钱学森一直提倡学术民主，反对学术专权，敢于挑战权威。他一直坚持学术标准和科学规范，对待科学问题一向严谨、严肃、严格，并将这种优良作风与优秀品质传授给年轻科技工作者和学术新秀，保持着一位杰出科学家崇高的学术操守和价值判断。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钱学森始终坚持科学标准，对待学术实事求是；一直紧跟科技前沿，科学追求永无止境；致力培养科技帅才，唯愿事业后继有人。
钱学森勇于探索，开创科学技术新的领域。他总结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由此提炼概括出技术科学思想与方法。他将技术科学思想方法推广到其他工程领域，创建了“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两门新的技术科学。
钱学森善于攻关，不断攻克国防科研难关。在主持中国航天技术研发过程中，他创造性地将技术科学思想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确立结合航天和国防建设需要开展科研的指导原则，突破了大量的关键技术，为许多重大航天项目的成功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
钱学森敢于突破，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晚年，钱学森运用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广泛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提出综合集成方法，构建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为祖国科技事业呕心沥血。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大力协同是航天传统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的核心凝聚，是中国航天事业成功的法宝。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一直大力提倡团结协作、发扬技术民主、敢于承担责任，并成为协同精神的自觉倡导者和践行者。他在总结中国航天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从航天系统工程拓展到社会系统工程的总体设计部思想及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并由此开创了系统工程中国学派。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晚年钱学森潜心学术研究，在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过程中，通过与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学术同仁不断通信，凝聚了一大批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不同研究专长的专家学者，共同推动和促进学术协同创新。他以一位老科技工作者的身份为增强理论自信、推进协同创新殚精竭虑，厥功至伟。
教育强国，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授人以渔，是钱学森历来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的。钱学森一向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他当年回国所干的第一件要事，就是尽快培养导弹和宇航方面的专业人才，并为之殚精竭虑。他撰写的《导弹概论》和《火箭技术概论》教材，带领学子们进入神秘的航天领域。在钱学森的大力倡议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终于成立，他不仅担任近代力学系主任，而且亲自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课。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国家培养了数万名高素质科技人才，其中不乏院士和将军，钱学森功不可没。作为大科学家，钱学森还以博大的胸襟，尽力帮助困难学子和青年才俊。爱心昭昭，情怀甸甸。
直到晚年，他最牵挂和思虑的仍然是教育和人才。他对前来探望的国家领导人反复提起的是如何大力培养杰出的科技人才，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发人深思。
钱学森甘为人梯的教育担当，体现了他始终将祖国强大、中华复兴、民族振兴放在第一位的爱国情怀。堪称典范，令世人敬仰。
钱学森是科学家精神的自觉践行者。习近平同志曾指出，我们要“学习钱学森同志的光荣感。他把群众的口碑当作自己无上的光荣”。诚如钱学森本人所言：“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钱学森精神是钱学森以服务国家、服务人民为最大光荣的真实写照，成为他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体中国人民永远学习并不断发扬光大。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钱学森逝世十周年。回顾钱学森光辉灿烂的科学人生及其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揭示钱学森精神的深刻内涵，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恒久的历史价值。
古往今来，凡有大作为、成大器者必是能紧随国家发展的脉搏，进而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相结合。钱学森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与忠诚，做出五次重要的人生选择。这五次选择都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他将炽热的爱国情怀融入学习和工作中，将个人的兴趣爱好与祖国的迫切需要紧密结合。
1929年，钱学森报考大学前夕，他的中学数学老师认为他数学好，应报考数学系，将来当数学家；国文老师认为他文章写得好，应报考中文系，将来当作家；美术老师认为钱学森在艺术上有天赋，建议他学画画，将来当画家；而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希望他子承父业，建议他学教育，将来当教育家。此时钱学森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意，做出了人生的第一次选择：学铁道工程，学造火车头。中学时，他经常听老师讲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给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设想，为了让衰败的中国迅速复兴，提出要发展交通，尤其要发展铁路交通。钱学森受这一观念的影响，报考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的就是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当时叫铁道门。
正当钱学森在交通大学憧憬着毕业后做詹天佑式的铁道工程师时，1931年和1932年先后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在“一·二八”事变中，日军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给中国军民造成惨重损失。在校园里目睹着天空中肆虐的日军飞机，钱学森做出了人生的第二次选择：改学航空工程，学造飞机。此后，他利用课余时间把交大图书馆里所有航空方面的书都读了一遍，还发表了多篇关于航空方面的文章。钱学森从交通大学毕业后考取了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公费生，专业是航空工程，当时叫航空门。在出国前，他根据清华大学的安排，在杭州中央飞机制造厂、南昌第二航空修理厂、南京第一航空修理厂、上海高昌庙海军制造飞机处参观实习了大半年。
1934年清华大学考选留美公费生揭晓通告。
1935年9月，钱学森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读研究生，一年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在学习过程中，他发现当时航空工程的工作依据基本上是经验，很少有理论指导。钱学森认为，如果能掌握航空理论，并以此来指导航空工程，一定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当时美国的航空工厂普遍歧视中国人，钱学森在硕士毕业后无法进入工厂实习以获得必要的航空工程实践经验。基于以上几点考虑，他做出了人生的第三次选择：从做一名航空工程师，转为研究航空理论。钱学森向当时最擅长航空理论研究的加州理工学院提出入学申请，并成为世界著名力学家冯·卡门教授的博士生。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钱学森迅速成长为航空理论界的青年才俊。
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不久，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指示陈赓大将询问钱学森，中国人自己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的回答非常肯定，但他并没有料到国家会把研制导弹、火箭的任务交给他，让他来做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国家的需要使钱学森做出了他人生的第四次选择：从学术理论研究转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设。钱学森晚年曾经跟他的秘书说：“我实际上比较擅长做学术理论研究，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国家叫我干，我当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想那么多就答应了。”钱学森干起来之后才发现原来做这个事困难那么多，需要付出那么多的精力，而且受国力所限，国家只能给这么一点钱，所以压力非常大。他以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选择，义无反顾投身于中国航天事业，并且出色地完成了国家交给他的任务。
1982年，从国防科研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钱学森已经71岁了。为国家做出了这么大贡献，钱学森完全可以休息了，写写回忆录，做做报告，但是他又做出了人生的第五次选择：再次回到学术理论研究当中。此时全国上下都憋着一股劲，要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钱学森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理由置身事外。从71岁到85岁，他以独到的研究视角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建筑科学等领域进行不懈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而富有建设性的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途中，钱学森的很多思想如系统工程思想、综合集成思想、总体设计部思想等已在国民经济、军队建设以及社会发展中产生了重要影响。钱学森非常看重自己晚年的科研成果，他曾经对堂妹钱学敏教授说：“我这些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两弹一星’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