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钱学森

然而，国际形势又发生重大变化。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因一个名叫麦卡锡的美国国会议员而变得风声鹤唳。1948年开始，麦卡锡操纵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叫嚣要警惕和防范共产党的威胁，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意识形态浪潮和运动被称为“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以“共产党人渗透”为借口，与时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胡佛里应外合，掀起一场非法调查、审讯和迫害进步人士的运动。

1950年2月9日，麦卡锡声称掌握了一份“隐藏在政府中的共产党间谍名单”，上面多达205人。这份名单上有早期的美国共产党书记E.白劳德和加州理工学院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书记S.威因鲍姆。威因鲍姆是乌克兰人，1922年转到美国，1924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取得科学学士学位，1929年再次进入加州理工学院读研究生，后获药物学博士学位。名单上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钱学森的好友弗兰克·J.马林纳。威因鲍姆与马林纳关系密切，且都喜欢音乐。钱学森求学期间与这两个人是好友。1950年3月，联邦调查局加紧了对钱学森的调查，派人秘密询问钱学森身边的同事、租房的房东等相关人士。但没有人认为钱学森是共产党员。后来，他们在调查材料中发现了一份专门从事安全调查的政府机关档案，该档案称钱学森是一名共产党员，且使用“约翰·M.戴克”的名字，定期参加在帕萨迪纳的共产党会议。

当时，正值中国抗战时期，钱学森身在异乡却心系故土，他痛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径，关心国家命运。马林纳也同样痛恨法西斯。因此，钱学森和马林纳经常讨论中国的时局。在马林纳的介绍下，钱学森结识了威因鲍姆，并参加了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小组书记就是威因鲍姆，当时任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小组每星期例会常讨论时事，谈论苏联的形势和反法西斯行动，具有正义感的朋友对中国人民遭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痛苦十分同情，使得钱学森倍感欣慰和温暖。他觉得每次参加小组的活动都能感觉到真切的友谊，因此他积极地参与小组的集体学习活动，学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并且听过美国共产党书记白劳德的几次讲演会。除此以外，因同样爱好音乐，钱学森经常与他们相约去洛杉矶音乐厅听洛杉矶交响乐团的演奏。他还受邀到威因鲍姆家做客，一起欣赏音乐，外加谈论时政。后来钱学森还推荐威因鲍姆来自己主持的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做助理研究员。

1949年，美国政府开始对共产党员大肆搜捕，马林纳逃到了法国，威因鲍姆被捕入狱，钱学森也被列为怀疑对象。威因鲍姆被确认为共产党员后，联邦调查局便推定经常到他家做客的钱学森也是共产党员。1938年至1939年期间，美国联邦调查局打进共产党内部的奸细比尔·坎柏曾向当局提供了一个名叫约翰·M.戴克的中共党员记录。由于查不到此人的下落，他们怀疑这是钱学森的化名。

1950年6月6日，美国陆海空三军签署通知，禁止钱学森接触涉密研究，并吊销他的涉密研究许可证。钱学森收到通知后受到很大震动，他认为美国政府的不信任极大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和感情，更加坚定了尽快回国的决心。6月22日，威因鲍姆在家中被捕。这一消息再次给钱学森以极大打击。于是，他们加快了回国的进程。6月26日，蒋英和钱学森的第二个孩子——女儿钱永真降生。女儿的降生让家里多了不少欢乐。

钱学森一方面向加州理工学院提出辞职，另一方面，与蒋英一起购买回国的票，打包行李办理托运。最终钱学森辗转预订了8月28日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机票飞往香港，并与货运公司约定7月25日到家中打包行李。

然而，在等待回国的两个月里却事有变化。为了自证清白，钱学森同意参加华盛顿于8月23日为他举行的听证会。到达波士顿后，钱学森拜访了时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的丹·A.金波尔，向他道明了事情原委，并控诉被无故吊销从事机密研究许可证的事情。金波尔一边安抚钱学森，一边在他离开后立刻打电话给美国司法部：“以钱学森所具备的学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

钱学森对这一切却毫不知情。8月23日，钱学森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美国移民归化局人员向他出示了一份文件，即司法部开具的命令——禁止他离开美国。钱学森回家后将此事告诉了蒋英，并同她商量：“我们的机票还是退了吧。或者，你先带着两个孩子回国。我一个人留下。”蒋英对所发生的一切深感气愤，但却毫无办法。考虑再三，蒋英起初同意先带孩子回国。但很快，她便改变了想法，决定留下陪钱学森一起面对眼前的困难，等问题解决后再一起回国。

8月25日，蒋英致电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取消她和孩子的机票，但要求保留香港的过境签证，以待行程确定后使用。然而，就在同一天，《洛杉矶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在驶往中国的船上查获秘密资料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财产被海关扣留》。文章称：

在船上装有秘密和机密科学资料的八个大箱子被加州理工学院的著名科学家之一运送到共产党的中国，政府官员昨天对他进行了指控。

据联邦官员说，美国法官Ben Harrison签署了一项扣押这些箱子的政府令，并断言这些箱子里面有保密和非保密资料。

这个到上海的托运是由住在Altadena 360 Buena Loma附近的钱学森教授发出的，也是加州理工学院丹尼尔和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的主任（办理的）。

已经计划行程

海关收集办公室的官员说，采取的行动是民事案件，并对箱子里面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在钱学森的家里，被公认为世界上航空动力和喷气推进领域的领导人物的钱学森告诉时代周刊，他计划回到中国。

“这是我的私人财产。”他说，“我正计划回到中国，现在我不能。我被移民局告知不能回去。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审查我的箱子。我不知道整个事情是怎样。”

钱学森博士说，据他所知，在被扣押的箱子里没有机密资料。

被（要求）提供宣誓书

宣誓书由海关收集处的署理助理Leo P.Pogre交到法院。他说，这个学者想在8月21日把箱子托运到上海，自己也一起返回上海。

箱子首先到香港然后再通过代理运到红色中国。Pogre说（托运的）箱子不符合“出口管制法”“中立法”“间谍法”的相关规定。

同时，发布财产拘留令的助理Atty Max Deutz说，箱子重达1800磅，包括大量的有关航空飞行和导弹的先进技术的资料。

列出清单

海关的官员说，这些资料是文档、密码本、符号书、提纲、照片、底片、蓝图、计划、笔记和其他形式的技术资料。

为海关收集处William Jennings负责出口部的Roy M.Gorin发布了以下观点：

“经过检查，我们发现了钱学森的要船运到上海的私人箱子，包括各种形式的技术资料，有些是秘密、机密和受限制的。”

彻底调查

“因为这个原因扣押了所有托运行李，彻底调查也将展开。”

加州理工学院的Clark B.Millikan教授说：“钱学森在学校的喷气推进工作完全是学术行为。”

“我们知道他打算9月回到中国，”Millikan博士说，“他的父母在那里。在中国他有家庭问题需要解决。”

钱学森博士跟正在进行秘密研究的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试验室没有关系，Millikan博士说。

Millikan称赞钱学森

“我确定在整个事件中存在误会和混淆。”Millikan博士补充说。“我确信这些托运的都是他自己的资料。钱学森博士是一个非常有价值、诚实和忠诚的人。他在这个国家待了很多年，跟我们理想完全一致。”

现年40岁的钱学森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空气动力学教授。1948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建立古根海姆中心。193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取得了博士学位。

蒋英从报纸上看到报道后非常生气，打电话给货运公司，要求对此事作出解释。货运公司辩称他们被告知在海关宣布前，不能对任何人提起钱学森行李的事。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显然更让蒋英震惊和愤慨。

一方面，美国政府各部门开始各自审查钱学森行李中的所有资料。另一方面，联邦调查局派人在钱学森家门口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钱学森或许已有不祥的预感，自从行李被查扣，始终未离开家中半步。

1950年9月6日下午，蒋英正怀抱着两个多月大的永真，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一打开门看到门外站着两个彪形大汉。这两人自称是美国移民归化局派来的，要找钱学森。蒋英见来者不善，就让他们在门外等候，转身回到屋里告诉钱学森。钱学森缓步走到门口。接着，这两人盘问了钱学森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个人信息、参加过的社会组织、1938年—1940年间与威因鲍姆和马林纳交往的情况，以及是否参与过共产党的组织和回国动机等。钱学森一一作答。对于共产党员身份问题，钱学森则一再声明他从来都不是共产党员，也未参加过共产党的正式会议。然而，移民归化局的人员并不关心钱学森的回答，还是坚持要将他带走做进一步调查。钱学森除了予以配合别无选择，他回到房间简单收拾了一下，然后缓缓地对蒋英说：“他们让我跟他们一块去，我走了。”如此，钱学森被移民局的人押到车上带走了。

蒋英眼看着钱学森被带走，心里非常着急，赶紧给加州理工学院打电话，告之钱学森被移民局带走的消息，希望他们能够帮忙营救。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杜布里奇听说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惊。校方决定通过法律程序营救钱学森，并聘请了曾经担任加州理工学院法律顾问的律师库柏为他做辩护。

钱学森后来被遣送到特米诺岛上。特米诺岛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四面环海。那里关押的大多数是墨西哥偷渡客。钱学森被单独关押在一个小房间里。举目无亲的蒋英除了等待校方营救的消息，别无他法。这时候，曾经受到钱家照顾的中国友人不时地送上关切，但蒋英却从不表露内心的无助，而是表现得乐观和积极。唐有祺特地前来探望蒋英，问家里有没有需要帮忙的。蒋英不仅没有提困难，反而表扬他一番说：“你的博士老师鲍林，在你拿博士学位的时候，一大堆人都在那里。他夸你啊。”

加州理工学院积极营救钱学森。一方面，律师库柏向联邦法院递交保释钱学森的申请书，另一方面，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杜布里奇与海军副部长金波尔沟通协调释放钱学森。金波尔向有关部门表明其真实企图仅是禁止钱学森离开美国而非囚禁他，随后，美国司法部作出同意释放钱学森的决定，但附加了一个苛刻的条件，那就是：必须购买15 000美金的债券作为保释金。

在家中焦急等待的蒋英，终于等到这一好消息。然而，15 000美金对他们来说却是一笔巨款。因为当时普通教授每月工资才三四百美金。钱学森是知名教授，这笔钱也相当于他一年半的工资收入。更何况，同类案件的保释金多数不超过2000美金。不过即使如此，蒋英看到了希望，她积极筹集保释金。正在此时，一个陌生人向她伸出援手。原来，钱学森被捕的消息震惊加州理工学院。很多人为他鸣不平，并给予极大同情。其中有一位是钱学森的学生，名叫马克·米勒斯。他的未婚妻波琳·里德贝格·米勒斯家境优渥，主动提出愿意提供这笔保释金。然而，这位女士行事低调，故特别提出：希望不要向大众透露是她提供的，以免让别人知道她的丈夫娶了一位富太太而尴尬。为了营救钱学森，蒋英接受了这位女士的善意，且一直对她心存感激：“我一直都记得那位捐赠这笔现金的朋友，我很感谢她。”9月22日，蒋英与波琳一起前往银行，取出15 000美金，并交给了加州理工学院工程系主任林德瓦尔，用于购买债券，保释钱学森出狱。

林德瓦尔收到钱后，按照要求购买了面值15 000美金的美国债券，其中约有200美金的差额由他本人补齐。林德瓦尔将购买的债券交给美国当局。美国当局同意释放钱学森。在钱学森被关押的第十天，蒋英才终于被允许到特米诺岛看望他。到了那里，蒋英环顾四周，那里是地地道道的监狱，高高的围墙，警卫森严，到处都是通电的铁丝网。蒋英被带到一间房间，四面都是持枪的哨兵。两个侍卫将钱学森带出来。钱学森踉跄地走了出来。蒋英担心地望着他，仅仅相隔十天未见，钱学森看起来一下子消瘦了好多，差点认不出他来。尽管蒋英有很多关心的话要说，可是旁边有四个卫兵看守，不允许她与钱学森接触。于是，蒋英挺起胸脯，告诉钱学森说：“该办的事情都办妥了。还有两三天工夫就可以接你回家了。”钱学森一言不发，只点了点头。蒋英刚说完，卫兵示意时间已到。

钱学森被关押16天后，终于获释回家。回到家后，蒋英关切地询问他是否一切都好。钱学森却始终一言不发。蒋英后来回忆说：“钱学森回家后失声了，问他什么他点点头、摇摇头，15天内体重掉了15公斤。”原来，在被监禁的十几天里，钱学森受到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钱学森缓过来后才告诉蒋英：“我被关押在单独的牢房里，不准跟任何人说话。强大的探照灯24小时地对准我，不让我休息，每隔十分钟就有一个士兵打开笨重的铁门伸进头来看看我有没有逃。大铁门很重，声音很响很刺耳。”蒋英听了愤恨不已，她深深觉得美国特务折磨人的手段既野蛮又残酷，杀人不见血。这段经历给钱学森带来了刻骨铭心的痛苦和屈辱。目睹这一切的蒋英也感同身受，以至于二十多年后再回忆起仍历历在目、心有余悸。

看到钱学森遭受的折磨，蒋英非常心痛。她唯一能做的只有让钱学森身体尽快恢复，精神上重新振作起来。为此，蒋英细致入微地照顾钱学森的生活，为他补充营养，通过家庭的温馨和爱来化解他所受的苦楚。

钱学森被捕的消息由美国媒体披露后，引起一片哗然。中国国内更是掀起抗议浪潮。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专门撰文声援，并于9月25日致电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抗议美国政府非法拘禁钱学森并阻挠其回国的行为。然而，钱学森虽被释放，案件并未终结：他的行李仍在被审查；美国司法部还要举行听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