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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返美后，蒋英在国内办理护照和赴美签证。由于钱学森持有美国“绿卡”，可以自由出入美国。蒋英以其夫人身份申请赴美签证也较便利。11月28日，蒋英拿到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签发的前往美国的护照。出发前，蒋英将行李打包邮寄到美国，装载行李用的樟木箱原是父亲蒋百里赴欧考察时特意定制并使用的，上面还贴着当时入住的宾馆行李标签，显示着木箱主人曾经的旅行足迹。而今，这些箱子陪伴着她即将再次远行，里面不仅装着行李，也装载着曾经的父爱和满满的母爱。不久后，蒋英登上赴美的航班。12月4日，蒋英抵达美国夏威夷，然后乘飞机到旧金山，随后乘火车到波士顿与钱学森会合。
在等待蒋英的日子里，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的昌西街（Chancy Street）9号租了一幢房子作为新家。这里位于查尔斯河沿岸，步行可至哈佛广场。钱学森深知音乐对蒋英的重要性，于是精心选购了一架施坦威三角钢琴作为新婚礼物送给她。从此以后，这架钢琴陪伴他们一生，成为他们完美爱情的见证。
1947年，蒋英启程赴美前在机场留影
蒋英装行李用的木箱（徐菁摄）
钱学森送给蒋英的施坦威三角钢琴
蒋英满怀期待地开始新婚生活。然而，第二天的情形却与她期待的完全不同。这一天两人吃过简单的早饭后，钱学森微笑着对她说：“我走了，再见。你一个人熟悉一下吧。”就这样，蒋英只能独自待在家里。不会做饭，也不知道怎么买菜的她不知所措，只能眼巴巴地等着。中午钱学森并没有回家，蒋英只好找了点冷餐和面包填饱肚子。到了下午五六点钟，钱学森回来了，用客气的语气问蒋英：“今天还好吗？咱们吃点什么呢？”然而，家里并没有什么菜可以做。于是，两人只好一起到住所对面的饭馆吃了一顿快餐。吃饭的时候，钱学森才向蒋英介绍起美国的生活。蒋英边吃边听，倒觉得很有趣。钱学森还建议说，以后周六周日去买点菜自己做饭吃，蒋英点头附和。然而，吃完晚饭后回到家里稍作休息，钱学森泡了一杯茶，跟蒋英说“我要工作了，回见”，便端着茶杯独自到书房用功去了。蒋英又被“晾”在一边，内心慨叹：赴美的新婚生活难道就这样平淡吗？她只好看看报纸、听听收音机打发时间。到了午夜12点，钱学森才走出来。
渐渐地，蒋英熟悉钱学森的作息规律，即一周七天中，六天半都是工作和科研时间，只有半天休息，或陪蒋英散散步，或与好友相约聚会，有时也去中国城买菜。而且，钱学森极为自律，从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计划。有一次，钱学森的堂哥去拜访他们。蒋英向钱学森提议说：“你下午带着你的堂哥到波士顿看一看！”钱学森回答说：“下午我要看书。”蒋英开始觉得不理解，但逐渐明白，钱学森的成功并非只凭天赋，而是靠后天的努力和付出的汗水。因此，蒋英越发尊重钱学森的习惯，也更加钦佩他的刻苦和勤奋。
蒋英逐渐适应了这种非典型的新婚生活，也与钱学森形成了彼此的默契。两人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婚后钱学森只要有时间都负责掌勺，蒋英则帮忙打下手，一起做晚饭。蒋英对钱学森的厨艺极为赞赏。钱学森爱好美食，也擅长烹饪。钱学森读中学时，钱均夫特地让他走进厨房练习做菜，而且要求他做得色香味俱全。到了美国，吃不惯西餐时，钱学森经常买菜做中餐，练就了不错的厨艺。
出于工作需要，钱学森经常出席正式场合，因此对穿着比较讲究，通常穿定制西装、衬衣，打领带。而且，钱学森非常注意细节，西装、衬衣不仅要干净，还要整洁、笔挺。为了让钱学森无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蒋英学会了烫熨衣服，每天提前准备好钱学森要穿的衣服。蒋英多年后向钱学森回国后的秘书涂元季透露：“给他当太太很不容易，那时他是美国上流社会的大教授，天天要换洗衣服，我若给他的衬衣有一点没烫平他都要‘批评’我。”
然而，蒋英并未放弃音乐梦想，而且对人生重新做了规划。蒋英考虑到钱学森是家中独子，孩子寄托了父辈的心愿。于是，她计划生两个孩子，等他们长大一些了，再重启歌唱事业。不过，蒋英生活中不能没有音乐，每天都要弹弹钢琴，练练唱歌，欣赏唱片。钱学森心思细腻，每次出差只要时间允许，都会买黑胶唱片送给蒋英，其中有舒伯特、莫扎特、舒曼、施特劳斯等著名音乐家的作品。闲暇时，两人一起欣赏唱片，交流音乐感想。钱学森还特地购买了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会的季票，与蒋英一起去听现场音乐会，这也是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时的习惯。有了蒋英的陪伴，钱学森不再形单影只地欣赏音乐会了。除了音乐，蒋英还时常与钱学森一起参观艺术展览。艺术成为他们共同的话题，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绚烂多彩。蒋英回忆起那段时光时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学森还喜欢美术，水彩画也画得相当出色。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会，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
与此同时，蒋英逐渐融入钱学森的朋友圈和社交圈。钱学森在美国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圈和朋友圈。其中既有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如航空系的林家翘、钱伟长，地球物理系的傅承义、殷宏章，还有郭永怀、罗沛霖等，也有一起共事的美国同事。这些朋友们中当属郭永怀与钱学森最相知。钱学森也经常向蒋英提起这位好友。1941年底，钱学森与郭永怀在加州理工学院相识，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并成为知己。钱学森高度评价郭永怀，说他“具备应用力学工作所要求的严谨与胆识”。钱学森与郭永怀还共同发表了《可压缩流体二维无旋的亚声速和超声速流动以及上临界马赫数》这一经典论文。1946年郭永怀接受威廉·西尔斯的邀请，到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生院任教。西尔斯是该学院的创始人，也是冯·卡门的大弟子，亦是钱学森、郭永怀的好友。而钱学森则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康奈尔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位于美国东部，于是，钱学森和郭永怀一起驾车从加州理工学院出发一路东去。旅程虽长，但有知己同游，一点不孤单。1947年，郭永怀与李佩在康奈尔大学相识并相恋。郭永怀得知钱学森结婚的消息，便与李佩一起到波士顿祝贺。
李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们在一个周末，去了波士顿访问钱家，祝贺他们新婚。老郭事先请林家翘在他家附近为我们预订了旅馆。我们去钱家那天，当我走进客厅，立刻眼前一亮。钱学森郑重地给我们介绍了蒋英，她美貌而活跃，然后钱又很深情地指着一架三角钢琴说：‘这是我欢迎蒋英来美国的见面礼！’”
婚后的钱学森事业节节攀升。1948年，他被推选为全美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会长。这其中自然有蒋英的功劳。蒋英不仅照顾钱学森的生活，还用歌声和琴声陪伴和帮助钱学森，正如钱学森所说：“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
不久后，蒋英和钱学森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1948年10月13日，蒋英在波士顿医院生下儿子。按照钱家“继承家学，永守箴规”的字辈，钱学森为儿子取名“钱永刚”，希望他成长为刚强的男子汉。一周后蒋英出院，钱学森特地带上相机为母子两人记录下这一重要时刻。升级为母亲的蒋英，生活更加忙碌，只好聘请帮佣，帮忙照顾孩子、打理家务。
钱学森拍摄的蒋英与出生不久的永刚
1948年10月，加州理工学院新任院长杜布里奇致函钱学森，邀请他回加州理工学院。原来，当时古根海姆基金会捐资成立两个喷气推进研究中心，其中一个在普林斯顿大学，另一个在加州理工学院。两所大学都想邀请钱学森担任中心主任。杜布里奇则极力争取钱学森，他在信中说：“你在这儿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希望你把握这个机会，回到帕萨迪纳
来。”钱学森经过权衡后接受加州理工学院的聘任，担任喷气推进学科的戈达德讲座教授，兼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并决定第二年暑假结束后返回加州理工学院。蒋英对钱学森的工作向来支持，对他这一决定自然也无异议。
除了艺术，蒋英与钱学森共同的爱好还有观光游历和摄影。受父亲的影响，蒋英喜欢到处观光游历，放松心情、增长见闻。蒋英还喜欢用相机记录下美丽风光和风土人情。留学欧洲时，蒋英经常与一众好友登山、滑雪、郊游和游泳等。钱学森也喜欢用相机记录沿途见闻。读书时，他常与好友范绪箕、袁家骝等一起游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爱好摄影的钱学森，每到一处都带上相机拍摄照片。回到住处后钱学森还会亲自冲洗照片，赠送友人或自己观赏。结婚后，由于工作繁忙，钱学森鲜有机会陪蒋英到处游历。1949年6月6日，钱学森即将从麻省理工学院离职之际，一家三口特地到加拿大观看尼亚加拉大瀑布。钱学森用相机拍摄下这一令人叹为观止的壮观景象，还将照片制作成幻灯片，用投影仪投出来与蒋英一起欣赏和回味。
钱学森拍摄的尼亚加拉大瀑布
1949年夏，钱学森驱车载着蒋英和儿子永刚，从波士顿一路西去，前往加州理工学院任职。途中，钱学森接受西尔斯的邀请，到康奈尔大学为师生做学术报告，并顺便探访了好友郭永怀、李佩夫妇（两人于1948年完婚）。报告结束后，钱学森夫妇、西尔斯夫妇和郭永怀夫妇三家人聚在一起相谈甚欢、逸趣横生。聚会结束后，郭永怀、李佩陪同钱学森和蒋英游览了以色佳（Ithaca，康奈尔大学所在的小镇）。郭永怀举起相机为他们记录下这一温馨时刻。
1949年，蒋英、钱学森游以色佳留影（郭永怀摄）
不久后，蒋英、钱学森一家到达帕萨迪纳小镇。帕萨迪纳距离洛杉矶10英里，位于圣盖博山山脚下，丘陵中间分布着错落有致的橘子园，被誉为“全美最美的小镇”。相比冬季寒冷的波士顿，这里气候宜人，更加宜居。钱学森决定租下位于阿尔塔迪纳社区一处房子作为新居，因为20世纪40年代他曾经在那里住过，对四周环境相对熟悉。这栋房子是用红木和红砖砌成的，前后院都有一大片草坪，每个季节草坪上都有不同的花盛开，非常漂亮。草坪四周种了一些尤加利树。入住后，他们还买了园艺方面的书籍，学习打理小花园。由于房子位于街道末端，附近车子少，相对安全，适合孩子玩耍。后来那里成为孩子们玩乐的乐园。
房子内部一边是餐厅、客厅、厨房和洗衣间，另一边则有三个卧室，从功能上来讲足够四口之家使用。蒋英花了一些心思布置新家。家中风格中西合璧，墙上挂着中国字画，家具也是中国风的。主卧上方挂着两人的结婚照，显示主人的身份。地面铺着印花地毯。书架上摆满了书籍，最上面几层还摆着青花瓷碗作为装饰。
为了方便出行，钱学森买了一辆雪佛兰小轿车代步。重回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事业更加如鱼得水，生活也很惬意。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有很多旧友。他们常常到访钱学森家。每次有客人来，蒋英和钱学森都精心准备、热情招待。蒋英和钱学森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蒋英负责繁琐的准备工作，如洗菜、切菜；钱学森则亲自掌勺，做上一桌美味的饭菜。
罗沛霖就是这些朋友的其中之一。罗沛霖与钱学森相识于交通大学并成为好友，1949年到加州理工学院电机系就读。在此期间，罗沛霖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钱学森家“报到”。后来罗沛霖回忆起这段美好的时光：“蒋英每每都用晶莹剔透的水晶玻璃杯，装着美酒来招待我；而后三个人则一起共赏悠扬的古典音乐，例如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等。蒋英让钱学森变得更可亲一些。她比较外向，时不时地会夹着一杯酒。”
每到周末或假期，钱学森会邀请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到家中做客。唐有祺就是其中之一。他回忆说：“我1951年回国前多承他和蒋英同志款待。……蒋英不烧饭，以前做饭请人都是钱先生自己烧。我们要吃饭的时候，发现钱先生一下人不见了，原来是去做饭了。”
除了中国好友，到访钱家的还有一些美国友人。例如同样师从冯·卡门的弗兰克·马勃（1949年在喷气推进实验室担任助教）、机械工程系的副教授邓肯·兰尼以及1949年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由钱学森推荐加入喷气推进实验室高速风洞小组的弗兰克·戈达德。他们经常到钱学森家聚会，而且对钱家精致的晚餐大为赞赏。吃饭时，蒋英热情地与来宾觥筹交错。钱学森则有时深情地注视着蒋英。
美国专栏作家米尔顿·维奥斯特在《钱博士的苦茶》中写道：
钱的一家在他们的大房子过得非常有乐趣。钱学森的许多老同事对于那些夜晚都有亲切的回忆。钱学森兴致勃勃地做了一桌中国菜，而蒋英虽也忙了一天准备这些饭菜，却丝毫不居功地坐在他的身边。但蒋英并不受她丈夫的管束，她总是讥笑他自以为是的脾性。与钱学森不一样，她喜欢与这个碰杯，与那个干杯。
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更称蒋英为“可爱的姑娘”。冯·卡门出生于匈牙利，后考入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并留校工作。二战时期因犹太人遭受迫害，冯·卡门被迫离开德国赴美，加入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有着特殊的中国情结，喜欢收集东方艺术品，也喜欢吃中国菜，甚至连家里的装饰风格都是中式的。冯·卡门培养的中国学生除了钱学森，还有钱伟长、郭永怀、范绪箕、袁绍文、柏实义、张捷迁、林家翘等。他幽默风趣，极具亲和力，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和爱戴。冯·卡门是美国科学界和军界的风云人物，但风光背后也有孤独。他一生未婚，与母亲和妹妹生活在一起。蒋英与钱学森视他为家人，经常去陪伴他。冯·卡门很喜欢蒋英，听说她在德国留学，特地用德语与她交流。冯·卡门在自传中回忆蒋英：“她可爱又博闻广识，很有唱歌天赋，先在柏林学习艺术歌曲，后又到瑞士跟随一位匈牙利女高音学习。钱热爱音乐，他看起来很幸福，我很高兴他找到了一位有留学经历的妻子。”
钱学森的一位朋友在给冯·卡门的信中写道：“我们全都爱上了钱太太！”
蒋英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钱学森。钱学森有着强烈的自尊心，他决心到美国学到最先进的技术，不能被外国人看不起。在人才聚集的美国，要成为顶尖科学家，自然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钱学森对自己要求很高。他从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留校任教后，对学生要求也很高。有些学生觉得他傲慢、有点不近人情，对他望而生畏。而蒋英触发了钱学森内心柔软的一面，让他变得比以往温和，更有亲和力。钱学森身边的人感受到了他的这一变化。
1949年12月，钱学森参加美国火箭学会在纽约希尔顿饭店举行的会议时，在报告中绘制了洲际高速飞机的蓝图。他大胆预言，将来从纽约飞到洛杉矶将不到一个小时。而这在当时看起来是难以想象的。这个报告使他的学术声望进一步提高，报刊纷纷予以报道。
钱学森事业发展顺利，但同时也关注着国内时局。周培源
写信给钱学森，讲述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西郊时纪律严明的事迹。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员、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国中区负责人葛庭燧写信，并附上共产党员、香港大学教授曹日昌写给钱学森的信。曹日昌在信中转达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希望钱学森尽快回国，一起建设新中国的殷切期盼。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取得解放战争胜利后，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钱学森和蒋英从收音机上听到这一消息，难掩内心的喜悦。钱学森跟蒋英商量：“祖国已经解放，等我把这学期的课上完，正好孩子也出生了，我们就一起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