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潜移帝意，扳倒严嵩

专擅朝政二十年的严嵩，一向无所顾忌，此时感觉到失宠于皇帝，危机感隐约袭来，不免有点担忧。特地在家中设宴，向徐阶求饶。他命儿子严世蕃向徐阶跪拜，自己举起酒杯说道：“嵩旦夕死矣，此曹 （指严世蕃） 唯公哺乳。”徐阶佯装惊讶，连声说：“不敢当。”

此时的徐阶，正在密谋策划，如何潜移帝意，扳倒严嵩。为此，他使出两个绝招。

第一招是，利用皇帝笃信道教的弱点，收买他身边的道士蓝道行，在扶乩时，假借神仙之口，攻击严嵩，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促使皇帝“幡然悔悟”。唐鹤徵《皇明辅世编》描述这一情节，很是生动有趣。

某一天，皇帝向蓝道行提问，蓝道行扶乩，请神仙回答。人神之间的对话如下：

皇帝问：今日天下为何不能治理？

神仙答：原因在于，贤能者不能进用，不肖者不能屏退。

皇帝问：谁是贤能者，谁是不肖者？

神仙回答：贤能者是内阁辅臣徐阶、吏部尚书杨博，不肖者是严嵩父子。

皇帝说：我也知道严嵩父子贪赃枉法，念及他们奉承玄修多年，姑且容忍。他们果真是不肖之徒，上天真君为何不震怒，予以惩罚？

神仙回答：严世蕃恶贯满盈，应该迅速严惩，因为他在京城，上天恐怕震惊皇帝。如果把他发配到外地，便可以让他粉身碎骨。

听了神仙的点拨，皇帝幡然悔悟，决心抛弃宠信了二十年的奸臣。扶乩完毕后，蓝道行马上把这一机密情报告诉徐阶。徐阶唯恐皇帝反悔，立即采取第二招，指示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父子。

关于邹应龙弹劾严氏父子之事，史家有另一种说法。话说嘉靖四十一年 （1562） 五月的某一天，御史邹应龙下朝时，在太监房间里躲雨。太监透露了道士蓝道行扶乩的信息，邹应龙得知“帝眷已移”，以为奇货可居，唯恐别人抢了头功，连夜起草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次日上朝时，递了上去，果然导致严嵩罢官。于是乎有人把邹应龙赞誉为扳倒严嵩的英雄。

此言差矣！从邹应龙上疏以后，畏首畏尾的表现来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台支撑，他绝对不敢冒险行事。其实，他是受徐阶指使，才弹劾严氏父子的。万斯同的说法比较符合事实：“ （徐） 阶为人阴重，有权略，初事 （严） 嵩甚恭谨。及是，知帝闻嵩贪，及世蕃奸恣状，乃授意御史邹应龙劾之。”明确指出，邹应龙弹劾严嵩父子是徐阶授意的。不过邹应龙的这篇《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写得相当出色。

一则说：“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每一开选，则某官银若干，某官银若干。至于升迁也亦然，某缺银若干，某缺银若干。以致选法大坏，市道公行，群丑竞趋，索价转巨。”

再则说：“不特此也，每遇岁时及父子生日，中外各官俱有馈赠。遂为定例，略不见疑。然则世蕃父子所蓄，可胜计哉？”

三则说：“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警，民穷财尽，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贪婪无度，掊克日棘，政以贿成，官以赂授。凡四方大小之吏，莫不竭民脂膏，剥民皮骨……如此则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竭，天人灾警安得不迭至也？”

结论是：“臣请斩世蕃首，悬之高竿，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其父嵩受国厚恩，不思图报，而溺爱恶子，播弄利权，植党蔽贤，黩货败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

皇帝把这份奏疏与蓝道行的扶乩联系起来，下达圣旨，谴责严嵩“纵爱悖逆丑子，全不管教，言是听，计是行”，勒令致仕 （退休） ，严世蕃及其亲信罗龙文等人，流放边远地区。

不久，皇帝有些反悔，多年积累的感情一时难以割舍，每每想起严嵩“赞修之功”，若有所失，闷闷不乐。写了一道手谕给继任首辅徐阶：“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并 （邹） 应龙斩之。”吓得邹应龙不敢去出任新职——通政司参议，还是徐阶多方转圜以后，才惴惴不安地前去赴任。

严嵩走了以后，皇帝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些严党们也希冀他复出。正如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所说：“上虽以御史言去嵩，然念其供奉久，怜之。而左右入其间者从容言：‘非严嵩谁为上奉玄？’上忽忽不乐。”形势是严峻的，严嵩虽然退休，并未伤筋动骨；严世蕃流放海南岛雷州的判决，成了虚应故事的官样文章，行至半途就返回江西老家，威风依旧。他的党羽罗龙文也从流放地逃回江西分宜县，与严世蕃策划如何翻盘。

管辖分宜县的袁州知府了解到这一动向，添油加醋地夸张严府“聚众练兵谋反”，通报给巡江御史林润。林润先前曾经弹劾严氏父子的党羽鄢懋卿，担心严世蕃如果东山再起，可能遭到报复，立即把这一情况上报朝廷。揭发罗龙文，“卜筑山中，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志”；揭发严世蕃，“自罪谪之后，愈肆凶顽，日夜与龙文诽谤时政，动摇人心。近者假治第，而聚众至四千余人，道路汹汹，咸谓变且不测”。所谓“负险不臣”“变且不测”云云，就是谋反的委婉表达。林润与邹应龙的切入点截然不同，邹强调的是贪赃，林强调的是谋反，必欲置严世蕃于死地。

皇帝对于严氏父子本来就不想继续追究，严世蕃流放途中擅自逃回，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作为一国之君，可以容忍贪赃，绝对不能容忍谋反，接到林润的报告，马上下旨，逮捕严世蕃、罗龙文来京审问。

林润趁热打铁，写了长篇奏疏——《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讨疏》，揭发严世蕃、罗龙文图谋犯上作乱的罪状。这篇奏疏收入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张岱《石匮书》，很值得一看。

劈头就说：“ （严） 世蕃罪恶滔天，积非一日。近时不法之事又非一端，任彭孔为主谋，罗龙文为羽翼，恶男严轸等为爪牙，穷凶极恶，无所不至。”

又说严府在袁州俨然独立王国，一派帝王气象：“廊房回绕万间，店舍环亘数里。招四方之亡命为护卫之壮丁，森然分封之仪度也”；“闾阎膏脂剥削殆尽，民穷盗起，职此之由。而夸曰：朝廷无如我富”；“朝歌夜弦，右斟左舞，荒淫无度，诬蔑纲常，而夸曰：朝廷无如我乐养”。

继而又说：严世蕃谋反之心已经暴露无遗，正德年间宸濠之乱就是前车之鉴：“丁壮已二千，纳亡叛更倍其数，精悍皆在其中，妖妄尽藏于内。旦则伐鼓而聚，暮则鸣金而散”；“窃思宸濠逆谋之初，亦不过结纳贼首，诱致人受献田土。今世蕃不法与逆 （宸） 濠无异，且包藏祸心已著”。

最后指出，严世蕃的滔天罪行，严嵩也脱不了干系：“严嵩宠冠百僚，公然欺主。世蕃问发雷州，并未赴伍，仅居南雄三月而返。 （严） 嵩乃朦胧近乡，既奉明旨，复留在家，以王言为不足恤，以国法为不足尊，惟知私恩，不知公议，兹非 （严） 嵩之欺陛下乎！”

严世蕃却有恃无恐。他听说言官想通过治他的罪，为先前弹劾严氏父子而惨遭杀害的沈炼、杨继盛平反，便和京中的严党分子密谋策划如何翻盘，洋洋得意地拍掌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

什么是“倒海水”？据他自己说：“贿之一字自不可掩，然非皇上所深恶必杀，惟杨椒山 （杨继盛） 、沈青霞 （沈炼） 之狱，皇上最内忌，填入必激圣怒。至于聚众、通倭之说，直以言官谩语，讽使削去，便可脱身。”于是党羽们立即放出风声，扬言如此如此，一则杨继盛、沈炼之冤可以昭雪，一则抚慰士大夫愤懑，不平之情可以得名。倘若牵扯所无之事，人臣既不信，皇上亦生疑。与此同时，他们四出活动，贿赂三法司官员，在定案文书上写明为沈炼、杨继盛平反昭雪的字句。

这是一个很难觉察的阴谋，目的是“激圣怒”。因为对于沈炼、杨继盛的惩处，是皇帝亲自决定的，为沈、杨翻案，就等于要皇帝承认错误，肯定会激怒刚愎自用的皇帝，严世蕃预想的“脱身”目的就达到了。

审理此案的刑部尚书黄光昇、都察院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或许是接受了贿赂，或许以为抚慰士大夫愤懑之情很有必要，在定案文书中写入了为沈炼、杨继盛平反昭雪的字句，请内阁首辅徐阶定夺。

精明过人的徐阶一眼就看出问题，识破了严世蕃的阴谋，要害是“彰上过” （彰显皇上的过错） 。一面说“法家断案良佳”，一面把黄光昇、张永明、张守直引入内室，屏退左右随从，轻声密谈。据《石匮书·林润列传》记载，密谈实况如下：

徐阶问：“诸君子谓严公子当生乎死乎？”

黄光昇等回答：“死不足赎罪。”

徐阶又问：“此案将杀之乎生之乎？”

黄光昇等回答：“用杨 （继盛） 、沈 （炼） ，正欲抵死。”

徐阶笑道：“别自有说。杨、沈事诚出其谋，诚犯天下万世公恶。然杨 （继盛） 以计中上所讳，取特旨；沈 （炼） 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岂肯自引为己过？一入览，疑法司借严氏归过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严公子平平打发出国门矣。赦出固善，抑法司不能辞责，我亦何以自解？我不足惜，诸公方负物望，擢居要地，旦夕冢宰。此举又众所瞻仰，如斯而已乎？”

黄光昇等人听了愕然，请求拿回文书另议。

徐阶说：“离此一步，迟此一刻，泄此一语，从中搅扰者必多，事且有变。今当以原疏为主，而阐发聚众本谋，以试上意。依次须大司寇 （刑部尚书） 执笔。”

黄光昇赶紧推辞：“谢不敢当。天下事惟相公能测。”

徐阶也不谦让，从袖中拿出早已写好的文书，说：“拟议久矣，诸公以为如何？”

众人看了唯唯诺诺。

徐阶草拟的定案文书，基调是严世蕃与罗龙文通倭通虏，聚众谋反。其中最重要的一段写道：“陛下曲赦其死，谪充雷州卫军，不思引咎感恩，乃怏怀怨望，安居分宜，足迹不一至戍所。龙文亦自浔州卫逃归，相与谩言诅咒，构煽狂谋，招集四方亡命奸盗，及一切妖言幻术天文左道之徒，至四千余人，以治宅为名，阴延谙晓兵法之人，训习操练。厚结刺客十余人，专令报仇杀人，慑制众口。至于蓄养奸人细作无虑数百，出入京城，往来通路，络绎不绝。龙文亦招集汪直通倭余党五百余人，谋与世蕃外投日本。其先所发遣世蕃班头牛信，径自山海卫弃伍北走，拟诱致北虏，南北响应。”既然三法司首长没有异议，立即叫书吏誊写，加盖三法司印章密封，呈送皇帝。

严世蕃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平心而论，把“谋反”“通倭”“通虏”的罪状强加于他，是用诬陷不实之词掩盖真正的罪状。原本应该用专擅朝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中饱私囊来定罪，那样的话，必然导致“彰上过”，激怒皇帝。用捏造的罪状来定案，显然是在耍弄阴谋诡计，但是避开了“彰上过”的风险，皇帝平静地接受了，立即批示：此逆情非常，仅凭林润奏疏，何以昭示天下后世！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同锦衣卫，从公审讯，具实以闻。

徐阶和三法司首长再度耍弄手段，根本没有核实，径直由徐阶代替三法司起草核实奏疏，用肯定的语气回答皇帝：事已勘实，其交通倭虏，潜谋叛逆，具有显证。请亟正典刑，以泄神人之愤。

嘉靖四十四年 （1565） 三月二十四日，皇帝下达圣旨：既会同得实，严世蕃、罗龙文即特处斩。

严、罗二人得到消息，大失所望，抱头痛哭。家人要他们写遗书，竟然不能成一字。

京城百姓大快人心，各自相约前往西市观看行刑，饮酒庆祝，一时间西市热闹得如同节日。随之而来的是查抄严府，据说有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三百余万两，珍宝古玩价值白银数百万两，此外还有惊人的房产、地产。《留青日札》《天水冰山录》记录的抄家清单，可以写成一本书。已经退休的严嵩，黜革为民，孙子充军。曾经不可一世的严嵩，精神彻底崩溃，寄食于墓舍，一年之后命归黄泉。

严嵩、严世蕃父子恶贯满盈，罪有应得，留给人们深思的是，以往多年义正词严的弹劾，为何始终不能奏效，而充满阴谋和权术的做法却取得了成功？扳倒严嵩父子，毫无疑问是正义的，但是手段与程序并不正义。几年后，史官在编纂《明世宗实录》时，对此表示了异议：严世蕃凭借父亲的威势，盗弄威福，浊乱朝政，完全可以用“奸党”罪处死，偏偏要说“谋逆”，显然“悉非正法”。所谓“悉非正法”，就是没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对于嘉靖皇帝而言，严氏父子的下场，有损于他的英明。徐阶曲为开脱，维护皇上的威权。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写道：“世庙 （嘉靖皇帝） 谕徐文贞 （徐阶） 曰：‘君知人惟尧舜与我太祖耳。若 （严） 嵩者朕所自简，不才若此！’ （徐） 阶曰：‘尧用四凶，后加放殛。太祖用胡惟庸，后以罪诛。皇上始知嵩之才而用之，后因听子贪纵而斥谴，皆无损于明。’”徐阶既扳倒了严氏父子，又无损于皇帝的颜面，这种两面光的手腕，显示了他的“权略”与“阴重”。 DiIn/sW0hmdwN/Mek1YWarCaGNyUMiu8dHrV9WP4dk2OWuviR25JtsEglyuBAr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