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谨事严嵩，虚与委蛇

徐阶，字子升，号少湖，一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 （今上海松江区） 人。嘉靖二年 （1523） 进士及第。内阁首辅杨廷和见到他，十分惊讶，对同僚说：“此少年名位不在我辈下。”他确实当得起这样的美誉。在同时代人王世贞眼中，徐阶是一个学者型官僚，他写的《大学士徐公阶传》有这样的评论：“ （徐） 阶性颖敏，读书为古文辞，倾身以事豪贤长者。时故新建伯王守仁，以讲学倾东南， （徐） 阶与其门人欧阳德，同年而善之，遂为王氏学。诸豪贤长者，交口称誉 （徐） 阶，故尽得缙绅间声。”徐阶升任内阁首辅后，为蒙受不白之冤的阳明心学平反昭雪，绝非偶然。

曾经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在嘉靖七年 （1528） 王守仁逝世后，竟然被别有用心的政客诬蔑为伪学邪说，嘉靖皇帝信以为真，下令禁止传播、学习。这种状况延续了几十年，直到徐阶挺身而出，形势才有所变化。嘉靖四十三年，内阁首辅徐阶写了《阳明先生画像记》，力挽狂澜。他说：“ （阳明） 先生在正德间，以都御史巡抚南赣，督兵败宸濠，平定大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其后以论学为世所忌，竟夺爵……呜呼！此其功，岂可谓幸成？而其心事，岂不皎然如日月哉？忌者不与其功足矣，又举其心事诬之，甚矣，小人之不乐成人善也。自古君子为小人所诬者多矣，要其终必自暴白。”徐阶观点鲜明的表态，对阳明先生的事功与学问的褒扬，可以看作昭雪之路的转折点。由于徐阶的努力，隆庆元年 （1567） 皇帝下令六部、六科以及都察院讨论此事，与会官员一致论定：“王守仁学术纯正，勋名熛烈，此正合封册所云‘推诚宣力守正文臣’者。况世爵定典，论功有六：一曰开国，二曰靖难，三曰擒反，四曰平番，五曰御胡，六曰征蛮。守仁有三焉。”皇帝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学术纯正，事功显赫，不仅恢复新建伯的封爵，而且赠予新建侯的荣誉，赐给文成公谥号，派遣行人 （职掌传旨册封的官员） 前往余姚，为王守仁赐造陵墓，宣读诰词，平反昭雪。此举彰显了徐阶非同一般的学识与魄力。

以这样的学识进入官场，他的早期工作是充当皇帝经筵的展书官，参与编撰《大明会典》与《祀仪成典》。不久晋升为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嘉靖二十五年 （1546）， 四十三岁的他，颇有别开生面的大志，在办公室张贴戒语，用以自警。据《松江府志》记载，戒语写道：“咄，汝阶二十一而及第，四十三而佐天官 （吏部尚书） 。所不竭忠殚劳，而或植党摈贤，或徇贿而鬻法，或背公行媚，或持禄自营，神之殛之，及于子孙。”当时的吏部大僚，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接见庶官，三言两语敷衍了事，以示严冷。徐阶颇为不满，说道：“若尔，何以能尽人才也！”他折节下士，和颜悦色，娓娓而谈。

他的特立独行作风，很快发生了变化，更加注意“权略”“阴重”。这种转变与夏言“弃市”有很大的关系。徐阶的晋升，得力于夏言的器重与推荐，两人的行事风格也有些相似。夏言因得罪皇帝和严嵩，惨遭杀害，对徐阶的震慑难以形容。

另一位对他有影响的人物，是他的顶头上司——吏部尚书熊浃。当时皇帝痴迷于道教玄修，众多大臣随声附和，只有大学士张治和吏部尚书熊浃敢于表示不同意见。吴瑞登《两朝宪章录》嘉靖二十九年 （1550） 十月条，记载大学士张治之死，写道：“是时，上崇焚修，辅臣悉供玄撰 （写青词） ， （张） 治殊不自得，遂悒悒疾。及卒，上颇不悦，诏加以中谥，谥文隐。”吴瑞登在后面加了一段按语：“臣按：世宗好玄，大臣之逢迎附和者多矣，其中流底柱者，不过熊浃、张治。浃谏止仙箕，终于忤旨而押回原籍当差。 （张） 治不自得，悒悒而卒，上颇不悦，谥以文隐。此非当时正直之臣乎？”吴瑞登把熊浃、张治赞誉为中流砥柱，但是中流砥柱却招来皇帝忌恨，没有好下场。

徐阶不想当中流砥柱，只能随大流。他和严嵩一样，都是撰写青词 （写给上天的贺表） 的高手，得到皇帝青睐，晋升为礼部尚书，专门在皇帝身边侍奉玄修。万斯同《明史》写道：“ （徐） 阶长礼部，颇振刷。帝知其勤慎，且应制文多称旨者，乃召入直无逸殿庐，与大学士张治、李本俱撰斋词。”此处所谓应制文、斋词，都是青词的别称。徐阶的青词得到皇帝赏识，即所谓“多称旨”，得益于他的文学功底。关于这一情节，王世贞的《大学士徐公阶传》写得更为详细：“上察 （徐） 阶勤，又所委应制文独多称旨，召入直无逸殿庐，与大学士张治、李本俱撰斋词。赐飞鱼服及尚方珍馔，上尊无虚日。吏部缺尚书，廷推 （徐） 阶为首，上不悦曰：‘ （徐） 阶方侍朕左右，何外拟也？’”看来皇帝非常喜欢徐阶在身边侍候，朝廷推举徐阶出任吏部尚书，他大为光火。

徐阶被皇帝视作心腹之臣，频繁讨论玄修之事。陈继儒《眉公见闻录》说，皇帝与徐阶之间经常有“密谕”和“密奏”往还。其中一份“密谕”，皇帝抱怨道士无能。徐阶写了密奏回应：“今之道士，其有名无实如此。”又说：“臣适以修炼之士不肯轻用神气上奏，伏蒙密谕，臣恭捧读，仰惟皇上于修仙之道，已深造其精微，如臣臆说不足论也。”陈继儒评论道：“右皆肃皇帝手札，下徐文贞 （徐阶） 。公亦密对，不刻文集中。味语意，肃皇帝志在长生，半为房中之术所误。文贞委曲条答，雅寓规讽，世以为文贞赞玄，不知公之苦心如此。”看来陈继儒这位同乡，对徐阶虚与委蛇的苦心颇有理解之同情。

徐阶得到皇帝青睐，引起严嵩嫉恨。万斯同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先是，严嵩为帝所眷，至是乃移于 （徐） 阶，凡所咨，无不当意。阶尝为夏言所荐，嵩颇忌之，至是忌益甚。”严嵩在皇帝面前百端中伤，徐阶以更加精心撰写青词，巴结皇帝，来化解自己的危险。王世贞提供的细节更加生动：“严嵩遂谓：‘ （徐） 阶可孽也！’所以中伤 （徐） 阶者百方。一日，独召对，上与屈指论群臣孰优，至阶，而 （严） 嵩徐曰：‘ （徐） 阶所乏不在才，乃才胜耳，是多二心。’盖以其尝请立太子也。 （徐） 阶危甚，不知所为，唯益精心斋词，以冀上怜而宽之。而左右亦多为道地者，上怒始解。”

徐阶在巴结皇帝的同时，还得提防严嵩，处处讨好他，成为站稳脚跟的秘诀。人们说他“有权略，而阴重不泄”，并非毫无道理。嘉靖三十一年 （1552） ，他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参与机务，与首辅严嵩在朝房面对面处理公务，更加小心翼翼，虚与委蛇。他不想成为第二个夏言，与严嵩较量。来日方长，必须保全自己，寻找时机，才能一举击倒对手，这是他的权略。

张岱《石匮书》说：“ （徐） 阶为人阴重，有权略，其始事 （严） 嵩甚谨，与缔交联姻，治第分宜，曰谢政后且居分宜就公。”为了消除严嵩的戒心，不惜与之联姻 （把女儿许配给严世蕃的儿子） ，而且在严嵩的家乡分宜县建造住宅，打算退休后和严嵩比邻而居，时时讨教。这并非张岱的一家之言，万历时的高官于慎行也有此一说，更加具体：“分宜相 （严） 嵩既杀贵溪 （夏言） ，逐诸城 （翟銮） ，专任二十年，独华亭 （徐阶） 与之左右，势且不免。会吴中有岛寇，华亭 （徐阶） 即卜宅豫章 （江西） ，佯为避寇之计。有司为之树坊治第，附籍江右，又与 （严） 世蕃结亲。江右士大夫皆讲乡曲之谊，于是分宜 （严嵩） 坦然，不复介意。”又说：“分宜 （严嵩） 在位，权宠震世，华亭 （徐阶） 屈己事之，凡可以结欢求免者，无所不用。附籍、结姻以固其好，分宜 （严嵩） 不喻也。其后分宜 （严嵩） 宠衰，华亭 （徐阶） 即挤而去之。”严嵩罢官，严世蕃处死之后，徐阶立即把江西的宅邸出售，取消了江西户籍。可见他的讨好严嵩，不过是权宜之计，巧施权术而已。

严嵩专擅朝政，纵容其子严世蕃以他的名义处理政务。京城内外民众把严氏父子讥讽为“大丞相、小丞相”，“父子两阁老”。两人配合默契，一手把持朝政，公然卖官鬻爵，明码标价。官场贪风愈演愈烈，政治腐败达于极点。当时人一言以蔽之曰：“嵩好谀，天下皆尚媚；嵩好贿，天下皆尚贪。”忠臣义士愤懑而死者不知凡几，没有一人敢于奋起抨击。

嘉靖三十二年 （1553） ，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挺身而出，揭发严嵩误国十大罪状，该当死罪。他说：方今外贼则胡虏，内贼则严嵩，请诛贼嵩，当在剿虏之先。他批评皇帝“甘受嵩欺”，“堕于术中而不觉”，要求皇帝让三子裕王、四子景王揭露严嵩的罪恶。皇帝大怒，命令锦衣卫把杨继盛关进镇抚司诏狱，“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严嵩叮嘱锦衣卫都督陆炳：“穷治二王语”，“必有交关其间者”，意欲追查幕后指使者。徐阶告诫陆炳：“慎之，一及皇子，如国本何？”严嵩怀疑徐阶与杨继盛有牵连，却抓不到把柄。万斯同《明史》写道：“是时，先后 （弹） 劾 （严） 嵩者御史王宗茂、赵锦等， （徐） 阶调旨薄罚。 （严） 嵩益疑 （徐） 阶为 （杨） 继盛地，然无如之何。”

嘉靖三十七年 （1558） ，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翀、董传策，交章弹劾严嵩。吴时来说：严嵩辅政二十年，文武官员升迁罢黜，由他一手包办；纵容儿子严世蕃出入禁地，代行首辅职权。严世蕃擅作威福，对高官颐指气使，视将帅如奴仆。如不除去严氏父子，陛下虽宵旰忧劳，必将于事无补。张翀、董传策说：臣每每经过长安街，见到严府门前充斥着边镇将帅的使者，在谒见严嵩之前，必须先向严世蕃馈赠厚礼，在谒见严世蕃之前，必须先贿赂他的管家。管家严年的私产已经超过数十万两银子，严氏父子聚敛财富之多可想而知。

巧合的是，吴时来、张翀是徐阶的门生，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这一下给严嵩捞到了稻草，大兴问罪之师。万斯同写道：“居顷之，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翀、董传策，交章劾 （严） 嵩。传策， （徐） 阶同郡人；时来、翀， （徐） 阶门生也。 （严） 嵩奏辩，直指 （徐） 阶为主使者。帝下 （吴） 时来等诏狱戍之。 （徐） 阶知 （严） 嵩必不相容，惟益谨，自持以奉帝。”严嵩指责徐阶是幕后主使者，徐阶有口难辩，更加谨慎小心，只有讨好皇帝来化解危机。

这一招颇有效果。有两件事情博得了皇帝的好感。

其一是，徐阶巧妙地解决了北方边防的粮食问题，皇帝大悦。万斯同说：“由是 （帝） 益亲 （徐） 阶，有所密询，皆舍 （严） 嵩而之 （徐） 阶。”

其二是，嘉靖四十年 （1561） 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里，西苑永寿宫火灾，皇帝暂时移居潮湿狭小的玉熙殿。一些大臣主张乘此机会劝皇帝迁回大内。皇帝征求严嵩意见，严嵩既不主张重建，又不主张迁回大内，别出心裁地建议迁往南苑重华宫。这下触犯了禁忌——南苑是个不祥之地，当年被蒙古军队俘虏的英宗皇帝被释放回京，已经登上宝座的景帝，把他幽禁在南苑重华宫。嘉靖皇帝颇为猜疑：严嵩为什么要我去那个倒霉的地方？他很不高兴，想听听徐阶的意见。徐阶摸准皇帝的内心，顺着他的心思说道：如今陛下居住在玉熙殿，犹如露宿，臣何忍安枕！臣与工部尚书策划原地重建，倘若从湖广、四川调运木材，太耗费时间。不如把现在营建三大殿多余的木材，用来修建永寿宫。请工部尚书雷礼主持其事，不日便可完工。皇帝大喜，立即下旨重建，委任徐阶的长子徐璠以尚宝丞兼工部主事，督办这一工程。一个月后，新宫落成，皇帝迁入新居，命名为万寿宫。徐阶因功，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改为建极殿大学士，其子徐璠越级晋升为太常寺少卿，次子徐琨赐予中书舍人官职。

对于徐阶而言，这是一个转折点。正如万斯同所说：“自是 （严） 嵩势日屈，而帝惟 （徐） 阶言是听”；“于是中外知帝意所向，谓 （徐） 阶必能去 （严） 嵩矣。” Fo1t8x14aNC5MBY0AmZynT32zAVhCrrysVluimBBSB0PA/P5CdbbSrXjU/pLIsK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