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嘉靖时期内阁倾轧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是内阁首辅夏言被绑赴西市斩首示众，令大臣们无不倒吸一口冷气，惊诧莫名。堂堂一品阁老竟然落得个“弃市”的下场，无疑是明朝历史上罕见的悲剧。促成悲剧的原因，一是他忽视了朝廷的政治规矩，失宠于皇帝；二是他与内阁次辅严嵩矛盾激化，严嵩利用皇帝的怨气，乘机进谗言，置之死地。
夏文愍（夏言）像
夏言于正德十二年 （1517） 进士及第，在兵科给事中任上，遵照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指示，清查北直隶皇亲国戚霸占民田，为舆论界传为美谈。嘉靖十五年 （1536） ，他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协助首辅李时主持内阁事务。嘉靖十七年十二月李时逝世，次年正月，夏言升任内阁首辅。仕途一帆风顺，又深得皇帝信任，使他逐渐得意忘形，甚至无所顾忌，对虎视眈眈的严嵩疏于防范。
严嵩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他虽然比夏言晚六年进入内阁，却比夏言早十二年得中进士，资格比夏言老。严嵩进入内阁后，毫无城府的夏言把严嵩视为下属，不屑一顾。严嵩善于韬光养晦，甘愿放下身段，以下级对待上级的姿态，恭恭敬敬，阿谀逢迎，唯唯诺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形容为“如子之奉严君”——如同儿子尊奉严父一般。夏言经常在公开场合对严嵩冷嘲热讽，严嵩不但不生气，反而更加恭敬如仪。他丝毫没有察觉严嵩的阴谋，安之若素。王世贞《大学士夏公言传》写道：“而 （夏） 言愈骄直，凌之出其上。凡有所拟旨，行意而已，不复顾问 （严） 嵩。嵩亦默然不能吐一语，而心恨之甚。”
夏言自视甚高，对皇帝宠信的太监，鄙夷如奴才。太监在皇帝面前是奴才，在大臣面前颐指气使，时常向皇帝打小报告，大臣们对他们都畏惧三分。严嵩深知其中奥妙，对太监尊敬有加，施以小恩小惠。因此，皇帝从太监那里听到的，多是关于夏言的坏话，严嵩的好话。
嘉靖皇帝朱厚熜痴迷于道教玄修，嫌宫廷大内人多眼杂，搬往西苑斋宫，和道士一起炼制丹药，求长生不老。为了方便大臣谒见，破例允许他们可以骑马行走。唯独夏言乘坐自制小轿前来，皇帝得知，很不高兴。朱厚熜喜欢道士打扮，置皇帝尊严于不顾，脱下龙袍皇冠，身穿道袍，头戴香叶冠 （香冠） 。甚而至于，要求大臣们学他的样子，头戴香叶冠，身穿道袍，脚蹬道靴。善于阿谀逢迎的严嵩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一副道士打扮。耿直而迂执的夏言以为此举有失朝廷体统，“非人臣法服，不敢当”，始终身穿一品大臣朝服。刚愎自用的皇帝十分不满，认为夏言对他“欺谤”，心生厌恶。
平心而论，夏言拒绝道士打扮，敢于说出“非人臣法服，不敢当”这样铿锵有力的话，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值得赞誉的言行。用现代的眼光看来，夏言没有错，他的特立独行是正确的。错的是皇帝以及那些随声附和的大臣，如严嵩之流。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夏言此举带有极大的政治风险，会招来杀身之祸。几年后，皇帝亲自下旨处死夏言时，依然对于夏言不肯带香叶冠之事耿耿于怀，在他心目中这是该死之罪，其他的罪状不过是借口而已。尹守衡《明史窃》特别提及这一点：“上怒，疏下法司， （曾） 铣与 （夏） 言俱论死。刑部尚书喻茂坚请以议贵议能原 （夏） 言。上怒 （喻） 茂坚阿附，语犹及前不戴香冠之事也。”张廷玉《明史》所说大同小异：“狱成，刑部尚书喻茂坚、左都御史屠侨等当 （夏） 言死，援议贵议能条以上。帝不从，切责 （喻） 茂坚等，夺其俸，犹及 （夏） 言前不戴香冠事。”因此可以说，夏言的悲剧，不能归咎于他的特立独行，而应追究皇帝的刚愎自用。
明夏言行书致顾璘札
上海博物馆藏
这些当然是后话，当时的形势对夏言非常不利。皇帝从此转而宠信严嵩，正如史家所说：“ （严） 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而夏言疏忽了这个潜在的对手，对之蔑如也。为官清廉的他，获悉严嵩之子严世蕃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准备上报皇帝。严嵩恐惧大祸临头，带领严世蕃登门拜见夏言，长跪榻下，请求恕罪，直至夏言松口，才敢起身。尹守衡《明史窃》点评道：“ （严） 嵩于是益大恨，旦夕欲甘心之矣。”
“甘心”的时机终于被严嵩抓住了。
锦衣卫都督陆炳手握特务机构大权，又受皇帝信赖，权势不可一世，夏言竟敢指示言官弹劾他，陆记恨在心，和严嵩一拍即合。正如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所说：“ （严） 嵩既忌 （夏） 言，都督陆炳亦怨 （夏） 言持己，阴比 （严） 嵩图之。”公然诬陷陕西三边总督曾铣掩盖败绩，克扣军饷，贿赂首席大臣夏言为之掩饰，是一丘之貉。对于无端的诬陷，夏言极为愤怒，写了奏疏为自己辩护：臣与严嵩多次议论此事，并无异议，如今突然嫁祸于臣。臣不足惜，破坏国体值得忧虑。皇帝本来就对夏言心生厌恶，接到奏疏勃然大怒，下旨削夺夏言的官职。嘉靖二十七年 （1548） 正月，夏言罢官而去。
此时紫禁城中流言蜚语，说夏言“心怀怨望”，一向不戴香叶冠是“为朝廷计”，不是为自家计。这是严嵩指使亲信散布的政治谣言，企图置夏言于死地。为此他还写了秘密奏疏，用汉朝皇帝杀翟方进的故事，影射现实，激怒皇帝。又指使曾铣的死对头仇鸾，诬陷夏言收受贿赂，包庇曾铣，以至于“目今全陕嗷嗷，祸机叵测”。皇帝大怒，指示三法司，将夏言与曾铣一并论死。
三月，曾铣被处死，抄家，妻子发配远方。当时夏言正在赶回江西贵溪途中，料知大事不妙。见到奉旨赶来的锦衣卫官兵，惊慌失措，从车上跌下，长叹一声：“噫，吾死矣！”
四月初，夏言被关入锦衣卫镇抚司诏狱，不甘心冤屈而死，向皇帝申诉。一则说：“臣之罪衅，起自仇家，恐一旦死于斧钺之下，不能自明。”二则说：“ （仇家） 肆意诋诬，茫无证据。天威在上，仇口在旁……”三则说：“ （严嵩） 父子弄权似司马懿。在内诸臣受其牢笼，在外诸臣受其钳制，皆知有 （严） 嵩，不知有陛下。”四则说：“臣生死系 （严） 嵩掌握，惟归命圣慈，曲赐保全。”都察院都御史和刑部尚书等大臣都向皇帝求情，看在多年效劳的份上，从宽发落。皇帝拒不接受，他对不戴香叶冠之事耿耿于怀，亲自做出决定：“论斩，系狱待决。”严嵩火上浇油，指责夏言的申辩奏疏，“怨望讪上”——对皇上有怨恨诽谤之意，促使皇帝新账老账一起算，终于下达“弃市”的圣旨。夏言的妻子苏氏向皇帝请求，愿意以女代父，以妻代夫。皇帝断然拒绝：“妻亦流人，安得代！”
十月初，六十七岁的夏言被绑赴西市斩首，妻子苏氏流放广西。
毫无疑问，夏言之死是一大冤案。义愤填膺的吴瑞登，在《两朝宪章录》中感叹道：“夏言虽更张，然犹所持者正也。其所以主复 （河） 套之议者，盖以曾铣才干足以堪之耳。曾不思严嵩之奸诡，日夜攘臂，而仇鸾之纳贿足以中其欲而动其心。盖亦不智之甚矣……奈何令首辅能臣一旦就戮，而失天下心也。卒之虏囚无忌，而京师震惊，即有谋勇之士，其不鉴曾铣而甘败亡者几希。噫，使仇鸾终不伏辜，而 （严） 嵩终不斩首，其何以谢夏言！”真是痛快淋漓！
然而“弃市”是皇帝圣旨，只要嘉靖皇帝活着，没有人敢于非议。直到隆庆皇帝上台，朝廷才为夏言平反昭雪，恢复官衔，赠予“文愍”谥号，高规格举行祭葬礼仪，妻子苏氏也得以回归故里。隆庆四年 （1570） 颁布的诰命，如此宣称：“臣子殚忠谋国，虽蒙祸于生前；国家霈恤劝忠，宁靳施于殁后。沉冤既昭于白日，显褒宜焕于丹书。”这自然是马后炮。对于嘉靖年间的大小官员而言，夏言之死惊悚无比，其寒蝉效应令人不寒而栗。尹守衡认为，夏言死于皇帝的圣旨，但真正的凶手是严嵩，他在《明史窃》中说：“ （夏言、曾铣） 二臣骈首就戮， （严） 嵩之罪上通于天矣！”
这一事件，对于受夏言一手提拔推荐的徐阶而言，震惊，惶恐，非他人可以比拟，成为日后政治生涯的梦魇，时时提醒自己，谨事严嵩，虚与委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