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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有不同观点，但两汉之际经陆上丝绸之路传入内地是基本认可的观点。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说法，一是“伊存授经”，二是“永平求法”。
“伊存授经”，是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向中国的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据《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所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载：
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黄，发青如青丝，乳青毛，蛉赤如铜。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胁出，生而有结，堕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闲、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
大月氏人曾经居住于我国的河西走廊，因受匈奴压迫而西迁。后来，大夏国并入大月氏，大约是在公元前130年左右，大夏国在这时是信仰佛教的。因此大月氏也深受大夏佛教之影响，遂将佛教传入内地。上文中的“临儿国”，应是指释迦牟尼的故乡迦毗罗卫。“浮屠”指释迦牟尼。“屑头邪”和“莫邪”即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净饭王和母亲摩耶夫人。“沙律”指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舍利弗。“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闲、比丘、晨门”等都是他的弟子，“临蒲塞”指优婆塞，即男居士，“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闲、比丘、晨门”指和尚。
关于本段材料，汤用彤指出：“依上所言，可注意者盖有三事。一、汉武帝开辟西域，大月氏西侵大夏，均为佛教来华史上重要事件；二、大月氏信佛在西汉时，佛法入华或由彼土；三、译经并非始于《四十二章》，传法之始当上推至西汉末叶。”
汤先生所言的“西汉末叶”，应是指汉哀帝元寿元年。汤先生也从资料渊源的角度论述了《浮屠经》之流传。他说：“《广川画跋》引此文，谓出《晋中经》。《广弘明集》载阮孝绪《七录序》，谓《晋中经簿》有佛书经簿十六卷，则晋室秘府原藏佛经。又，《晋中经簿》源出《魏中经》（如《隋志序》），是魏世朝廷，当已颇收集佛经。疑其作簿录时，伊存之经或尚在，并已著录。……鱼豢所记或用《魏中经》文（如《魏略》成书在《中经簿》之后，则系《中经》采鱼书之文），与《画跋》《晋中经》语同出一源，故文若是之相同也。是则鱼氏即未睹伊存之经，而《魏中经》作者必经过目。且其所见《浮屠经》当不只此一部。”
据此，他肯定这是“确然有据之事”。故公元前1世纪末大月氏佛教信仰者向中国人传授佛经，是完全可能的。因此，1998年，经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和当年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扩大会议确认，将“伊存授经”作为佛教初传中国的历史标志，并在1998年举办“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的活动。
“永平求法”，指东汉永平年间，因汉明帝梦感而遣使求法之传说。此说法在佛教传入中国诸说中影响也较大。此事件见载于诸多史料，首载于《〈四十二章经〉序》，其后，《牟子理惑论》又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四十二章经〉序》曰：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称数，国内清宁，含识之类，蒙恩受赖，于今不绝也。
《牟子理惑论》继之详载曰：
问曰：“汉地始闻佛道，其所从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寤。遣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时豫修造寿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滋。”
据史料记载，梵僧摄摩腾和竺法兰随蔡愔、秦景、王遵等人一起来到中原，中国也因之诞生了第一座寺院——洛阳白马寺。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单列“永平求法传说之考证”，对此进行详细考证，考究东汉初期汉明帝于永平八年遣蔡愔往天竺求法之史实。他最后说：“依上所论，汉明求法，吾人现虽不能明当时事实之真相，但其传说应有相当根据，非向壁虚造。”
不论是“伊存授经”，还是“永平求法”，都说明在两汉之际佛教已传入中土。汉代已有域外僧人开始翻译佛经，最著名的是安世高和支谶。安世高翻译的主要是早期佛教经典，且曾活动于浙江地区。支谶译经主要为大乘经典。支谶，全称支娄迦谶，大月氏人。《高僧传》载其“操行纯深，性度开敏，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
他在汉桓帝时到达中土，在汉灵帝时于洛阳翻译经典。《出三藏记集》载他译出佛经“十四部，凡二十七卷”
，有《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兜沙经》《阿阇世王经》《阿閦佛国经》《光明三昧经》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三部经，既含摄空性之理论，也包括三昧之实践。支谶的译经内容，与安世高所译截然相反，多为大乘经典，如《道行般若经》是《大般若经》的主要部分，《阿閦佛国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遗日摩尼宝积经》《般舟三昧经》是《大宝积经》的基础部分。因此，他不仅最早在中国传译大乘经典，而且最早传译般若经典。支谶的学说，最初传承给了支亮，后由支谦发扬光大，为以后大乘佛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
浙江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东濒东海，南接福建，北邻上海、江苏，西与江西、安徽接壤。其境内最大的河流是钱塘江，因江流曲折，被称为之江，又称浙江。浙江地形复杂，山地和丘陵占70.4%，平原和盆地占23.2%，河流和湖泊占6.4%，故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称。
浙江虽以“江”命名，但其境内的“山”却非常多。山岳对浙江的地理、历史与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西南部曾是喜马拉雅山系运动波及的边缘，有明显的地质抬升过程，因而形成西南高、东北低的地理形态。沿西南、东北走向，浙江境内三座平行山脉，被称为浙江的“三根脊梁”。最西侧是怀玉山——天目山系，怀玉山脉起源于浙江衢州与江西上饶交界处，其主峰位于江西，余脉也达及皖南，并发育了浙西山脉；沿怀玉山脉往东北，便是天目山，天目山有“大树华盖闻九州”之誉，因受生物多样性影响，文化也呈多样性。中部山系是仙霞岭山系，其骨干仙霞岭位于浙闽边界，是浙江通往南方的重要关口，直到晚唐才被黄巢义军打通；沿仙霞岭往东北，便是其支脉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等。东部山系为雁荡山——括苍山系，此山系是浙江海洋与山地的分界线，也是浙东南的台州和温州与其他地方文化的分界线，这使得台州和温州保持了一定的文化独立性。三条山系的中间地带是河谷平原或盆地。此外，沿海地区还有很多岛屿，如位于浙江东北部的舟山群岛是我国第一大群岛，占我国海岛总数的20%，其中著名的有普陀山、岱山岛、朱家尖岛、沈家门、嵊泗列岛、桃花岛等。总之，浙江地形多样，有浙北平原、浙东丘陵、浙西丘陵、中部金衢盆地和丽水盆地、浙南山地、东南沿海平原及滨海岛屿等多种地形。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奠定了佛教传入和演变的自然基础。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原后，开始向外传播。东汉末年，浙江属会稽、吴、丹阳三郡统辖。著名佛经翻译家安世高曾活动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安世高，本名清，字世高，为安息国太子，《高僧传》记载他对“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
康僧会于《安般守意经序》中说：“有菩萨名安清，字世高，安息王嫡后之子，让国与叔，驰避本土。翔而后进，遂处京师。其为人也，博学多识，贯综神模，七正盈缩，风气吉凶，山崩地动，针脉诸术，睹色知病，鸟兽鸣啼，无音不照。”
因他出身王族，西域很多来华的人称他“安侯”，由他翻译的《十二因缘经》也被称为《安侯口解》。汉桓帝（147—167在位）时期，安世高来中土翻译佛经。一直到汉灵帝建宁（168—171）年间，共翻译出佛经34部40卷，后《开元释教录》订正为95部115卷。吕澂考证出22部26卷。他翻译的经典，主要的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经》以及《修行地道经》等。安世高翻译的主要是早期佛教经典，也被称为“禅数之学”，此处的“禅”，主要指的是禅定，而“数”是解释佛教基本教义的“事数”，如四谛、五蕴、十二因缘等。其“禅”学，集中于《安般守意经》；其“数”学，集中于《阴持入经》，阴、持、入，现译作蕴、处、界，即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为佛教三科。
汉灵帝末年，关河扰乱，安世高去江南避难，先后经庐山、南昌、广州等地，最后活动于会稽。《高僧传》载：“（安世高）欢喜相向云：‘吾犹有余报，今当往会稽毕对。’广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资供，随高东游，遂达会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乱，相打者误着高头，应时陨命。广州客频验二报，遂精勤佛法，具说事缘，远近闻知莫不悲恸，明三世之有征也。”
据此，安世高殒命浙江会稽。他的弟子，有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等。康僧会于《安般守意经序》中说：“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此三贤者，信道笃密，执德弘正，烝烝进进，志道不倦。”
又《高僧传》载：“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陈慧，传禅经者比丘僧会。然《安般》所明盛说禅业。是知封函之记。”
会稽的陈慧继承其学说。而康僧会受学于陈慧，协助他整理《〈安般守意经〉注》，并撰写《〈安般守意经〉序》，“余之从请问，规同矩合，义无乖异，陈慧注义，余助斟酌，非师不传，不敢自由也”。
传说浙江东汉末年建有佛寺，《光绪仙居志》卷二三“寺观大兴寺”条载：“东汉兴平元年（194）建，初名石头禅院。”被认为“属实”。
20世纪80年代，于该寺遗址发现有泥质红陶花卉图案圆形瓦当和泥质灰陶绳纹、印纹等陶器碎片，可证实东汉时确曾建过寺院，这也被认为是浙江第一座寺院。
东汉灵帝时，大月氏人法度率领数百人来华经商，并定居于中国，其后代也于中国繁衍生息。法度来中国后，被朝廷授予“率善中郎将”。其孙支谦也随祖父一起来到中国。因此，他从小便受到中外文化的影响，不仅通达梵文，而且精通汉文，并且精通六种语言，他还拜支谶的弟子支亮为师，支亮是汉末三国时的僧人，字纪明。支谶、支亮、支谦被合称为“三支”，“三支”博学多才，被称为“智囊”，当时的人们都说“天下博知，不出三支”。受大月氏佛教传统以及支谶、支亮等人的影响，支谦喜欢钻研大乘佛教理论，从小遍翻各种译本，但是对于这种过于质朴而又晦涩的翻译并不满意。汉献帝末年，洛阳战乱。为躲避战祸，支谦和乡人数十人一路向南，奔赴东吴。《高僧传》记载“汉献末乱，避地于吴”。
《两浙名贤录·支谦传》载他“汉末世乱，避地会稽”，在浙江传播佛教。他翻译的经典，以大乘佛经为主，但也有一部分小乘经典，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共有佛经三十六部四十八卷，较为重要的是《大明度无极经》《维摩诘经》《无量寿经》等。
继支谦之后，康僧会也赴东吴弘法。他可能是从交趾乘船至会稽，再转至建业（南京）弘法的。
赤乌十年（247），他至建业弘法。经过一番努力，最终使江左佛法大兴，其中包括浙江部分地区。孙权最初建设的三座寺院，即有浙江海盐县的金粟寺。明初宋濂《重兴太平万寿禅寺碑铭》云：“当吴之时，佛法虽至中国，而大江以南则无有也。赤乌中，康居沙门僧会实来，祈获释迦文佛真身舍利，始创三寺，其二即金陵之保宁，海盐之金粟。”
孙权为浙江富春（今杭州）人，建金粟寺后，东吴尤其是浙江官员或眷属纷纷效仿建寺，如孙权吴夫人在海盐舍宅建法喜寺，吴将军郑平舍宅建衢州祥符禅寺，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支谦和康僧会是沿着不同的路线抵达浙江的，支谦随其族人从陆上丝绸之路来华，而康僧会是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的。他们不约而同汇聚于东吴，并在浙江弘法。可见，浙江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佛教传播的交汇处。
总之，东汉末年，佛教已传入浙江，并在东吴时期迅速发展。之后的浙江佛教学派纷争、宗派并立，并在宋代达至极盛；宋代以后，在进一步的民俗化过程中，浙江佛教深入民众生活，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