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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自觉”这个研究维度在建安文学研究领域并不具有创新性
，属于老调重弹，前辈学者亦常用个体意识觉醒、人的觉醒、注重自我、注重个性等意义相近的词组来描述和评价建安文人个体自觉的精神状态，建安文学研究无法绕过的两大命题就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觉醒。但对于建安文人个体自觉的具体内涵如何体现为文学创作中实在可感、可供分析研究的思想观念和艺术手法，并形成怎样的属于建安文学的风格特征，这个方面的问题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
当然，首先有必要描述个体自觉的发生过程，厘清“个体自觉”的基本内涵和具体所指，以证明这不是一个随意的标签，不是一个伪命题，也不是一个狭隘的忽视建安文学特征和内涵的研究切入点，而是一个确实存在的属于建安文学的重要特性。
余英时认为汉末党锢之祸促使士大夫阶层群体自觉发生，并同时产生了个体自觉
。那么，党锢之祸怎样促使群体自觉，个体自觉又为什么发生在这个历史节点呢？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称战国时代是一个理智昌明的时代，这个时期的儒者以人格修养为追寻目标的理智，墨者以利益实现为追寻目标的理智，道者则以精神超越与人生永恒为追寻目标，试图在社会压力下保护个体生存和精神自由
。战国中期以前就产生的这种关注个体生命存在的思潮有着深刻而持久的背景，它首先源自人类有史以来的生命忧患
。葛兆光称儒者为“着眼于社会秩序的思想家”，“不太重视个体存在状态的自由与真实”，而认为庄子则致力于“寻找个人对生命的完成和精神对生命的超越”，是“在无言的宇宙中体会到更多的自然与自由的人”
。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开始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思考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形成了以庄子为代表的追求个体生命完成与超越的思想观念。
但是，秦汉大一统政权建立，国家与君主的绝对权力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相对平衡、社会所具有的一定的公共和自由的空间逐渐消失，知识与精神的独立性立场也逐渐消解
。这个时期的士大夫对政权有着极大的依附性，正如罗宗强所说，两汉士人，是在儒家正统思想的哺育之下成长起来的，君臣之义是他们立身的基本准则
，所以两汉士人长期以忠心耿耿维护大一统政权为己任。刘泽华论汉代士人品性，直接将大部分士人称为“皇权的从属物”
。
至东汉末年，大一统政权风雨飘摇，党锢之祸加剧了士大夫阶层与权力阶层的疏离。罗宗强论及党锢之祸时说：“士人对于朝廷的疏离意识加深了。他们把对于大一统政权和大一统思想的向心力，转向了重视自我；崇拜圣人变为崇拜名士。……名士崇拜说明，在社会心理上正统思想不知不觉地消退，而独立人格在士人心理上地位提高了。”
党锢之祸发生后，忠而见弃的悲哀和对于腐败朝政的疾视与批评（抗争与横议），促使士人疏离政权，走向自我
。以上正是群体自觉发生的原因及表现。
汉末士人群体走向自我、追求独立人格，使得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重新出现某种制衡，知识与精神也随之而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同时，随着大一统政权的衰败，经学风气瓦解，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老庄思想开始流行——个体自觉思潮便由此获得了形成的契机和节点。建安文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和思想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
建安文学具有浓郁的感伤情调，这来自建安文人对人生无常、生命短暂的深刻体验和深沉感叹。在思考和应对死亡的过程中，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特质：尊重、爱惜个体生命，注重追求个体自我价值，追求人格独立，突显自我存在，展现自我个性。他们在直面死亡时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们因此感伤、消沉、绝望，同时也激发出更大的勇气和更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他们因而热爱生活、纵情享乐，在“物”的书写里建立起彰显自我存在、寄托个人物欲和情感的亲密的物我关系。他们在珍视个体生命的人道精神影响下，在具有男尊女卑思想观念的同时，形成同情女性和一定程度上尊重女性的进步观念，亦大胆抒写情欲。他们注重人格独立、注重自我人生价值的思想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了对曹氏政权既依附又保持相对独立的双重心态，他们通过承担和履行个体社会责任来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性。以上这些行为的本质归结起来就是个体自觉。
如李泽厚《美的历程》所说，东汉末年到魏晋，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思潮就是人的觉醒
，其标志就是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突现
。亦如余英时所认为，与汉晋之际新思潮的产生最直接相关的因素就是个体自觉，个体自觉的含义是自觉成为具有独立精神之个体并充分发挥个性，其具体表现为重视声名，珍视个体自我生命和精神，重视内在之自足自乐，凡士大夫狂放之风、宴乐之习、游谈之俗等都可以反映士大夫内心之自觉
。罗宗强则将建安士人的个体自觉阐释为士人从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感情、欲望和个性
。
对于建安时期出现士人的个体自觉，学界具有共识。如前所述，罗宗强指出东汉末年士人开始重视自我，注重独立人格。徐公持指出，建安诸子显示了独立人格意识的某种觉醒
。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指出，从建安时代开始，士风的总体趋向是士人群体的社会责任感逐步减弱，越来越注重自我和个性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言庄老思想的复兴促进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导致魏晋哲学中人的觉醒和文学中的生命反思
。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亦言：士人的思想逐渐从经学束缚中解放出来，个性意识渐趋觉醒
。
运用个体自觉理论研究建安文学，必须重视和解决前辈学者指出的问题和弊端。孙明君曾指出“觉醒派”中个别学者过于强调建安文人对自我和个性的重视，从而忽视建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忽视建安文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孙明君看到了“觉醒说”的弊端，指出了学界研究存在的问题，给后学以警醒和启示。本书亦强调建安文人的社会责任感，注重建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本书认为个体自觉，也就是人的觉醒所张扬的自我、个性，与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并不矛盾，因为个人功业本来就具有利他性，心系苍生、胸怀天下也是自我实现。所以，建安文人的社会责任感与他们建功立业的个人理想，既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也是有利于社会民生的利他行为的体现。
既往的研究成果，因其价值之高，有时候会在研究对象之上形成一层量身定做的壳，包裹住作家作品的丰富性和一些隐微的特点，让人因为难以超越而却步。面对建安文学这片经过研究者精耕细作的文学土壤，很容易在这层“壳”外面感到迷惘和无从下手。但是，在文本细读中不断浮现出来的种种感受和想法，总是使笔者想不自量力地突破这层“壳”，去解决那些尚未被学界充分论述以及尚未被关注到的看似分散的众多小问题。
这些看似分散的小问题，实际上并非互不相干的散兵游勇，而是代表着“个体自觉”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建安文人的生活态度、处世方式以及创作取向，是形成建安文学风格特征的主力军。这些分散的问题归属四大主题：死亡书写、名物书写
、女性书写、政治书写，它们表现出来的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核心点在于：建安文人面对死亡恐惧时的消极无助和积极抗衡，建安文人书写“物”的态度与手法的转变，建安文人对男权思想观念的表达与反思，建安文人面对曹氏政权时依附性和独立性的共存。
建安文人大量书写死亡，出现了许多感叹人生苦短的诗赋，还有哀悼类作品，诸如哀悼赋、哀辞、诔文、凭吊类诗歌、具有哀悼色彩的战争题材诗歌，以及绝命辞和安排自身丧葬事宜的帝王终制和遗令等。尽管研究者都能关注到建安文学中的死亡书写，但目前学界尚未有人将这些作品全部汇聚集中为一个大类进行分析研究。所以建安文学对死亡书写的深化和丰富，建安文人在书写死亡时的情感体验和艺术手法的特征，尚有待于全面充分的阐释和论述。本书意欲在全面考察上述死亡书写相关作品的前提下，借助心理学原理，以死亡恐惧为切入点，深入探究建安文人的死亡观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深入分析建安文人书写死亡的艺术手法的独特性，并揭示建安文人书写死亡的意义所在。
超越死亡是人类一切创造活动的根本动力，文学活动的本质即是为了获得这种超越。建安文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对死亡的真诚书写，是他们与死亡恐惧抗衡的外在表现，记录着他们与死亡恐惧抗衡的心路历程。对于他们而言，与死亡恐惧抗衡的途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面是享受现实生活，求得今生的欢娱和慰藉，另一面是建功立业以求不朽，确立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将生命的影响延续到后世。
今生与后世，亦即当下与未来。对于当下而言，吃穿住用，无疑是第一要务。建安文人大量写“物”，包括动植物、食物、衣饰、布帛、兵器、乐器、日用器物、个人珍玩等物品，这些物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和情感紧密相连，形成日常化、私人化的亲密的物我关系，这个关系促成了建安文人书写名物以及写作咏物赋时的态度和手法的转向，他们以笔下之“物”表达自己的物质欲望、情感寄托和审美需求。建安文人对“物”的书写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
建安文人大量书写女性，这些女性题材的作品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力，但学界仍缺乏对建安文人女性观全面而准确的认识。研究者或过于拔高建安文人的女性观，或没有关注到建安文人对男权思想观念的反思，从而呈现出评价上的两极分化；同时，对建安女性题材作品的解读，亦存在不够深入乃至误读的不足。本书认为建安文人一方面在作品里表达男尊女卑思想，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出对这种观念一定程度的反思和批评，他们的女性观深受时代的局限和约束，但也呈现出进步的一面，理解这个特点，才可以理解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为什么具有类型化的特征，为什么处在婚姻家庭关系之内和之外的女性具有不同的形象和命运，并找出正确解读止欲主题作品的密钥。
在政治生活方面，建安文人选择投靠曹氏集团，以求通过建立不朽的功业实现自我价值，超越生命的有限性。他们投靠汉末乱世最有政治前途和智慧的曹操，从而在政治关系中具有天然的难以摆脱的依附性，但同时他们积极履行自身社会责任，努力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性。在依附性和独立性并存的状况下，他们创造出了优秀的文学作品。建安文人同时具有依附性和相对独立性的特点，目前尚未得到关注，以至于学界对建安文人思想自由、个体自觉、有人格独立精神的评价和描述，与认为他们完全依附曹氏政权不具有独立人格的评价和表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本书拟论证建安文人在与曹氏政权关系中兼具依附性和独立性的特点，并分析这个特点对他们创作内容、手法及风格的影响。
建安文人对死亡、名物、女性、政治四大主题的书写，表明了建安文人文学创作的根本动机乃在于与死亡恐惧抗衡，展示了他们释放的个体欲望以及享受今世的生活态度中的物我关系和男女关系，形成了他们投身政治追求建功立业过程中的双重心态及其创作特征。本书并非刻意选取这四大内容进行论述，而是在文本细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正好可以归结为这四个具有衍生和递进关系的方面。如前所述，死亡恐惧是人类大部分创造活动的根本动力，所以死亡主题是具有母题意义的基本主题，在与死亡恐惧抗衡的过程中，衍生出名物、女性以及政治这样逐一向上一层次递进的主题，这三个主题在众所周知的马斯洛需求层次中，前二者属于情感需求，政治欲望则属于更高的自我实现的需求。建安文人对“物”的书写，并非将其作为生存必需品来观照，而是将其作为个人兴趣、爱好乃至审美和情感寄托的对象进行观照，所以这种书写亦归属情感和审美需求，但毕竟“物”本身的重要性是次于人本身的，所以从逻辑关系上看，名物书写的层次低于女性书写。因此，四大主题的逻辑顺序依次为死亡、名物、女性和政治。
建安文人对死亡、名物、女性和政治的书写并非首创，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都能追踪到这些主题发生的源流。比如先秦时期儒家和道家关于死亡的谈论，尤其庄子直面死亡的思考和哲理性的诗意探讨，都可以纳入最早的死亡书写的范畴。屈原在《离骚》中表达的美政理想以及“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的时不我待之感，就是希望以实现政治理想超越有限生命的表现。先秦直至汉代的诗赋中，有大量的女性书写。汉赋中宏富的名物铺陈，天下之物，无不包容。这些作品或许包含着士人个体自觉精神的萌芽和先兆，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珍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对个性的张扬以及对人格独立的追求，尚未发生普遍的主动自觉的诉求并形成思潮。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论述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指出先秦时期知识分子出现之初，其精神实质是以道自任，他们作为道统的代表履行社会责任，注重自我内心修养；至汉末士大夫阶层在党锢之祸的背景下发生了群体自觉，并同时产生了个体的自觉
。
建安文人处于重大的历史转关时代，大一统帝国的崩坏，经学风气的瓦解，老庄思想的复兴，这些因素帮助他们摆脱思想束缚，将个体自觉意识发展为新的思潮，他们继承了先秦士人以道自任的传统，同时也重视自我生命，张扬自我个性，追求自我价值和独立人格，他们把这种精神灌注到文学创作之中。
建安文人对死亡的书写非常真实而深刻，他们抒发面对死亡恐惧时的无助、敏感和消沉，也书写与死亡恐惧抗衡时的积极有为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充分体现出他们对生命的珍视，体现出人道精神，也体现出他们对生离死别的深刻认识和对痛苦之情的深度体察。建安文人对欲望的书写大胆直接，他们肯定情欲，也肯定物欲甚至表达对“物”的占有欲，但他们并不沉溺于欲望，而是在表达情欲的过程中通过书写女性的悲剧命运反思社会观念、制度和自我，在书写物的过程中表现日常生活的情趣和超越有限生命的渴望，取得了向上的积极的效果。他们书写对功业的渴望，表现出积极昂扬的生活态度，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依附曹氏政权建立功业的同时，努力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性，对待政治处境的不同态度以及个人选择的差异，令他们的文学创作呈现出鲜明个性。
所以，建安文人对死亡、名物、女性、政治四大主题的书写，其本质是文人个体自觉精神的外化和表现。
研究建安文学中的死亡、名物、女性和政治书写，其意义不仅在于论证其中传达出了文人个体自觉的精神，而是要进一步研究个体自觉背景下这些书写所具有的特点怎样聚合为建安文学的风格特征。研究的目的也并不在于单纯描述建安文学的特征，而是侧重于揭示导致这些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
关于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学界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且业已达成共识。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的观点广为论者认可并引用：“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刘师培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将建安文学的特点归纳为清峻、通侻、骋词、华靡，通侻即渐藻玄思、侈陈哀乐
；王运熙论建安文学新面貌，认为重抒情和讲究文采是建安文学的显著特征
；徐公持将建安前期和后期文学的特点分别归纳为慷慨悲凉的衰世文学、乐观向上的盛世文学
，并认为尚气、慷慨、悲情是建安文学情感取向方面的特征
；葛晓音以慷慨多气、悲哀苍凉概括建安风骨的特征，以纵情任性、志高意广形容建安文人
；罗宗强以非功利、主缘情、重个性、求华美作为建安时期文学思想的特点
。徐公持《建安七子论》言建安赋取材趋于日常化、小型化、普通化，冲淡了赋原有的贵族性，表现出平民化特点
。傅刚《邺下文学论略》亦言，邺下文学题材拓展，将文学视角转移到日常生活的普遍事件上，使文学具有平民性，强化了反映现实的功能
。
综括以上诸家评述，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即是王运熙所言重抒情和有文采，而其情感取向的具体特征表现为慷慨悲情、乐观向上，其抒情方式表现为自由奔放的通侻，其艺术风格特征则表现为重个性、求华美，此外，部分作品的平民化特点表现出建安文学相对前代文学的新变。在对死亡、名物、女性、政治四大主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以上风格特征的形成原因。同时，也能提炼概括出或许更能凸显建安文学风格特征的关键词。
人类共有的死亡恐惧意识，从情感最深处浸染着建安文人的文字，形成无处不在的悲情色彩，如徐公持所言，建安文学多带有悲情倾向，文士好悲忧之叹。亦如胡旭所言，建安文学继承东汉以来的悲情传统，莫名的感伤无处不在
。建安文人的死亡书写，较之前代更为敏感甚至消沉、绝望，他们的悲忧之叹和莫名的感伤，本质上都是死亡恐惧在人心中的投射。建安文人与死亡恐惧抗衡的途径，除了积极向上追求建功立业，也包括纵情任性，这种心态在文学书写中化为侈陈哀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通侻，形成抒情性极强的风格特征。在直面死亡恐惧时的无助和抗衡中，感伤消沉的悲情与积极昂扬的进取情感交织纠缠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张力。
建安文人珍视生命，热爱生活，他们在对“物”的书写中，塑造了和谐的物我关系，他们将笔下之“物”与个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紧密关联，表现了日常生活的趣味，创造了日常化、世俗化、个人化、情感化特征极其鲜明的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日常化比平民化更适合形容建安文学的特征。建安文人对“物”的态度，凸显出他们对自我的重视以及对自我内心世界的观照，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是追求个性。个性的形成源于对自我观念和情感的真实表达，这样就形成了非功利的创作取向，建安文人继而借此摆脱了汉代注重道德伦理说教的功利主义文学观，这种文学观将创作导向重视个体情感、注重文采修辞的方向，建安咏物赋的创作即是这种导向的结果。
在女性书写中，建安文人的男权思想观念对他们塑造女性形象甚至构建作品情节和主题，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他们不仅表达了男尊女卑的观念，也对此种观念进行了批评和反思，这种书写方式为建安文学增添了理性思考的色彩。
在功业书写中，建安文人对政权的依附性和相对独立性并存的特点，表现出他们既有变通的人生观，也有人格独立的精神。建安文人具有双重性的处世态度，就像他们面对死亡之时既绝望消沉又通达乐观的态度，以及对男尊女卑观念既认同又反思的态度一样，在作品中除了化为自由尽兴的通侻风格之外，还表现为真实诚恳与丰富多元。
建安文人在书写死亡时，努力与死亡恐惧抗衡，除了想要超越生命的有限性之外，也有想要超越庸碌人生的意味；在书写物欲时，他们表现出对永恒的向往；在书写女性时，他们表现出对人生理想的苦苦求索；在书写政治时，他们表现出实现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努力。
综上，建安文学在思想情感方面呈现出多面性的特点，在慷慨、感伤、通侻、乐观之外，还具有理性、真诚、多元、个人化与追求超越的内涵。
本书将建安文学四大主题置入个体自觉背景下进行观照，故而开篇即梳理了“个体自觉”的发生过程，介绍了学界关于建安时期个体自觉的共识，并阐释了“个体自觉”的内涵，在研究综述部分，仅针对四大主题研究成果分别进行综述。
学界对建安文学死亡书写的研究不多，但对文学史上死亡书写的相关研究给予笔者许多启发，择其要者综述如下：
一是揭示死亡书写的意义和作用。如陶东风《中国文学中的死亡主题及其诸变型》一文认为对死的意识铸造了对生的看法，对死的反思乃是对生的反思的集中体现
。陈宪年、查振科、凤文学《略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死亡意识》认为死亡文学使人正视现实的苦难，揭示现实苦难的根源，通过改造心灵，来使整个人类摆脱死亡、超越死亡
。
二是研究死亡意识的内涵与本质。李建中《魏晋诗人的死亡意识与生命悲歌》从人生哲学层面、审美创造的层面探究魏晋诗人的死亡意识，并认为这种意识最终消释于陶潜的自然主义
。刘建国《向死而生：建安文学的死亡意识》认为建安文学死亡意识的特质在于对生命短促的焦虑升华为热爱生命的积极态度
。
三是分析死亡书写的思维逻辑。如陈显望《〈古诗十九首〉之“死亡”母题探赜》从对死亡的超越方式、意象模式、产生原因等角度出发对其进行研究
。汪泽《汉乐府民歌中的死亡意识》从直面死亡、认知死亡、超越死亡三个层面研究死亡意识的表现
。
四是研究曹氏父子的生死观。王巍《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一书认为曹氏父子具有坦然通达的生死观，他们认识到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并对此采取积极的应对态度
。
五是从生命观与文学生命主题的角度研究建安文学的死亡书写。这方面的代表作当推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一书，其中有专章论述建安文人的生命情调。这本书以生命观和生命主题涵盖死亡书写研究，探究建安风骨所体现出来的从个体感伤到“大生命”的关怀、生命短暂与终极关怀、建安文学对生命价值观念的表现之丰富内涵，是具有哲理高度的文学研究。
上述以死亡书写为切入点的研究，主要从死亡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内涵意义、表现手法等方面着手进行探究，解决了文学怎样描写死亡以及怎样表现对死亡的超越的问题，其关注的对象多为诗歌，研究角度大多立足宏观。
钱志熙的研究以生命主题为切入点，重点落在生命的价值观念上，是关涉死亡书写研究的力作。但因为立足点不同，书中对死亡书写的本质认识不够深入，比如他认为建安文学生命主题占很大比重，正面表现死亡的作品是极少数，且建安文人感慨生命短暂不是因为恐惧死亡，而是担心个人价值不能及时实现
。认为建安文学正面表现死亡的作品很少这一说法不符合实际，忽视了建安时期大量的哀悼类作品；认为建安文人不恐惧死亡这一说法不符合心理学原理和逻辑，因为建安文人不可能超越死亡恐惧，他们只是选择了更为积极向上的抗衡手段。实现个人价值原本就是为了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左传》“三不朽”论就是在谈论有关死亡话题的情境下提出来的。存在主义心理学指出死亡恐惧是人类大部分创造活动的根本动力。本书则拟在全面关注建安诗赋文的基础上，以死亡恐惧为切入点，将研究重点置于作品中传达出的丰富复杂的死亡体验和感受的分析之上，置于文人书写死亡的艺术手法之上，置于建安文学死亡书写在观念上的进步和艺术上的发展之上。
关于建安文人对“物”的书写，学界尚无相关研究，因其与汉代博物风气相关，故简要介绍对本书有启发的汉代文学相关研究。徐公持《汉代文学的知识化特征——以汉赋“博物”取向为中心的考察》
指出，在汉代文学成为展示各种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载体，成为文学史上的一种特异现象，汉赋的实质归结于“博物”，汉代文学的知识化对文学创作有利有弊。
本书认为，建安文学对“物”的书写相对前代发生了巨大转向，相比先秦文学以“物”进行比兴象征的修辞之用和汉代文学炫耀博学的功利之用，建安文学对物的书写具有生活化、个人化、情感化的特征，书写对象趋于日常化并成为直接审美对象，用以表达作家的爱赏之心、生活趣味乃至生命意义等情感体验，由此带来创作手法和风格的相应变化。
建安文学中大量的女性书写引起学界较多的关注，专门研究建安女性书写的论文虽不算多，但研究中古、魏晋、唐前女性形象的大量论文，都关注到建安这个时段，这些论文均给予笔者许多启发和帮助。
为了不使综述泛化，本书仅选取从男权观念、女性主义、女性观等角度研究女性书写并关涉到建安文学的学术成果进行分析概括。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在学习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所以在综述中不以评述诸文献的优点为重，而是主要针对与本书不同的观点进行评述。
目前学界对建安文学女性书写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拔高建安文人的女性观，认为建安文人已摆脱男尊女卑的观念。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如马宝记《建安女性文学及其精神意蕴》一文认为，建安文人在笔下的神女身上发现了一种从未被人觉察到的崇高而神圣的、突破了汉代严格的宗法苑囿而体现在了妇女身上的美，建安文人对于女性的歌颂，是一个时代对妇女地位的肯定，是对妇女价值的确立
。吴从祥《论建安时期女性文学兴盛的原因》一文认为，随着汉末传统价值观的崩溃和思想的解放，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等观念的束缚，女性逐渐成为人们尊重和赞颂的对象
。魏宏灿《曹氏父子的婚恋心态与建安女性文学》一文认为，曹氏集团对于女性的观点一反汉儒传统的思想，使女性在建安时期有了全新的地位、作用及认识
。秦俊香《试论建安文人诗赋中女性的悲剧》一文认为建安文人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深刻揭露了动乱的社会现实、封建的婚姻制度、纲常礼教和男尊女卑的民族心理给广大妇女造成的不幸
。这一说法相对客观一些，但建安文人女性书写的批判性并没有这么自觉和尖锐。
之所以产生这些不够客观的认识，其原因在于：
一是不够重视汉代以来女性地位日益下降的实际情况，简单地认为汉代女性观落后于建安时期。事实上，汉代女性地位总体比建安时期高，《白虎通》《列女传》《女诫》都是东汉才出现的，其社会效力也逐渐形成，到建安时期，女性地位较之汉代其实是变低了，这在建安文人诗赋中是可以找到大量细节作为证据的。
二是将建安文人对女性的同情，误认为是对男尊女卑观念的摆脱。事实上，建安文人依然是男性中心社会的代言人，他们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文化和制度的局限，他们只是具有一定反思意识的男尊女卑观念的代表。
三是忽略了建安文人对先秦两汉女性书写传统的承续。比如就止欲赋而言
，张衡、蔡邕以来止欲赋抒情成分增多，女性形象的象征意味增强，加之《蒹葭》《汉广》《四愁诗》塑造具有象征意义的女性形象的写作传统，使得建安文人在止欲赋写作中融入个体身世之感，令赋中女性在传统情欲对象的基础上获得了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层面的象征意义，所以这并不代表建安文人摆脱了男尊女卑观念的束缚，不厘清这一点，以为这代表着建安文人在思想解放过程中发生了女性观的天翻地覆式的变化，就难免有夸大拔高之嫌。
四是缺乏对建安诗赋的全面观照。建安文人对女性的歌颂和赞美集中于想象中的女性之上，且仅限于神女赋和止欲赋以及少量追寻主题的诗歌。而其余诗赋中大量的思妇、出妇、寡妇形象，她们并没有得到赞美歌颂，甚至连外貌都没有，她们的共同点在于命运悲苦，相对男性而言地位十分卑贱，命运完全由男性主宰。
本书将建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为婚姻家庭关系之内和之外两个类型进行对比，是非常有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清楚地观察到建安文人对女性的态度具有复杂性和双重性。建安文人在塑造婚姻家庭关系之内的女性时，首先表现女性的柔弱和依附性，表现男性对女性命运的主宰甚至对女性生活状态一厢情愿的意淫，这些都是典型的男尊女卑视角。但同时建安文人在个体自觉的背景下，基于对生命的珍视和热爱，产生了同情女性的心理，他们对男性善变加以批评，认为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在于男性，又都是对男尊女卑观念的反思和自省。
当然，也有很多论者认识到建安文人男尊女卑观念的存在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但他们往往又忽视了建安文人对男尊女卑观念的反思。
王小燕《中古诗歌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一文论述了男权在塑造女性形象过程中的作用，指出古代诗歌只有思妇形象却很少看到“思男”，是由男权中心的文化形态所约束、规定而形成的
。但此文尚缺乏足够的对体现男权观念的具体作品的文本分析，也没有关注建安文人对男权的反思，且仅研究建安诗歌，忽略了建安神女赋和止欲赋中的理想女性，这使得对于文人创作心态的研究难免出现片面倾向。
刘佳媚《曹魏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认为，曹魏文学中的女性在婚姻生活中体现的是三从四德，在文人的日常创作中体现的是男尊女卑，在社会生活中，女子是皇室贵族随意赠予买卖的对象，在理想生活中，文人将对现实女子的一切美好愿望都赋予在神女佳人身上，借以阐释抒发内心的理想
。文章把握住了建安文人存在男尊女卑观念的事实，但论述的重心在于建安文学中女性形象反映出的现实，而不是文人怎样塑造她们，因此没有看到建安文人对男权意识的反思，也无法合理解释他们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一方面女性地位极为低下，另一方面女性又被作为理想的象征。
周峨《唐前女性题材诗歌研究》一文指出唐前女性题材诗歌在男尊女卑、克己复礼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特点，如男尊女卑观念之下形成男子拟闺音的代言体诗歌，克己复礼观念对欲望的否定和防范形成女性题材诗歌领域中“非个人化”的倾向，即诗歌中反映的情感往往并不直接关涉作者自身
。这些观点对笔者有所启发，但是该文涉及建安文学的论述很少，亦没有关注到建安文人的反思。
刘淑丽《先秦汉魏晋妇女观与文学中的女性》一书将曹魏统治者的妇女观总结为政治上歧视女性、生活上重女色以及物化女性，认为建安文人的妇女观是基于哀时言志基础上对女性的同情，并指出建安文人的作品中表现了对女性灵与肉的向往
。除了没有明说建安文人的女性观是男尊女卑观念的反映以及没有关注到建安文人的反思，这个观点比较中肯。
建安文学中女性形象类型化的特点，可谓学界共识。但究其成因，笔者亦与现有研究有不同观点。吴从祥《唐前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一文认为，建安后期文人日渐脱离现实生活，文人与现实生活的隔膜以及与女性的性别隔膜导致了其无法详知个别情事的原委曲折和女性的个体特征，从而只能就其所知晓的共性处着墨
。笔者认为这个观点不够客观，首先任何文人都无法脱离现实生活，脱离现实女性；其次如果这样讲的话，刘兰芝这样个性化的形象必定出自女性作家之手，同时也无法解释曹植笔下颇具个性化的洛神与类型化的思妇、出妇并存的现象。本书认为建安文人在男尊女卑观念下塑造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应该是造成建安文学女性形象类型化的重要原因。
此外，学界对建安止欲赋在理解上存在分歧和误读，本书拟在第三章厘清问题的成因。建安时期还出现了止欲诗，典型代表为繁钦的《定情诗》，但学界基本视其为男性遗弃女性的失恋诗，笔者亦将在第三章里详细论述此问题。
本书主要关注建安文人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对曹氏政权的人格依附性和相对独立性，目前尚无专门论述此问题的论文论著。虽然许多建安文学研究者亦关注到这一问题并具有精到认识，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明确强调建安文人的依附性，对于其相对独立性有认识但表述不够明晰，对于建安文人兼具依附性和独立性的问题，则尚无人论及。
关于依附性，徐公持认为邺下文人身上保留着传统的对于政治权力的依附性，多数文人的独立人格尚未真正形成
。夏传才在《建安文学全书总序》中论建安士人与政治集团的关系，认为他们为某一政治集团服务，赖以生存并谋求功禄，所以他们具有依附性而不可能有独立性
。胡旭《汉魏文学嬗变研究》以祢衡、孔融、杨修之死，以及刘桢被“减死输作”为例，证明曹操对士人进行杀戮和打击，由此认为文人个性消失
。
关于独立性，余英时论汉晋士人的个体自觉精神，虽然没有论及建安文人与曹氏政权的关系，但是他所论述的包含着独立精神的个体自觉思潮，可以作为建安文人个人品质形成的大背景
。徐公持指出刘桢、徐幹、杨修还有孔融、祢衡，都在不同场合、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文士的自尊心，以及对权势者的疏离甚至轻蔑，显示了独立人格意识的某种觉醒
。张兰花《曹魏士风递嬗与文学新变》论及士人与政权的关系，认为209—217年，士人与政权的关系由与汉献帝的君臣大夫变为与曹氏共同扶政的貌似平等亲密的臣臣关系，曹丕封五官中郎将之后，士人围绕曹氏兄弟形成了类似朋友、宾客式的士人群体交往圈
。孙明君认为建安文人继承汉末党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征伐赋、从军诗中流露出天下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建安文人的人生理想是超越个人功禄的，他们与曹氏政权的关系，更像是合作关系而非纯粹的依附关系。
显然，对于建安文人是否具有独立人格与个性，以上观点不免存在矛盾的地方，而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须看到建安文人对曹氏政权既依附又保持人格独立的特点，这个特点对他们的创作内容乃至艺术手法、风格特征都产生了影响，这将在第四章里一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