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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收藏中國古典小説的重鎮，自民國時期以來，董康、孫楷第、傅芸子、王古魯等先後赴日訪書，《遊仙窟》《清平山堂話本》《無聲戲》《照世杯》等國内久已不聞的小説，憑藉内閣文庫、蓬左文庫、尊經閣、佐伯文庫等機構的庋藏才重新進入學術視野。傳統上，小説被視爲旁門之學，公私目録對白話小説罕有著録，直到近代，隨著文學觀念的變遷，它才成爲嚴肅的學術話題。與之相似，古典小説在日本也有其接受歷程，但國内學者往往將日藏小説視爲流落異域的中土典籍、重構傳統文學景觀的構成元素，較少留意其在日本的收藏、著録與閲讀，即便查閲内閣文庫、尊經閣、静嘉堂的漢籍目録，也多重在調查小説版本以補國内收藏之不足，江户時期皇室、幕府、文人、書肆的藏書目録很少進入小説研究者視野，其編纂體例與分類方式更是鮮有問津。其實，舶來漢籍只有進入日本的知識體系與文獻叙録中，才能成爲可加利用的資源。自平安時期以來，中國小説屢見於公私目録，著録形態與時俱進，部類歸屬迭經變遷，其中體現出的文獻意識與文學觀念頗堪考索。
日本現存漢籍外典目録始於藤原佐世奉敕所撰《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約在寬平三年（891）前後編成。平安初期嵯峨天皇建冷然院收儲典籍、用心文事，日本貞觀十七年（875）冷然院起火，秘閣藏書大多化爲灰燼，敕命藤原佐世調查現存圖書，撰寫該目録。其分類與典籍順序同於《隋書·經籍志》，依經史子集分爲四十家，部分重複的典籍連書後夾注均略無差異
。第卅二小説家著録典籍十部
，其中《笑林》《燕丹子》《世説》《小説》亦見於《隋書·經籍志》且卷數相同，藤原佐世編纂該目録時很可能將《隋書·經籍志》置於案頭以備查考，目録第十一正史家便著録有《隋書》八十五卷。其時白話小説未興，唐傳奇雖已興起但尚未大量傳入日本，而筆記小説中的《神仙傳》《搜神記》《冥報記》《續齊諧記》等志怪類歸入第二十雜傳家，《穆天子傳》歸入第十五起居注家，帶有軼事色彩的《漢武帝故事》《西京雜記》歸入第十六舊事家，同於《隋書·經籍志》。當時尚無統攝性的文言小説概念，《四庫全書總目》中列入“子部·小説家”的典籍尚且分散在子史各家。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遊仙窟》一卷，收在第卅九别集家，編者顯然没有意識到《遊仙窟》的文體特徵。自江户後期始，幕府與藩校藏書目録時以《四庫全書總目》爲據，而後者並未收録《遊仙窟》《長恨歌》之類唐代傳奇，甚至《剪燈新話》《虞初新志》《聊齋誌異》等帶有傳奇色彩的文言小説也不予著録，漢籍收藏較少的文庫可以將《剪燈新話》等籠統歸入“子部·小説家”而不予特殊標注，但廣儲傳奇的文庫便需在目録上另做安排，或者將其歸入現有類目，或者新設子目，與《四庫全書總目》相比體例均有所增益。
籠統歸入“子部·小説家”者，如天保七年（1836）校訂抄録的尾張藩《御文庫御書籍目録》
。該藩本爲“御三家”之一，幕府將軍德川家康去世前將駿河文庫藏書分贈尾張、紀伊、水户三家，即所謂“駿河御讓本”，天保年間重修目録時，首列“駿河御讓御書物目録”，漢籍部分便以經史子集順序著録而未設子目，《剪燈新話》《效顰集》與《列國志傳》《全漢志傳》《兩漢傳志》《三國志傳通俗演義》等白話小説同列子部
。另外，安政丁巳（1857）抄録的幕府官學《昌平黌藏書目録》採用類似編纂方式並加變通
，正文前的目録中詳列四部子目，其中子部著録“小説類附傳奇二百三十一種二千令八本”
，但小説類正文却未注明何爲傳奇，而是將《遊仙窟》《剪燈新話》《聊齋誌異》等文言傳奇與《西厢記》《東周列國志》《三國志演義》《金瓶梅》等白話小説與戲曲混録在“小説類”下
。
將傳奇小説歸入現存子目者，往往是置於“子部·小説家·異聞”中，如幕府紅葉山文庫的《元治增補御書籍目録》
，據福井保所述，該目録自元治元年（1864）起奉命編纂，歷經兩年於慶應二年（1866）完成
，它便將《虞初新志》《剪燈新話》並列“小説類異聞之屬”
。由於明前傳奇小説篇幅較短，往往收録在《太平廣記》《百川學海》《説郛》《五朝小説》等類書或叢書中，少以單篇行世，而《四庫全書總目》子部中原有類書子目，即便不新設子目也可將有限的典籍籠統著録，因此《四庫全書總目》中傳奇的缺失並未造成太大影響。到了近代，將傳奇歸入“小説家·異聞”者也不罕見，長澤規矩也參與編纂的《静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録》便在子部“小説家類·異聞”下收録《宣室志》《劍俠傳》《剪燈新話句解》《剪燈餘話》《聊齋誌異》等傳奇小説，甚至將原屬類書的《太平廣記》也收録於此
。1934年尊經閣文庫編纂完成《漢籍分類目録》，分類標準雖大體依照《四庫全書總目》，却有較大調整，此中詳情且容後叙，其中子部設有“宋元明清百家類”子目，第一細目爲“儒雜小説釋道諸家之屬”，收録《剪燈新話句解》
。
總體而言，近代漢籍目録發展的趨勢本是學問獨立、門類細分，這既涉及學術轉型，也與圖書館的公共意識與專業化相關。近代早期少數論及唐代小説的日本學者，往往受《四庫全書總目》影響，對傳奇小説的篇目選擇與部類歸屬大多沿襲四庫館臣，並因師承傳授與講義、論著的出版而相沿成例。1899年森槐南就任東京大學文科大學講師，最早在國立大學講授元曲與漢唐小説，此後以小説戲曲研究卓然成家的鹽谷温稱其爲“中國戲曲小説的啓蒙者”。神田喜一郎編有《森槐南遺稿：中國詩學概説》，在序言中稱其“昔日爲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講師，門人森川竹磎將授課所用手稿匯而成編”，並提到除此之外尚有《漢唐小説史》《作詩法講話》等數種，可能均爲森槐南授課講義。
《漢唐小説史》全十三回，體例與大學課程相符，評述《山海經》以迄《南柯記》的文言小説，論及故事梗概與目録源流的演變。其中談到唐代小説，稱“其最著名者，别爲三種：一曰别傳，二曰雜事，三曰異聞。别傳以一人一事而成一部，雜事與異聞連綴諸多事實，其文亦零碎。而雜事虚實參半，多與史傳相發明。異聞屬仙鬼怪異之類，並及詩話瑣語之屬。雖同爲小説，其題自異”
，“雜事”“異聞”“瑣語”均爲《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類子目，“别傳”是森槐南自擬。此後分類列舉小説篇目時又有微調，分爲“别傳”四十種、“雜事”二十三種、“異聞瑣語”二十四種。
所謂“雜事”二十三種，其中十八種見於《四庫全書總目》，且順序近乎全同。而“異聞與瑣語”之所以歸并爲一，很可能因爲《四庫全書總目》小説類恰將“異聞”與“瑣語”存目書合并爲一卷，加上森槐南自擬的“别傳”，正與《四庫全書總目》小説類原本的子目數量相同。新擬的“别傳”，收録小説四十種，除《四庫全書總目》以存目收入小説類雜事的《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大業拾遺記》外，其他均爲《四庫全書總目》未曾收録的唐代傳奇，雖然仍有勉力與《四庫全書總目》對應的痕跡，但《霍小玉傳》《李娃傳》《柳毅傳》等傳奇小説可以孤篇單行、獨立成目，而非籠統歸入類書或叢書，已是一大進步。《漢唐小説史》並非漢籍目録，而是課堂講義，其分類意識雖然牽合《四庫全書總目》而有所發揮，但將傳奇列入“别傳”而與《朝野僉載》《開元天寶遺事》《明皇雜録》等“雜事”、《集異記》《杜陽雜編》《酉陽雜俎》等“異聞瑣語”並列，已經爲小説目録的編纂提供了啓示，只是真正付諸實踐仍需斟酌名目、假以時日。
親炙於森槐南的鹽谷温在其享譽學界的《中國文學概論》中談到唐代小説時，稱《四庫全書總目》小説類的雜事、異聞、瑣語三者區分不著，而森槐南别傳、異聞瑣語、雜事的分類方式亦有不足，認爲“第三類不足稱其爲小説，第二類稍具小説材質，唐代小説精華蓋存於第一類别傳”，並將森槐南所謂“别傳”易名爲“傳奇小説”，參以《唐人説薈》，將其分爲别傳（與森槐南所用同詞異義）、劍俠、艷情、神怪四類
。《中國文學概論講話》所述唐代小説只有傳奇，而《開元天寶遺事》《酉陽雜俎》等帶有漢魏遺風的文言筆記因缺乏小説特徵而棄而不論，唐以後甚至連傳奇小説都未涉及，僅在唐代小説末尾羅列《剪燈新話》《聊齋誌異》《虞初新志》等數種書名而已。自森槐南到鹽谷温，唐代傳奇的“小説”身份逐漸確立，並日益取代筆記體成爲文言小説的代表，這種觀念在小説目録上的實踐，便由鹽谷温的弟子長澤規矩也最終完成。
長澤規矩也多次參與古籍目録的編纂，前述《静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録》的執筆者中便有其身影。該目録對傳奇的著録，隱約可見牽合《四庫全書總目》舊例之處。1939年長澤規矩也曾在其主持的《書志學》雜誌上發表《漢籍分類答問》，以《四庫全書總目》爲基礎略加變换，詳細列出了經史子三部的細目，其中將子部小説家删去，並在子部雜家類原有的雜學、雜考、雜説、雜品、雜纂基礎上，增加雜事、異聞瑣語兩類，稱“小説家類與戲曲小説易混，故如前所述删而去之，隸屬於雜家”
，實則保留了《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説家原有的雜事、異聞、瑣語三類，將後二者合并爲一更是體現出森槐南的影響。該目録未附集部，但《静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録》已在集部增設戲曲·小説類，將戲曲與白話小説著録其下。該目録似乎是將唐傳奇置於“子部雜家類雜事”中，而筆記小説按照慣例分屬“雜事”與“異聞瑣語”，白話小説列於“集部小説類”，如此一來“小説”子目便只出現一次，避免了“子部小説”與“集部小説”共用一名的尷尬。可惜長澤規矩也未有機緣將這種設想付諸實踐，筆者尚未在日本現存漢籍目録中發現如此分類的案例。
長澤規矩也較爲得意的是大東急記念文庫與内閣文庫目録的編纂，前者不以收藏漢文小説見長，後者更有代表性，《内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録》凡例稱“本目的編修校正在法政大學長澤教授指導下，由本文庫福井保主營其事”
。目録以《四庫全書總目》爲基礎，多處略施改動。其中集部增設“戲曲小説類”，將戲曲與通俗小説納入其中。同時子部小説家類下設四個子目，分别是雜事、異聞、瑣語、傳奇小説，前三種著録的典籍略同於《四庫全書總目》，而傳奇小説收録四庫未載的《遊仙窟》《剪燈新話》《剪燈餘話》《情史類略》等二十餘部作品
。它既保留了《四庫全書總目》小説類原有的格局，便於研究者比照檢索，又將傳奇小説以獨立子目納入漢籍目録，不再爲避“子部小説”與“集部小説”的重複而擅改舊名。這種處理方式兼顧傳統目録的延續性與部類歸屬的合理性，將小説史意識適當融入其中，確實更爲周全，文言小説在目録上的位置也基本確定下來，子部小説四分法也逐漸成爲漢籍目録比較通行的分類方式。
在筆者有限的視野中，日本最早著録白話小説的藏書目録是寬永年間（1624—1645）尾張藩《御書籍目録》。江户時期延續時間較長的公私文庫，隨著時間推移收藏日富，整理藏書時往往以後來的目録取代此前所編，尾張藩却在整個江户時期不同年代編纂了三十餘種目録，是書籍史與目録史研究難得的資料。尾張首代藩主義直爲德川家康第九子，一生致力於收藏和漢典籍，因好學而深受其父推重，德川家康去世後將生前的駿府藏書分賜御三家時，尾張藩所得善本最夥
。
寬永年間《御書籍目録》首列駿河御讓本，末書“元和三丁巳年正月七日請取了”，即該部分是元和三年（1617）筆録。目録按排架順序著録第一至四十四番，每番藏書内容相近，但番與番之間並無明顯章法，和漢典籍混雜。其中第三十七番著録“《兩漢傳志》三册、《全漢志傳》二册、《三國志傳》六册、同十册”，同番另收録《前漢書評林》《十八史略》與《十九史略》
；第三十八番著録“《列國志》八册”，同番另收録《大明律》《大明一統賦》《史斷抄》《三史文類》《方輿勝覽》等
。從同番配置來看，編者似乎只是根據書籍内容粗略放置，没有四部分類的明顯意識。
寬永《御書籍目録》在駿河御讓本之後，從第四十五番開始著録尾張藩自置典籍，第六十七番之後不再按番次著録，繼而出現“某年買本”條目，即按購藏時間著録，其中“酉年買本”收録“《警世通言》十二册唐本”
，酉年即寬永十年（1633）。因是賬簿式的購書清單，並未按内容分類，難以追溯《警世通言》在編者眼中的文類歸屬。由於尾張藩現存不同時期的藏書目録，上述白話小説亦見於此後編纂的目録，但只是延續舊例，並無新增，筆者不再論及。總而言之，尾張藩在江户初期較早收藏白話小説，只是其藏書目録以配架順序或購藏時間編纂，白話小説混雜在其他和漢典籍中。
僅次於尾張藩，較早收藏白話小説的是天皇禁裏。大東急記念文庫藏有《禁裏御藏書目録》傳抄本，有落款“右官本萬治四年（1661）正月十五日禁中炎上之時燒亡”
，當在此前後編成。目録分上下兩册，編纂方式殊異，上册前半部分按“檐子”“箱”“長櫃”或“棚”著録，後半部分著録細目，如“事類第一”“史漢第一”等。下册更爲怪異，前半部分爲“春御檐子目録”“夏御檐子目録”“秋御檐子目録”“冬御檐子目録”“戀御檐子目録”等奇怪子目，後半部分略注細目，如“詩文抄之覺”“詩文付史漢事項”“日本詩集”等。其中上册後半部分“事類第二”著録有《列國傳》《皇明英列傳》兩部歷史演義
，同一子目另有《列仙傳》《古今列女傳》《唐才子傳》《古注蒙求》《千字文》等，如此混雜的配置，編者很可能没有四部分類意識。《禁裏御藏書目録》混録和漢典籍，編纂方式雜糅排架式目録與分類目録，而“事類”“史漢”“詩文”“韻書”等名目並不規範，很可能是根據個人閲讀習慣隨意處置，筆者未曾見到其他公私目録採用類似方式。
此後的書目中最早著録白話小説者爲水户藩校彰考館所藏《唐本目録》，封面有“唐本屋田中清兵衛 元禄元年十一月”標記，元禄元年即公元1688年。大庭修將其整理後全文公開
，他認爲這份《唐本目録》可能是水户藩在唐本屋的購書目録。田中清兵衛爲正德（1711—1716）到天明（1781—1789）年間江户“唐本屋”，即經營漢籍的書肆，同時作爲“御書物所”向幕府、大名出售典籍，出版“武鑒”（武士家譜）
。該目録爲江户前期較爲罕見的分類目録，並非如尾張藩寬永《御書籍目録》《禁裏御藏書目録》那般按番、檐子、箱等收納順序編纂，而是將所有典籍分爲四書類、易類、書經類、禮記類、春秋類、儒書類、故事類、軍書類、易曆雜類、佛書類等十九類，其中“故事類”著録《拍案驚奇》《濟顛全傳》《八洞天》《玉嬌梨》《五才子書水滸傳》等
，“軍書類”著録《梁武帝傳》《英雄譜》《三國志傳》《三國志演義》《續三國志演義》
，“易曆雜類”著録《明鏡公案》《龍圖公案》《西遊記》《雲合奇蹤》等。《唐本目録》並未嚴格採用四部分類，但前五類均爲“經部”子目，除將“五經總義類”擴展爲“五經六經類”、將“四書類”置於最前外，其他子目順序與諸史經籍志或藝文志相同。目録未設置史部，史部漢籍大都置於“儒書類”。
著録白話小説的“故事類”始見於《新唐書·藝文志》，此後《遂初堂書目》《文獻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均予以沿用，但江户前期書目中的“故事類”似乎是獨立發展而來，與中國書目並無直接聯繫。此前寬文十年（1670）書肆刊行的分類待售書目《增補書籍目録》便在“儒書”下設立“故事”子目，統括以故事爲主、具有彙編性質的和漢典籍，如《書言故事》《開元天寶遺事》《語園》《蒙求》等
，同時將帶有一定故事性質、暫時不易歸入其他子目的典籍也收入其中，如今日視爲文言小説的《開元天寶遺事》《剪燈新話》《五雜俎》《輟耕録》等。此後書肆刊行的分類待售目録大都延續了這種分類，如延寶三年（1675）刊行的《古今書籍題林》、元禄五年（1692）刊行的《廣益書籍目録》、元禄十二年（1699）刊行的《新版增補書籍目録》、享保十四年（1729）刊行的《新撰書籍目録》、寶曆四年（1754）刊行的《新撰書籍目録》、明和九年（1772）刊行的《大增書籍目録》等。同時，“故事類”地位也越來越穩固，延寶三年的《古今書籍題林》已將其獨立成大類，而非隸屬於“儒書”的子類。“故事類”在典籍分類中至關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中轉站功能，將新增書籍中無法歸入現有類目者暫時歸入此類，待到同類和漢典籍數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形成規模，便散入其他子目，或根據内容重新設立子目。而暫時歸入其中的漢籍，往往是今日所謂“小説”，尤其是文言小説。
“軍書類”與“易曆雜類”著録白話小説中的特殊類型，前者與歷史征戰相關，後者則涉及一定的陰陽術數，二者均按照内容而非文體分類，前者尤爲普遍。由於《平家物語》《太平記》之類歷史征戰故事久已風行，上自將軍大名、下至平民商賈，讀者甚衆，且早已以“軍書”目之，而《英烈傳》《列國志》之類歷史演義與之相似，將此類和漢典籍（尤其是中國歷史演義日譯本）歸入“軍書”的做法貫穿整個江户時期。江户後期甚至出現多種專門的“軍書”目録，而且往往多次增補重印，僅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所編《日本書目大成》便收録有明和七年（1770）刊行的《和漢軍書要覽》、享和年間刊《享和再版增補改正和漢軍談紀略考》、天保十二年（1841）刊《增補和漢軍談紀略考大成》等。由於《平家物語》之類征戰故事發達，“軍書”意識牢固確立，直到江户末期，歷史演義仍經常按内容列入“軍書”，或依日譯歸入“通俗書”（即日譯書），目録編纂者很少意識到其“小説”身份。
儘管如此，中國歷史演義從“軍書”向“小説”的演化趨勢也可見於江户時期，尤其是前述書肆刊行的分類待售目録。這些目録每種均設有“軍書”子目，但元禄之前尚無歷史演義日譯本，漢文原著的閲讀風尚並未普及，“軍書”中收録的漢籍往往是《武經七書》《中興偉略》《大明軍記》之類，直到享保十年（1725）刊行《明清軍談國姓爺忠義傳》之後，通俗歷史演義的刊譯陷入低谷，白話小説翻譯有三十餘年的空白期，直到寶曆七年（1757）《通俗忠義水滸傳》的出版，白話小説翻譯才重入正軌，不過已轉向世情、神魔等題材。就在最後一部通俗歷史演義出版後，享保十四年的《新撰書籍目録》新設“通俗書”子目，幾乎將已出版的通俗歷史演義盡皆收録其中，包括四年前剛剛刊行的《國姓爺忠義傳》
。
寶曆四年（1754）的《新撰書籍目録》已棄“通俗書”而新設“小説”，並將《太平記演義》《忠義水滸傳》《小説精言》《小説奇言》《小説粹言》收録其中
，明和九年（1772）刊行的《大增書籍目録》依然保留“小説”子目而取消“通俗書”，收録範圍也進一步擴大，除《通俗水滸傳》《通俗醉菩提全傳》《通俗隋煬帝外史》等白話小説日文譯本以及《小説粹言》之類重編和刻白話小説外，還將白話小説原本如《忠義水滸傳》《肉蒲團》《連城璧》收録其中
。在筆者有限的視野中，這是江户時期書籍目録最接近今日“白話小説”概念的案例，也是將章回、話本等不同種類通俗小説同歸一類，綴以“小説”之名的最早嘗試。
自寶曆年間以後，現存公私藏書目録日增，諸藩普遍設立藩校，其藏書也往往具有一定規模，但筆者所見藩校藏書目録中很少出現白話小説，且著録方式駁雜，或以書架配置、入藏先後、來源，或以六十四卦逐次編目，另有不少以典籍首字假名的伊吕波順序著録。以前述尾張藩爲例，已知三十餘種藏書目録除情况不明者外，直到天明二年（1782）的《御文庫御藏書目録》才開始出現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但未固定爲成例，此後編纂的目録仍夾雜收集者、書架、書庫等分類方式，直到最後一部元治元年（1864）《御書物目録》仍採用書架分類
。
私人藏書規模有限，爲便檢索，多按書函或書名發音的伊吕波順序著録，罕有使用四部分類者。且私人藏書多無白話小説，偶見著録也僅有數部，難以獨立成體。以筆者所見收有白話小説的數種藏書目録爲例，天明狂歌的代表人物大田南畝（1749—1823）生前藏書頗豐，曾委托國學者山崎美成代爲編纂藏書目録，書成即爲《南畝文庫藏書目》，其中漢籍主要見於第四册。該册按“以吕波仁保”等書函順序著録，白話小説爲“宇函”下的“《水滸傳》廿四本”、“於函”下的“《肉蒲團》小説凡二十四回一本”
。
江户後期讀本大家曲亭馬琴嗜讀小説，可能是整個江户時期白話小説插架最多的私人藏家。其《曲亭藏書目録》按書名發音的伊吕波順序著録，類似音序辭典，用到某部典籍時檢索甚爲方便，其中“つ部”收録《通俗水滸傳》、“こ部”收録《紅樓夢》、“せ部”收录《照世杯》《石點頭》、“す部”收録《隋史遺文》《醉菩提》等
。
江户末期三河國渥美郡神官羽田野敬雄廣搜和漢典籍，集合衆力設置羽田文庫，擁書萬卷並向公衆開放借閲，現存明治九年（1876）羽田野敬雄自筆《羽田文庫藏書目録》，分爲春夏秋冬四卷，前三卷收録日本典籍，最後的冬卷收録漢籍類、梵典類與洋書類，漢籍部分未再分類，著録順序大致是先經史後子集，而細處並未參照《四庫全書總目》，其中收録《肉蒲團》一部
。
自江户初期白話小説始見於書目著録以來，公私藏書機構始終未探索到白話小説在四部分類中的合適位置，直到最後一部重要的藏書目録出現，即慶應二年（1866）完成的紅葉山文庫《元治增補御書籍目録》。紅葉山文庫堪稱江户時期規模最大、藏書最富的官家書庫，該目録亦可謂江户時期藏書目録集大成之作。其凡例中稱：
凡書目，諸史經籍志之外，或爲官府之用，或爲私藏之記。古今編目者不勝枚舉，部門分類大同小異，互有出入。今重訂寶庫書目，體例多據乾隆《四庫全書總目》，至其子目，則參考諸目而有增删。
《元治增補御書籍目録》編纂之謹嚴、子目之完備、配置之合理，在江户時期實爲僅見。該目録子目極似《四庫全書總目》，但由於後者不録白話小説，而紅葉山文庫收藏頗豐，不得不在子目上做出調整。不同於以往將白話小説納入“事類”“録”“故事”“軍書”“易曆雜類”“通俗類”或籠統的“子部”“小説”等做法，該目録既遵照《四庫全書總目》而又有所創新，不再試圖將白話小説强行納入既有子目，而是在體系完備的《四庫全書總目》之外另設新目以收納這一新文體。凡例中稱“演義雜劇之類，及韓人著撰、滿文之類，於四部之外，設附存部以載之”
。白話小説見於目録“附存部”，又細分爲“演義”“雜説”（目末著爲“雜記”）兩類，各收録典籍三十一部，除白話小説外亦雜有文言小説。
“演義”類收録《封神演義》《拍案驚奇》《西遊記》《醋葫蘆》《全像金瓶梅》《國色天香》等，“雜説”類收録《艷異編》《開卷一笑集》《全像西遊記》《花陣綺言》《緑窗女史》《情史類略》《醒世恒言》《喻世明言》等。這種分類未見於此前目録，而近似目前漢籍目録的編纂方式，實已具有相當的現代性。儘管如此，“演義”與“雜説”的典籍著録仍有一定缺陷。姑且不論夾雜其中的文言小説《艷異編》《情史類略》、文白兼收的《國色天香》以及非小説的《開卷一笑》《緑窗女史》之類，大體而言，“演義”事關歷史而“雜説”偏於世情，“演義”多爲長篇而“雜説”近似短制，與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説書目》區分講史、煙粉、靈怪、説公案、諷喻，大塚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説書目》並列小説短篇、小説長篇、講史略有相似之處。但“演義”中《醋葫蘆》《全像金瓶梅》煙粉情多而風雲氣少，《西遊記》隸屬於“演義”，而《全像西遊記》却著録在“雜説”。同屬“三言二拍”，但《拍案驚奇》見於“演義”，而《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却列在“雜説”。雖然總體而言已大大推進了白話小説目録的發展，但仍不免粗疏。
近代各種公私圖書館陸續出現，1872年文部省博物局下設書籍館，接管舊大學（由江户時期昌平黌、藩書調所與醫學校合并而成）等藏書，數量頗爲可觀，並向全民開放，按典籍珍異程度收費
。同時，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東北大學、早稻田大學等學校附屬的圖書館也相繼完備，各圖書館陸續編纂藏書目録。不同圖書館的藏書目録分類各異，短時間内並未出現共同遵循的規範，白話小説的著録也各具特色。近代具有與江户時期不同的社會背景，日本以明治爲界、中國以民國爲界，典籍形態與知識體系發生了明顯變化，從雕版到活字，由線裝至洋裝，從物語和歌、經史子集到文史哲法政經。除了和漢之别另有古今、東西之分，同爲日本小説，曲亭馬琴與夏目漱石、江户後期刊刻的《八犬傳》與明治後期出版的《我是貓》幾乎不可同日而語、同架而列。如果説江户時期與四部分類競争的主要是伊吕波與函架分類，那麽近代以後則是十進法之類西洋分類方式與四部分類並立。由於近代公私文庫藏書目録較多，爲避繁雜，筆者僅選擇有代表性的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與私家文庫，以示白話小説在目録學上的地位變遷。
國會圖書館是日本唯一法定納本圖書館，和漢典籍收藏頗富，其前身爲明治時期的東京圖書館。1883年刊行的《東京圖書館和漢書分類目録》是近代較早且比較完備的藏書目録，編纂之初便意識到和漢典籍邊界之模糊，凡例中指出：
古來區别和漢，並無一定之規，或依文體、或據事跡，甚爲混亂錯雜。今斷然以撰者别之，不問文體事跡。撰者若爲本邦人則視爲和書，係漢人即定爲漢籍。
這種區分難免粗疏草率，如此一來“和書”中頗多純漢文著作，而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本已收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五經總義類，該目録却置於“和書”的“儒書”子目。以漢文撰寫的著作往往運思之初便已納入四部體系，追步經史子集而不涉和歌物語，以作者國籍而非内容與著述形態分類，雖一目了然，却也頗有不適。該目録的漢籍分爲經書、正史、雜史、傳記等二十類，雖未設四部，但子目基本都來自四部分類（另合并《四庫全書總目》數條子目爲諸子、詩賦，亦可視之爲模仿《漢書·藝文志》），順序大體相同而有個别調整，最後兩類爲“小説”與“雜書”。“小説”兼收文言白話，其中白話小説有《演義三國志》《精繪圖像梁武帝西來演義》《通俗演義禪真逸史》等十六部
，如此分類實則已退回到籠統涵蓋文言白話的子部小説概念，略同於前述天保七年（1836）尾張藩《御文庫御書籍目録》與安政丁巳（1857）《昌平黌藏書目録》，與紅葉山文庫《元治增補御書籍目録》相比已等而下之。
國立圖書館編纂白話小説目録或許失於保守，在一定程度上回溯江户，而近代新出現的大學得開化之先，首效西方分科治學，其圖書館操此舊業時則可能偏於西化激進。近代日本最早的大學爲東京大學，其圖書館也因藏書豐富而著稱。1891年首先刊行《帝國大學圖書館和漢書目録 假名别》，依圖書首字發音的伊吕波順序編纂，兩年後刊行的《帝國大學圖書館和漢書分類目録》，是該館最早的分類目録。該目録在近代早期頗有代表性，採用的是雜糅和漢與西洋的分類方式，將所有典籍不分和漢統一分爲宗教、哲學、經書、子類、博言學、文學、史傳、地理、數學、理學等二十大類，每類設若干子目，子目再進一步細分。典籍的配置以内容爲據，絶大多數不分和漢。“第六文學”大類的“一一小説”子目，進一步細分爲“イ國文小説”與“口漢文小説 附神仙記、異聞、瑣語”，後者雜録文言與白話小説，其中白話小説有《南宋志傳》《今古奇觀》《五虎平西前傳》《演義三國志》《説岳全傳》《水滸傳》六部
。這種分類雖呼應著近代的知識體系與學科劃分，但不分和漢、古今，將典籍齊置雜處，並不利於文獻檢索與學術研究。圖書分類既受到近代學術的影響，又有其獨立性，亦步亦趨地追隨現有學科體系未必合適，長澤規矩也强調“圖書分類不同於學問分類”
，確實有其合理性。
近代私家文庫中收藏白話小説最多的是尊經閣與静嘉堂。尊經閣文庫繼承了江户時期少有的領國大名、加賀藩主前田家藏書，至今仍以漢籍收藏之富享譽學界。1934年刊行的《尊經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録》，分經部、史部、子部、集部、雜部，略仿《四庫全書總目》而有較大增删。其子部與《四庫全書總目》出入尤大，分周秦諸子類、漢唐百家類、釋道二經類、七書類、宋元明清百家類五個子目，最後一種進一步細分爲：一儒雜小説釋道諸家之屬、二合編合刻類收載諸種、三分抄分選節本、四平話演義之屬等十六種，分類標準逸出常軌，令人頗難索解。白話小説著録在“四平話演義之屬”，計有《新編五代史平話》《精鎸合刻三國水滸全傳》《古今小説》《無聲戲小説》等十四種
。該目録分類方式自成一體，既採用四部分類，將小説歸於子部，又打破子部原有格局，放棄儒家、法家、雜家、小説家等子目，而以周秦諸子、漢唐百家、宋元明清百家等朝代分類，近守成而有破格，似開新却沿舊例，只可謂特立獨行、後無來者。
與尊經閣相比，静嘉堂文庫前後兩種漢籍目録均更切近《四庫全書總目》。自從1907年購入歸安陸氏藏書後，静嘉堂便請漢學家河田羆編纂珍本書目，於1917年刊行《静嘉堂秘籍志》，實則主要是《皕宋樓宋元書目》與《十萬卷樓書目》的纂集整理
，並未著録白話小説。1930年再次刊行《静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録》，長澤規矩也亦參與其中。該目録非常接近《四庫全書總目》，凡例中雖稱“大體基於《四庫全書總目》，亦多少施以取捨”
，實則改動很少，主要增設《四庫全書總目》未收的叢書部，集部新增尺牘類與戲曲小説類，白話小説便著録在集部小説類，計有《新刊宣和遺事》《第一才子書三國志》《西遊真詮》《今古奇觀》等五十部，其中包括岡本保孝《讀水滸傳》、瀧澤解《半閑窗談》等日文撰寫的小説批評以及《通俗醒世恒言》《通俗西湖佳話》等江户時期的日文譯本
。該目録未對白話小説作進一步細分，但已是當時堪稱典範的漢籍目録。
參與編撰《静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録》時長澤規矩也年紀尚輕，不能自作主張，他自稱“素人”，仰賴前輩飯田良平指導
。但到編纂内閣文庫目録時便可主導其事，在很大程度上貫徹己意。二者分類方式均與《四庫全書總目》頗爲相似，而《内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録》更加細緻完善。以白話小説爲例，《静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録》將其置於新設的集部小説類未予細分，而《内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録》在集部新設“通俗小説”類，並進一步細分爲講史、短篇小説、公案小説、煙粉小説、靈怪小説、豪俠小説、諷刺小説、小説叢刻、翻譯小説九類，與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説書目》初版的分類方式頗爲相似。孫楷第書目1932年出版，第二年長澤規矩也便在其主持的《書志學》“新刊批評”欄加以引介，盛贊“小説書目如此完全者，尚無先例”
。當時除孫楷第書目外，筆者尚未發現比長澤規矩也參與編纂的《静嘉堂漢籍分類目録》更爲完備的目録，《内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録》很可能是模仿孫著，但一爲知見目録、一爲藏書目録，體例有異導致著述形態不同，實則各有所長。
長澤規矩也對小説目録學的貢獻，不僅是分類子目的增進，更是著録形態的完善。《内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録》不僅著録書名、作者、卷數、回數，而且區分冠稱、詳注版本，書名著者統一規範，標明册數、函數、配架、舊藏者。他還專門著有《圖解古書目録法》一書，結合圖録，對和漢典籍書名、著者、刊年、卷册等的識别與著録方式一一詳解。序言中坦稱“圖書整理爲特殊技能，素人看似輕易，雖則絶非如此。古書整理實難，我已體驗此道五十年，對記録方式仍有迷惑之處”
。書中講到許多技術細節，如談到書名，指出以卷頭爲准，次取目録首、再次取卷末或序文首，外題與題簽不可靠，冠稱小字雙行不記入索引；再如談到著者，指出需以本名録入，通行别號者在本名後以圓括號注出别號，著者載有多人時取捨次序爲中右、中左、右外、左外等。針對版本識别中最爲困難的刊年識别問題，他亦結合實例詳解同版與異版、初印與後印、翻刻與修版、剜改與補刻之判别方式，雖然内容平實，但多有常人難知的通人之談，小説研究者若明其理，便可减少疏失。在長澤規矩也的努力下，圖書目録的編纂有了清晰可循的規範，成爲可以傳授的專門之學；書目也不只是按圖索驥的導引，更是學術探索的工具，即便未見原書，僅憑書目著録，也能成爲小説研究的重要參考。以江户時期頗爲盛行的《三國志演義》與“三言二拍”爲例：
1.寬永年間尾張藩《御書籍目録》著録爲：三國志傳 六册；警世通言 十二册 唐本
；
2.1866年《元治增補御書籍目録》著録爲：三國志演義 十二卷 十二册；醒世恒言 四十卷 十六册
；
3.1934年《尊經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録》著録爲：精鎸合刻三國水滸全傳 二十卷 明雄飛 明版 一二册；古今小説 四十卷 明馮夢龍 明版 二六册
；
4.1956年《内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録》著録爲：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按：雙行小字）三國志通俗演義 十二卷 題明羅本 明萬曆一九刊（周曰校） 楓 一二册 附一函 八號；喻世明言 （重刻增補古今小説）二四卷 ［明馮夢龍］編 可一居士評 明刊 楓 六册 附五函 六號
。
江户時期所有藏書目録均未著録著者、刊者、刊年，且只有《元治增補御書籍目録》著録卷數，對版本研究幾乎無法提供有效信息。到了近代，藏書目録雖逐漸出現著者、刊年、函册、配架等記載，但尊經閣只簡單著録“明版”二字，未曾詳細查考版本。同時《古今小説》並未記載作者爲馮夢龍，這種著録只是作者的推想，雖有事實根據，仍應注明並非原書所載，以免誤導讀者。與此前的著録方式相比，《内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録》最爲完備，各種標記意義如下：
1.雙行小字“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表示冠稱，不採爲索引詞，書名索引僅用“三國志通俗演義”，以省略冗餘信息。
2.“題明羅本”指著者可能另有其人或存在争議。
3.圓括號内的“周曰校”表示該名未出現在牌記中，只是從序言、目録、卷首或版心等處採録，是原書其他位置明確著録的信息，而非編目者推測。
4.“楓”字表明該書爲原楓山文庫所藏。
5.圓括號内的“重刻增補古今小説”表明封面、目録等處題名不同於卷首。
6.方括號内的“明馮夢龍”表明原書未載著者，或著録不明，此處著者是據其他信息推斷得來。
相較之下，《内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録》已提供相當多的版本信息，即便無緣前往文庫調查原書，也可據此目録從事相應的研究。長澤規矩也通過各種努力，使藏書目録從賬簿轉化爲工具書，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脱離文庫，具有獨立自主的學術價值，這是江户時期乃至此前書目很難具備的功能。
近代日本較早關注目録之學的文獻學者田中敬，曾在《和漢圖書目録法》中按編纂方式將目録分爲著者名目録、分類目録、主題目録、書名目録和辭書體目録五種，相較之下尤爲推重分類目録，認爲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目録發展的自然趨勢
。然而棚架箱函等編纂方式屢見於公私文庫，雖然精擅學術、博覽群籍的藏書家所在多有，但日本長期以來未有某種分類方式成爲主流，與中國目録學從七略到四部的穩步推進形成對比。自平安時期直到近代，不同時期的公私藏書，其漢籍目録編纂的依據始終在書名（按首字發音的伊吕波順序）、藏所（櫃、擔、合等）與分類（經史子集、十進法等）之間徘徊，直到江户後期《四庫全書總目》傳入日本並被幕府官庫所採納，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才逐漸成爲目録編纂的大勢所趨，這也導致白話小説在目録上始終徘徊在各種隨意偶出的子目中，很難納入知識體系、形成文體共識。
之所以如此，筆者認爲固然與目録學著作較少傳入日本有關，同時江户之前舶來漢籍頗爲珍異，公私所藏往往以抄本爲主，便於流通的刻本並不多見，藏書難成規模。直到江户初期，時值明末清初，中國版刻大盛，刻本日漸普及，但日本文人搜求仍頗不易。由於漢籍有限，藏書目録若求全責備，很多部類可能空有其名，相比之下按典籍首字假名順序編目更便檢索，直到江户中後期中日書籍貿易日益頻繁，清代刻本大量東傳，日本的漢籍收藏才具備可觀之量。文政九年（1826），清朝得泰號商船因風浪漂流至駿河灣，船主在筆談中稱“我邦典籍雖富，邇年以來裝至長崎已十之七八”
，雖是禮貌之辭，也説明清代商人對舶載典籍日漸增多的直感。
目録分類之所以混亂駁雜，筆者認爲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漢籍邊界的模糊性。明治時代之前日本文化人大都接受過良好的漢學教育，通曉漢詩漢文，整個江户時代不少文人儒士都有以漢文書寫的詩文論著，因之公私文庫普遍藏有和漢兩類典籍，漢籍很難與所謂“和書”明確區分，於是純粹在中國語境中發展出的四部分類法難以應用在“和書”上。加之平安後期以降日本文人主要以日式發音輔以訓讀來閲讀舶來典籍、傳授中國學問，以“外語”書寫的漢籍均可用日文朗讀，於是和漢書籍可用同一套伊吕波順序著録，類同索引，比四部分類更便於搜檢。長澤規矩也在《古書目録編輯裏話》一文中曾詳細列出編目中遇到的十九類漢籍，如爲漢籍添加句讀、在漢籍本文中以漢文加注、日本人抄録的漢籍選粹、與漢籍相關的漢文體批評論考、日本人的漢詩文、日本人所撰詩文體的戲文等
。其中究竟何者爲漢籍、何者爲和書，抑或何者爲准漢籍、何者爲准和書，不同編目者很可能給出不同的解答，這是中國語境下絶不會陷入的困境。這種混亂導致和漢圖書分類的雜糅，編目時因陋就簡。或將漢籍納入和書分類，或將和書納入漢籍分類，“事類”“軍書”“故事”等兼收和漢典籍的子目便是這種努力的典型體現，而白話小説著録其下，與籠統的子部小説家類相比進一步模糊了文體特徵。直到近代，漢學從普遍修養退而成爲衆學之一，和漢兩種典籍形態和知識體系的區别日益明顯，漢籍目録才真正獨立，白話小説在目録上的位置也逐漸確定下來。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