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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一片片房屋倒下了，尘土与瓦砾中，一个村庄即将消失。
这次回家，正遇上邻村下峪村被整体拆除。说“拆除”，而不是“拆迁”，是因为一年后，村民将回迁到这里，住进像城里一样整齐的楼房，原先的老院子、老窑洞将成为历史。据说这个村子的东山一片地卖给了开发商做墓地开发，效益可观，村里已经拿到一千多万，用于安置村民，每户十万，自找落脚处，等待新家落成。
这个村离我们村二里地，我们在梁上，他们在沟里。小时候经常来玩，村里有好几个我初中的同学。由于我今年要修缮自家老宅院，特意过来看看，看能否收罗一些旧砖瓦，说不定到时候能用得上。本地的老宅院多为清代建筑，用的都是老青砖，很有年代感。小时候经常在这样的老院子里玩耍、走亲戚、居住，如今，附近的村庄大都面目全非，被开发、改造成“洋气”的模样，再难看到原来农村的光景。年轻人大都离开村子到城里生活，因为孩子要读书，村里没有学校。居住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村里的宅院和地便成了可以开发、搞产业的资源。
走在人已搬走的一个个宅院中，看到那些历经岁月的门楼、窑洞被推倒，许多老的农具、家具、日用器皿被丢弃，让人颇感凄凉。附近村庄的一些村民，开着电动三轮车在废墟中“寻宝”，把一些可以利用的东西捡回去。废墟中的旧砖瓦，有些还是完好无损的，完全可以再用。眼看着一面嵌着精致图案的神龛墙被推倒，上面的花砖也被掩埋，非常可惜，我连忙过去把尚未被埋掉的一块雕有狮子的花砖捡出，放在车上带了回去。
还有许多漂亮的筒砖、瓦当，上面都有非常精致的图案，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被推倒，当作垃圾被运走。一些老砖则被人捡去，或者垒墙，或者卖掉换点钱。山西古建多，除了被开发为旅游景点的部分被修缮和保护起来，大都散落在民间各处，像这样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子，通常都会有几个旧时富庶人家的院落，修建时颇费资材，指望世代在此安居繁衍，谁料想，时代变迁，落得如今无人居住，坍塌损毁，直至被整体清除。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一些人、一些村子都会被碾压得粉碎，变成一道痕迹，有的连个痕迹都留不下。
我的童年在这样的村子里度过。那时候，生活节奏很慢，大家衣食不是很富足，但过得踏实，没有如今那么多焦虑。守着厚厚的黄土，只要勤劳吃苦，日子总是过得下去的。大家虽然盼着日子过得好一点，但对于物质欲望并不是很强，很容易满足。村里的婚丧嫁娶、祭祀、唱戏、走亲戚之类的事，一点也不马虎。小时候，每年要走上几个小时的山路，顶风冒雪去亲戚家磕头、拜年。如今交通便利，开车二十分钟能到达方圆几十里的亲友家，但人们的往来却少了。
这是时代的变迁，老一辈人走了，年轻人都在奋斗，时间就是金钱。
每次回老家，都是有喜有忧。喜的是，每次回村还能看到村里老的街坊、老宅院，老的生活方式尚在延续，让人有真正“回家”的感觉。忧的是，生怕村子被哪个开发商“相中”。好在我们村“保守势力”比较顽固，从领导到村民，没有被外力左右，让这个几百年的老村子延续到今天。
在外多年，内心总是挥不去对老家农村的那份情结。许多年来，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在上海二十多年，有家有业有朋友，无灾无病无欠债，但就是没有“根”的感觉。
没有根的感觉，让内心总有隐隐的不安，和财富、事业、地位无关。
2018年，我融入传统文化课堂，一浸五年。许多东西慢慢发酵、沉淀，让我在上海也有了一个“村子”。这个“城中村”是我们这些缘于一起听课、一起喝酒、一起看戏的朋友慢慢形成的一个“自然村”。应该说，这个“村子”的氛围与上海这座城市多少有点格格不入。上海是现代文明的桥头堡，西方文化气氛浓郁，大家彼此界限感很强，邻居间也几乎不走动，朋友也很少请到家里吃饭，更不会打听别人的婚姻、收入等“个人隐私”。人潮人海中，大家过着一种各自安好的生活，即便转身离开，今生再不相见也两不相欠。一场疫情，封城三月，让上海人在危机之中不得不展开邻里互助，人与人的距离空前亲密。疫情一过，一切恢复到从前。
上海人务实、精明、拎得清，日子过得紧致而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只是缺了点村里的气息。许多在上海打拼的外地人，整天像电脑程序一样运转，绷得很紧，压力很大。“薛家村”的出现，让许多人找到了“回村”的感觉，那里炊烟袅袅、人情流动，给了这些身在异乡的“新上海人”许多温暖和慰藉，甚至许多老上海人也被“拉下水”，变得越来越像“村里人”。
五年的熏染，让我对老家农村的种种思绪也越来越清晰。
去年一年，老家村子一共走了十七个老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腊月寒天走的，当然多少与疫情有关。父亲也在其中。那段时间，管控放开，疫情尚在，医院根本住不进去，殡仪馆排起了长队。许多老人走得猝不及防，丧礼只能简单操办一下。
父亲八十六岁，身体一向很好，每天生活极其规律。早上四点多起床，打扫房间，自己做早饭吃。上午外出散步、下棋、买菜、打水。午饭后小睡、出门下棋、散步。晚饭后，七点便关上自己的屋门看电视、睡觉。父亲性情开朗，从不为自己管不了的事情操心，也从不愿给别人添麻烦。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不给你们添麻烦”。父亲饭量比我还大，大姐说，冬至那天中午，父亲吃了二十个饺子。
原计划今年回村里修缮老宅，把父亲安置回老家村里住几年。毕竟，一个八十六岁的老人，在城里每天爬四楼，在车来车往的街道行走也多有不便，况且修缮老宅也是他多年的愿望。虽然之前父亲的一些迹象让我心里对他的身体状况有几分担心，但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快。
大姐说，冬至前五天，父亲在街上摔了一跤，被两位好心的大姐扶起，自己走回家。爬到四楼，用钥匙捅了半天，却怎么也打不开门。大姐开门一看，父亲满身是土，赶忙扶他进屋。至此，家里就不让父亲再出门，外面车多路滑，劝他在家里休息。稍微安下神来以后，父亲自觉没事，又出去几次。有一回在楼道里又摔了，对门邻居看到，才把他扶上来。
两次摔倒，家里绝对不让父亲出门了。父亲不允，姐夫托说是我从上海打来电话，告知不让他出门了。有了儿子的意见，父亲才同意，他掏出一百块钱给姐夫，说那买菜的任务就交给你了。父亲不出门，胃口依然很好，但窝在家对他来说确实有点无聊，他擦地、切菜，帮着做些家务。腊月初，周围许多人都陆续“阳”了，姐姐、姐夫也出现了症状，父亲也未能幸免。他起初有点发烧，感觉身体不适，偶尔咳嗽，但行动、饮食如常。我在上海，正在“阳”后恢复中，不时电话询问一下家里的情况。腊月初五那天上午，父亲让大姐给他做了点拌汤吃掉，之后便不再吃东西。夜里，他睡不着，老是醒来，要坐起来，言语也开始模糊，喘气有点急促。大姐感觉不好，初六一早便让姐夫给我打了电话。
接完电话，我马上订机票，当天的航班要到下午才有，我马上买了杭州起飞的机票，转乘高铁由杭州飞回太原。
到家是下午两点出头，父亲躺在床上，眼还睁着，但已经说不出话来，不停地喘息。我摸了脉，极亢。我赶忙配了些中药煎好，唤二姐一起，扶起父亲喂药。父亲被扶起的那一瞬，停止了呼吸。我一摸，脉已停。我瞬间泪如雨下，大姐二姐哭成一团。当时是下午三点五十分。
丧事操办由姐夫张罗，虽然事前有所准备，碰上这个特殊时期，还是遇到一些麻烦。老家丧礼操办必须由“阴阳先生”操持，有一套固定的仪轨。联系了一圈，“阴阳先生”们早已忙得分身无术，日程排到若干天以后，所有与殡葬有关的人员都在超负荷运转中。
在老家有这点好，遇到这种大事，亲戚朋友全来了。不到一小时，几乎所有本地的亲戚全都到位，大家各领各的活，很快就都忙碌起来。姐姐、姐夫的朋友闻讯也纷纷赶来，帮着料理各种事务。妻子放下手头的事情，从上海匆匆赶回。
我常年在外，除非自家亲人的婚礼丧礼，家人都不会通知我。他们觉得我在外打拼不易，回来一趟耗时耗力又花钱。多年来，我缺席了许多亲友的大事。早些年，我也曾有点庆幸，离家在外，的确是省去了不少应酬，落得个清爽。
前年9月，父亲回村，与老友攀谈，这些年的浸泡，让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缺席的，绝不仅仅是亲朋好友的一些“人情往来”。
在我回来后一个多小时，父亲离世。或许，父亲最后的时间，只是在等我回来。他常挂嘴边的话就是“不拖累你们”。父亲老来生活无忧，无病无灾，家中一切安好，临终前没受什么病痛、手术之苦，对我们子女而言是一种宽慰。
虽然仍在疫情之中，许多亲属、同学、朋友还“阳”着，不少家里尚有症状较重的老人。虑及现实的情况，我只告知了两三个初、高中同学。结果，很快就有十来个同学出现在我家，还有部分人一直待在我家，随时听候差遣。他们都戴着口罩，有的还在不时咳嗽，人多时，家里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事后清点，一共有二十四名同学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父亲的葬礼。
自家在村里有地，按照传统，我们选择了土葬，回村里安葬父亲。土葬需要很多人力，凌晨一早就要去地里启坟，各项安排都有固定的时辰。多年不联系的族中远近亲戚、发小，都是呼一声就到位，没有半点拖延。发丧那天，等队伍回到村里，到达坟地，一切都已就绪。
父亲离去的那几天，村里有几家也在丧礼中，有些人需要兼顾几家，诸多事情颇有掣肘。仰仗亲友扶助，父亲的葬礼不算隆重，但很圆满。我们做子女的，该哭就哭，该忙就忙，几天下来，悲伤且疲惫，但也心安。
按老家规矩，亲人去世后的每个“七”都有事情要做。算日子，父亲犯“六七”，我们要在前一天的凌晨，把八十八根谷草和白纸做成的小白旗，从家里一路插到坟头，好让父亲的魂魄沿着旗子找到回家的路。“八十八”是父亲的年龄数加二，一为天，一为地。
许多安排，我自己已经完全陌生，只是听从安排照着做。如今看来，这些仪轨虽然繁琐，甚至可以说“带有浓重的封建迷信色彩”，但是我做来心安。一件件事情忙完，父亲得到了圆满的安顿，我们做子女的也逐渐从悲伤中走了出来，各安其心，各就其位，继续当下的日子。
父亲的葬礼，让我再次对家乡传统的“礼”有了深切的感受，和老家有了一次深度的连接。当然，如果没有过去五年的经历，我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体会。
正月十八，是村里永旺家姑娘的婚礼。
按老礼，父亲故去，尚未出七，我不适合参加别人的婚礼。今年情况很特殊，村里先后走了十七位老人，不算本家，各家之间因为兄弟、姐妹、姑表之类都是亲戚关系，婚丧大事，也只能“特事特办”了。
永旺和我家不是亲戚，两家之间本没有“礼”。大概七八年前的一天，我在上海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我们村民杰哥打来的，之前我们从未有过任何联系，我上小学，他已经离开村子外出读书了。如今他是大学领导，位高权重，此次来上海开会，特意找来我的电话，要看看我。
在上海，但凡老家来人，我是肯定要接待的。我连忙开车去了他开会的地方，聊了许多村里的往事。他带我到他们的饭局，介绍我和他的老师、朋友们认识，待我像是自家的亲人、兄弟。我有幸给他当了一天司机，蹭了两顿大餐。民杰哥还嘱咐，村里永旺家姑娘在华师大读研，都是一个村的，离家在外，要经常关照一下。民杰哥离开后，我邀请永旺家姑娘到家里做客。之后，我们一直有联系。我回村里，也会顺便到永旺家坐坐，聊聊姑娘的情况。永旺夫妇对孩子“奔三”还没有对象很是焦虑。后来孩子毕业，到北京工作，找到了心仪的伴侣，由于疫情，婚礼一再拖延，直到今年才得以办成。
永旺家姑娘的婚礼，正逢我在老家，民杰哥也回来，还有村里多年不见的人，于是我决定去一下。婚礼要办三天，我头两天去吃了两顿，见到了村里许多几十年未见的乡亲，感受到了久违的气氛。世事沧桑，彼此在街上照面都不敢相认，如今见面，感慨万千。面对村里的凋敝，大家都很无奈，虽然都有把村子搞好的愿望，但奔波在外，各忙各的，也没机会一起议事。在这种婚礼场合，大家聚到一起，反倒聊出许多兴致和想法。大家原本各有各的资源，只是没有聚到一起，把村里的事务商量一下。民杰哥这些年为村里做了很多实事，大家都很赞叹，也希望村里越来越好，不要被“开发”掉。
村里的婚礼，我也有几十年没有参加了。我像一个外来游客，观察、感受着婚礼的一切。婚礼的形式有了许多时尚感，但操作模式，依然是那样的土气，土得厚重、土得冒烟、土得生机一片，那股气是貌似土气背后的和气、喜气、阳气、生生不息，让人喜悦。村里一年走了那么多人，确实有点悲伤。春天要来了，这样的婚礼给村子带来了一股生发之气。
正月十八是迎亲的日子，那天我回村办事，本没计划参加当天的仪式。但一回村，那地动山摇的锣鼓声就把我震住了。村里自己的锣鼓队，正在为婚礼助兴，那声音、那节奏、那劲头，让我无法不停下来欣赏他们的表演。
这些婆姨们平日在家揉面、喂猪、洗刷、种地，敲起鼓打起镲来，像是换了个人，颇有男儿气概，火力十足、豪情万丈。当天大风降温，不时有尘土刮来，我用手机录了一段，感觉手都要被冻掉一样，她们却打得不亦乐乎，越打越来劲。村里的人不擅表达，问她们敲鼓打镲有什么感受，她们也说不出个道道，只是两个字：高兴。
我脑子里突然蹦出来几个字：“听之以气”，这是我在课堂上听来的。村里这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乡亲，大都话少，但做起事来有一股“气”，就像她们敲锣打鼓的状态。她们说不出太多道理，但她们会“听之以气”“操之以气”。人活一口气，她们的“气”，比我足，比我顺。
当初我听到“勿听之以心，听之以气”时，以为此话甚妙。如今，身临其境，泡在老家乡亲们这阳气灼灼的锣鼓声中，我才恍然：他们过的日子，举手投足，都是在“理气”。
葬礼、婚礼、祭祀、看戏、敲鼓、打镲，这些平常的事情，哪个不在“礼乐”之中呢？村里大多数人文化不高，言语不多，但做事做人，有“礼”、有“利”、有“节”，让人感觉“气顺”。他们待人接物的韵味，常常让我这个自以为有点文化、有点见识的人汗颜。
此次回乡，感触很多，深觉村子之好，那是被厚厚的尘土包裹起来的好，若非“听之以气”，可能难以感受。
我们的村子万万不能像邻村一样，被“开发”掉。
院子没了，老树没了，窑洞没了，祖坟没了，村子没了，“根”就没了。
开春，我要回来修缮自家的老院。我会动员更多的发小、乡亲们回来，把自家院子、窑洞修好。这不仅是在安顿我们自己，也是时代的方向，乡村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灵魂。
有村子，就有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