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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长在山西黄土高原的一个村子里。
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进城。城里多好啊，有汽车，有楼房，有电影院，有自由市场，车水马龙的，热闹。村里太小，放不下我。村里太土，又脏又破。城里洋气，那才是我要去的地方。当我考上大学，到了沿海城市大连，终于离开了又土又破的老家，第一次看到了海。我觉得世界好大，好开阔，真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在大连混了十一年，“跑路”到了大上海。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陪洋人到一些“洋气”的场所。外滩的夜店，新天地的酒吧，衡山路的舞场，陆家嘴的景观餐厅……我完全够得上专业导游水平了。去过的，我都会特意存下电话号码，有客人或外地的朋友过来，我就带他们到那些地方玩，让他们也体验一把大上海的味道。东方明珠，我累计上去过三十多次，一度连那些导游们的解说词，我都背熟了。每次陪老家来的朋友吃饭，看到他们啧啧赞叹大上海的“洋”气、“抱怨”宝莱纳的一杯啤酒都要八十块钱时，我的内心就升腾起一种快感。那种快感似乎是在昭告世人：“咱村里人终于进城了。”“再来一杯！”“我干了，您随意！”爽！
然而，土人就是土人，即便是生活在大都市，穿上西服，也还是个土人。每次打领带，我都觉得有种要“上吊”的感觉，浑身不自在。我身上那个“土”是来自骨子里，是流在血液里的“土”，难以改变。
在外漂泊三十多年，我对各地的饮食都基本适应，但骨子里还是喜欢山西的面食。十几年前，在上海的山西餐馆很少见，味道也不纯正。有一天，我突然在南京路附近发现了一家叫“三晋春秋”的家乡菜馆，味道比较正。我如获至宝，每隔一段时间，就乘公交车一个多小时，到南京路吃碗“剔八姑”（老家的一种面食），再美滋滋地坐车回去。一个来回，半天就过去了，但我觉得很值！如果长达半个月没去吃碗面，总觉得肚子里的肠肠肚肚没有安顿好。
我的工作相对自由，忙起来需要好些天连着转，不忙的时候好几天没什么事。有空时我喜欢漫无目的地闲逛，在上海的老弄堂里瞎转悠，看那里的老人们打牌，小孩们在狭小逼仄的过道里玩，或者找个路边的茶房看书，甚至干坐着发呆。
在许多朋友眼中，我这个人有点“怪”，不可理喻，是典型的“不务正业”。身边的许多朋友不断地打拼，赚钱，换工作，换房，换车，换身份，我却始终对这些事情提不起兴趣。有朋友一直误以为我赚了很多钱。“赚够了钱”，闲得无聊才有资格“不务正业”的。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我比身边的大多数人都穷，我只是难以脱离“缸里有米就能睡着觉”的农民心态。就像我老家的农民，“今年收成不好，还有来年”，这样的心态让人心很安定。让我去琢磨跑几个客户，开发点新业务，赚更多的钱，换房换车，我是断然不会的。
我特别怀念老家的农民蹲在门口大树下抽旱烟的场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赚更多的钱，总觉得钱够用就可以了，我对于金钱和物质的欲望不强烈。就像我老家村里的农民，除了春天播种，夏天除草，秋天收割，和一些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事情，有大把的时间“无所事事”，聊天、走亲戚、晒太阳。我觉得农民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过日子”。老婆赚钱比我多，对我赚钱的期望值不高。抛开我早些年“逃荒跑路”的日子不说，大多数时光，我压力不大。
在上海，我虽然看起来是过着都市的生活，但本质上还是个农民。我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还是一副农民的习气。
2014年夏天，有一段时间我比较空，一天我突发奇想，决定独自开车去逛一逛。于是带了简单的行李，开车上路。车上高速，我还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快到苏州时，我想起我有个堂姐可能在苏州与孩子同住，便电话联系，想去看看他们。结果不巧，他们因故没在，我便改道北上，往苏北方向开去。
车到盐城界，想起了大学的同窗室友“洪老二”的老家就在盐城，他姓“洪”，“老二”是他在我们宿舍按年龄的排行。他每次寄家信要钱，信封上写着的地址我还记得：江苏省盐城市楼王镇楼范村四组。何不去老同学老巢一看！我马上定位导航，开到了他老家，打听找到了他的老屋。洪老二在东北经营企业，已经是开7字头宝马的“洪总”，父母均已接到城里，老家的房子已经废弃，房前被邻居种了密密麻麻的玉米，房门都无法靠近。遇到洪老二的一个婶子，聊了半天，我才离去。
第二天，我去看了盐城的新四军纪念馆，去了射阳沿海滩涂丹顶鹤基地，然后一路北上，向连云港方向开去。快到花果山地界时，我联系了老家在连云港的朋友，得知花果山景观多为近年人造，便打消了前往的意思，一路向北。
这种没有目的地的旅行非常自由，让我当下的每一秒都成了最美的风景，绵延无尽的道路，远处的群山绿树，天边的夕阳彩虹，前后穿行的车辆……一切都是完美的。我觉得自己融化在天地里，成了飞鸟，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只有当下的自由。
看到“日照”的地标，我想起了“日照香炉生紫烟”的诗。虽然此“日照”与李白的诗并没什么关系，但我觉得很有意思。生活中有很多事毫无逻辑关联，但确实能带给人灵感和快乐，挺好玩。
逻辑常常令人紧张。爱讲逻辑、讲道理的人往往不够可爱。我喜欢孩子，孩子们没有逻辑，个个都是天使。
当晚，我下榻日照，到海边看了海，买了个形状像屁股一样的珊瑚，还看到不少当地的老年人在海边游泳，身体确实都很好。当晚，我在路边的烧烤摊吃海鲜，喝啤酒，和当地的人聊天，摇摇晃晃地回了酒店。
告别日照，我独自开车去了乳山、威海、烟台，渡船去了大连、天津、河北、北京，五台山，顺便回了趟老家，又去了长治、河南周口，经蚌埠、南京，折回上海，行程4500公里，见了不少有趣的人和事，一切都是非常的美妙。在烟台海滩，看到有人把车开到海滩趟水，我也把车开了进去，结果车陷进沙子里。他们开的都是四驱的越野车，我开的是两驱轿车。看着即将涨潮的海水不断逼近岸边，我吓坏了。幸亏一个开越野车的小兄弟，赶在涨潮前帮我把车拖到岸上，我们后来成了朋友。几个月前，他和女朋友吵架，还请我帮忙出主意。
若不是机缘巧合，灵光乍现，我断不会做那样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次旅行给我很多启示，让我反思了许多问题，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生活的态度。那次旅行让我意识到：我们很难“规划”自己的生活，因为真正的生活是“生发”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我们智慧太浅，而生活很宽，我们只有顺应它，懂得了在生活中的“进退出入”，才能让自己的身心安顿。
那次旅行以后，我变得更加“散漫”了：对于生意上的伙伴，更多是当作朋友一样相处，即便是没有生意往来，也经常关注。有些外地朋友多年没有生意，也不来往，但他们来到上海，我会尽量抽空接待。大家吃饭聊天，发现彼此除了生意，还有生活，还有那么多有趣的东西可以分享。与许多人成为朋友，反倒是大家在没有了业务合作以后。
每个人都有“主业”“本职”“身份”之外的很多面向，那些面向，比我们直面的那个有目的性的“业务”“正事”更加精彩纷呈。当我们目的性很强的时候，往往难以看到那些有趣的面向。许多冲着“结婚”目的找对象的，有不少都离了。人的许多面向，是在生活中慢慢显现的。
与我合作的工厂，有很多外地来上海打工的，老人孩子留在老家，云南贵州四川的都有。他们的生活很枯燥，整天在车间里做着机械的重复工作。偶尔和他们在一起干点活，男男女女的，听他们聊老家的故事。个别工人“不怀好意”地故意说点“黄段子”让旁边的女工听到，引来对方一阵哄笑和骂声。以前遇到这种场景，我觉得他们“粗俗”，因为我是“读书人”，有“文化”，现在我觉得他们挺真实、挺有趣。
外地有朋友来上海，我会尽量抽空陪他们玩，如果恰好有国外客户来，我会把他们聚在一起，大家吃饭聊天，彼此认识。有人觉得我这样把两拨毫不搭界的人撺掇到一起很不好，但我看挺好，他们也乐意，觉得很有意思。国内的朋友借此了解了我的客户，国外的客户借此看到了我国内朋友圈和他们的生活。彼此的世界因我更加开阔。
在上海这个重效率、讲“投入产出比”的环境，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是比较另类的，常让人难以理解。难以理解，就会产生分歧和矛盾。身边的很多朋友觉得我是“小农思维”，经常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与现代文明社会格格不入。我也觉得我头脑中存在“小农思维”，一度也非常纠结，感觉自己或许有问题，但想不清楚自己“错”在哪里。
2018年6月，有缘接触到薛仁明先生。薛先生很“土”，走在农田里，十足一个种地的农民模样。这样的人讲历史、讲京剧，讲得活色生香，让人听得欲罢不能，又哭又笑。听着听着，我才渐渐地品出点味道来，自己一度曾经非常纠结的许多问题都慢慢消解，让我更加清楚地看清了自己。
反思自己，我一直是以自己的“土”而自卑的，从当初一心要冲出家乡的“土”地方，到后来在上海尽情地消费“洋玩意儿”，不断带朋友逛那些现代、新潮的场所，其实都是想证明我自己不再“土”了。有了微信，我给自己取了个“胡胡”的名字而不用实名，多半也是觉得“兴旺”这名字太土气了。自从上学以来，我对我妈从《毛主席语录》里面取出的这个名字就很不满意，觉得这名字比“铁蛋”“狗娃”之类的好不了多少。所以，多少年以来，别人叫我本名时，我一直是有点羞于答应的。到了上海，一直在外企，大家都用英文名字，我延用起了大学外教给我起的名字“亚当”。没人再叫我的“土名”，自信心接连三个涨停。自取“胡胡”的名字，只因我爱“胡思乱想”和“胡说八道”，觉得好玩，关键是这个名字不“土”。
近墨者黑，薛先生的“土”，唤醒了我的“土”。我有点惊讶，原来一个“土”成薛先生这样的人，居然也可以博学多才，活得一身喜气。原以为博学多才一定要“法相庄严”，至少也要“道貌岸然”才对。处久了，发现薛先生的才气和喜气，是从他的“土气”中滋生出来的。或者可以说，他本身就是一块“土”，无论你泼脏水，还是倒大粪，他都“来者不拒”，经他一“化”，开出花、结出果。同学、舆论无论如何取笑、批评他本人，无论如何吐槽家人、社会，薛先生都能“笑纳”，从中“提炼”出“养分”，以朴素而风趣的言语讲给同学，让听者有所共鸣，得到滋养。
薛先生长得土，让众多女生一眼看上去，绝对不会有任何多余的想法和冲动，所以反而能够沉下来静静地听课，关注他所讲的内容。不知道这是不是薛先生的“诡计”。我发觉，薛先生这块“土”很厚、很沉，里面埋藏着很多宝贝，我在里面刨到了许多：孔子、刘邦、萧何、张良、司马迁，还有京剧、婚礼、葬礼、祭祀这些我们近在咫尺，却又不知其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还有一帮活色生香的同学、朋友。孔子、刘邦们是千年之前的人，但在薛先生这块“土地”上，他们又活了，我们又看到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听到了他们的心跳。
薛先生让我看到了，我们的生活原本是有“诗意”的、有趣的。自己在大上海，衣食无忧，却过得很无趣，没有“诗意”。听薛先生课，让我在历史中看到了“诗意”，在京剧中感受到了“诗意”，生活也不再那么“失意”。我看到了“无用”原来那么“好用”，看到了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和感动原来可以那么生动有趣。
在上海这个都市，身边很多的人过得很富有、很成功，但也很紧张、很“务实”，缺少了点“诗意”。的确，“诗意”这玩意儿，不能吃不能喝，不能还房贷，也不能抵税。人到上海，多会变得比较精明，图个“实惠”，这点我一直不太能适应。在我们老家的农村，大家的生活，除了劳作、养家，还有人情往来，还有大把的时间晒太阳、做些“没意义”的事。我觉得，那是在养神、养气。这是我在薛先生的课上认识到的。
薛先生让我看到了“土”的好，也让我对“土”的感情由厌恶转变为自豪，让我越来越觉得又“土”又“丑”原来是我的“资源禀赋”，原来自己糊涂，一直把自己那个“土气”作为“不良资产”进行“剥离”的。活了大半辈子，居然把自己的财富当作了负担，真是愚钝！
我的“土”，是骨子里的，和我们老家那黄土一样厚重。
黄土地看起来很脏，但春来花开，秋来结果，是真正能生发、孕育生命的根本。
城里人不愿到我们村里，觉得尘土很脏，茅厕很脏，缺水，不讲卫生。我觉得有道理，村里的条件确实与时代有些脱节。见到薛先生，我发现他似乎不仅自己“土”，还喜欢“土”，赞美“土”，甚至喜欢“脏”。有一回一起吃饭，薛先生发现夹起的一个丸子里有一根长长的头发，他竟然一边开玩笑一边把那个丸子吃掉了。当时看得我目瞪口呆。后来我终于明白了，薛先生打趣的背后，是对主人的体谅。
要想开出莲花，就得扎根在污泥里。这是薛先生的言行给我的启发。
薛先生让我看到了“土”人的希望。
又到花开季，好想回去看看，踩一踩那厚厚的黄土。那片厚土上，杏花、梨花又该是漫山遍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