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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次癸巳，2013，我在台北书院开课。底下一群“学霸”，有教授，有博士，还有不少台大毕业生。平均五十多岁，比当时的我还年长。他们上课很认真，既专注又肯思考，我备课也用心，觉得与这群“高知”上课，很能够“教学相长”。四年后，讲课记录付梓，书名《天人之际》。
甲午年，2014，北京辛庄师范开课。这是在大陆上课的嚆矢，至今，十年了。当时的学生比台北的学生年轻了一二十岁，但他们上课同样认真，我备课也一样用心。因此，讲课记录几年后也在两岸先后出版了，名曰《乐以忘忧》。
可事实上，当时上课的效果并不好。
既然师生都用心而认真，讲课内容还能出版成书，为什么又说“上课效果不好”呢？
一句话：人没啥变化。
至于为什么没啥变化，可笑当时已惘然，我是真没弄明白。虽然，我知道要当“人师”而非“经师”；也自觉谈“生命的学问”，传授的是“道”，而非仅仅国学“知识”；甚至，都已目睹了学生时不时恍然大悟、深有触动。可是，为何却没啥明显变化呢？
后来，有意无意之间，自觉或不自觉，课堂有了调整。我不再让学生提问，也不再那么在意学生聪不聪明，甚至也不太关心他们悟性高或不高，而是开始关注个别与整体的气息。过了几年，无意间又读了《庄子》说的“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才明白了问题的症结。
原来，台北课堂算是“听之以耳”，从耳朵通大脑，这是擅于思考的“高知”的长项。而后大陆各地课堂开始有了更多的触动、感动、心有戚戚焉、恍然大悟等，则更多是“听之以心”；全世界的宗教、现在很流行的“身心灵”、乃至于宋明的陆王（陆象山、王阳明）传统，都可算是“听之以心”。
但中国文明的主流，尤其礼乐文明，重点却在“听之以气”。
于是乎，我上课的重心渐渐从经典的讲解、动辄高谈儒释道，转移到每个人都可以具体实践的礼乐文明。礼乐文明背后固然有一套完整的思维模式，但重点则在于一整套完整的行为模式。礼乐文明很难“坐而论道”，必然是行动的、实践的。只有在行动里、实践中，才会产生所谓的气息，也才能够“听之以气”。因此，我概念说得少了，具体的例子说得多了；内心探索变少了，真实故事变多了；伟大的事儿少了，平凡的人儿多了；干货少了，水货多了。而且，干货、水货还常常混在一起，庄重与戏谑也搅成一团，学生变得不太有办法记笔记（更多是压根没打算要笔记），甚至，他们都不太知道怎么转述这种汤汤水水的课到底上了啥？
如此混在一起、搅成一团，好之者，固可美其名为阴阳虚实、一气周流；恶之者，自然也可以訾议成大杂烩、一锅乱炖，简直不知所云。但不管如何，关键是：上课的效果的确变好了；换言之：学生开始有变化了。
这些变化，有时是目睹了，有时则是听闻到的。某些学生会笑了、脸放松了、变亮堂了，这应该是属于流行语所说“肉眼可见”的范畴。至于某些学生堵点慢慢打通、郁结逐渐散开、生命变得厚重，或者具体到譬如夫妻关系改善了、孩子像样了、婆媳之间融洽了，这些貌似家长里短、婆婆妈妈却实则是礼乐文明的最核心，凡此，有些是听学生聊起的，有些是课堂上听学生分享报告的，另外，还有一些则是他们写成了文章，而后在《我心安处 天清地宁》公众号发表的。
如今，文章成书。全书的内容参差，文字也谈不上讲究。至于文章的真假与虚实、究竟有几分可信，凭读者如炬之目光，自然分辨得了，就毋庸赘言了。我想说的是，书中的作者们倘使真有那么一些变化，无非是沾了咱们老祖宗礼乐文明的光。礼乐文明是当下中国人精神层面譬如信仰、教育、家庭、婚姻等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过去，礼乐文明让我们的祖宗气息绵长、延亘数千载；未来，礼乐文明也可以让我们的子孙生生不息、信实安稳。这些文章只是最初阶的实践报告，刚刚起步，离真正的礼乐文明当然路途迢遥。但只是这初初几步，已让人隐隐感觉有种明亮，前面，仿佛若有光！
甲辰年（2024）端午，薛仁明于上海